《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以生命的名义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2009年9月1日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发行。到10月初,不大爱读书的香港人买了近3万册,台湾地区的发行量则逾15万本。我向一位刚从美国到香港的朋友推荐,她说,过去24小时内,你是第4个建议我看这本书的人。

近20年来,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真相的探索、对历史现象多元的解读,不只出现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也纳入了通俗的电视连续剧。然而,从来没有一本书如《大江大海》这样引起震撼。作者带着母亲对儿子叙述往事的温柔与亲切,以优美的笔触、引人入胜的张力,引领读者走进60多年前中国人的一段惨痛经历,透过卷入战争机器的一个个普通兵卒的血泪故事,去了解战争、了解历史,去感受生与死。这本书不仅令人思索中国内战,也唤醒我们被教条蒙蔽的良知。

【“他们都是农家子弟”】

不少“70后”、“80后”的大陆年轻人,对近代中国许多重大事件、人物一无所知,谁之过?1950年代,我在昆明读小学时,抗日战争才结束几年而已,郊外还有未填平的炸弹坑,而对抗战的集体记忆,已被人为地掩盖了。人民在响亮的歌声中统一思想,建设新中国,“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况且,我们从小对历史的认识,没有脱离过黑白分明的是非观。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父母和老师会告诉你。抗美援朝开始,美帝国主义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但在更小的时候,看到街上的美军,我们会跷起大拇指说“老美顶好”。曾经善良友好的美国兵为何转瞬变成凶狠的杀人魔王?这不在我们思考的范围内。从历史课上,知道了日本侵略中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卖国贼不打日本,只围剿共产党;抗战时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赶走了日本兵,打垮了蒋匪帮。这些都是“不容分说的、铁的事实”。不信,你翻开所有的历史教科书,看所有能够看到的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吧。

《大江大海》并不试图以说教来颠覆主流的历史观,作者只是冷静地带着读者去听取战争幸存者的故事。其中最惨烈的,大概是长春围城。一方的胜利,是以封锁长春半年饿死30万平民及官兵为代价。被全部歼灭的敌人是谁呢,是“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 ;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部在长春围城中覆灭”。这场战争的残酷真相,相信我的同代人和现在的年轻人几乎闻所未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将军,拒绝看任何战争片。直到晚年,他的医生问他为什么,他只抛出短短的一句话:他们都是农家子弟。同样,的将军孙立人,看着无数年轻人陈尸荒野,也曾流下眼泪,虽然那是“敌人”的尸体。

龙应台访问了台东乡下两位81岁的阿伯。他们17岁时被骗去当兵。一天,行军队伍走近码头,才知道将离开家乡,结果一去50年。两人被送上战场打“共军”,被俘后,换了制服,调转枪头打国军。其中一人后来被送往朝鲜打美军。老人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龙应台问:“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这就是国军的歌啊”。“乱讲,这是的歌”,同胞更正道。“不是国军……”他惶惑了。他并非老糊涂了,他的一生充满了解放、剿匪、杀敌报国等口号,他被这些他不曾真正理解的目标弄糊涂了。末了,龙应台问:“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那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糊涂吗?看他何等清醒!

【“去时里正与裹头”】

1988年,大陆允许台湾老兵回乡探亲。我在香港每天上班的火车上,无论是看到一个,还是一群,立刻能认出他们――茫然得近乎惶惑的表情,不时吃力地挪动脚边的行李,里面装的往往是倾其所有买来的礼物。这些不就是“去时里正与裹头”的谁家儿子吗?看着他们,浮现当年“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情景,让人揪心。《大江大海》讲述的故事中,往往连牵衣顿足的送别都成为奢侈。十几岁的男孩,要么连话别的机会也没有,要么还不知远别的感伤。更没有人能够预料,此一别,将成永诀。

作者访问了不少少小离家而今功成名就的人,他们谈起历尽辛苦的逃亡,尤其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哀恸,无不老泪纵横。几十万官兵、200多万仓皇逃到台湾的大陆人,包括所有没落的、一生平庸的、成功的,哪一家没有悲凉的故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被问道:“12岁那年,如果你没有跟亲戚去香港,结果会如何?”记者和听众都以为他会说,那我可能当一辈子农民,绝不可能成为化学家之类。出乎意料,崔琦沉默片刻后,缓缓地回答:“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多个劳动力,我爸爸妈妈也许不会饿死。”镜头前,他没能忍住眼泪。

战争过去了,对生命的蹂躏与践踏没有停止。大陆的读者也许不熟悉195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大江大海》记述了几个令人扼腕的故事。当年,8000名中学生从山东徒步走到广东,跨越万水千山,最后几千名到达澎湖,却发现面对他们的是机关枪。得知17岁以上的要被强制当兵时,队伍中有人大声喊:“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司令官一个眼神,少年倒在刺刀下、血泊中。带领这批少年从山东跋涉到台湾,并为学生的不平遭遇奔走呼吁的七位校长、老师,全部被当作“匪谍”枪决。

那个时代倒下去的,大多是最优秀的。作者道:很多残酷,来自不安。无需多言,这是对集权政治之所以实施政治迫害的最好总结。

龙应台也带读者去看硝烟散去的杀戮战场、溃军逃亡攀越的高山峻岭,还到战俘营,带着敬畏查看死者的遗物,读他们写给亲爱的人的尚未来得及寄出的信。我们惊讶地看到,无论德国兵、日本兵、美国兵、兵,相信也包括作者没有采访到的,他们的家信都洋溢着对亲人的思念、对国家的忠诚、对结束战争的渴望。长春城被围困期间,一封官兵写给亲人的信和诀别书,大概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阵营的官兵最后的表白,他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说:“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军装,是一个善良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作者神通广大地获得了许多战地家书,真是如有天助。

【以生命的名义书写历史 】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的6月2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赈灾晚会的主题是:以生命的名义。 《大江大海》便是以生命的名义书写历史。“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有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听这些垂垂老矣、从战场上捡条命的人叙述,不由让人联想到,每个战死的年轻人,家中都有等待他们归来的父老乡亲。这本书没有批判这场内战,没有裁决历史,更不去追究责任,它只是让我们看到以神圣的名义发动战争、草菅人命的后果。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才取得求同存异、避免战争的共识。但将尊重个体、追求和平作为终极价值,至今仍有争议。

对发起、策划、指挥战争的人,战争的结局不是胜利就是失败;对用性命去搏杀的兵卒,无论你在战败一方,抑或战胜一方,结局都是两种:活着,或者死掉。如果幸运地活下来,最后不都是解甲归田吗?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几千万亡魂都值得致敬。

在新书会上,龙应台说,写此书最大的期待,是年轻人读罢,会去倾听他们的长辈的故事,去了解他们的长辈经历的喜怒哀乐。她尤其希望大陆的读者能看到这本书,也期待记录民间历史的书不断涌现,“大陆应该可以写出十万本这类的书”。

如果问书中哪一句话令我最难忘,则是龙应台最终找到当年抗战英雄“八百壮士”的大约最后一位时,这位九十多岁、九死一生存活下来的人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李维恂独独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如作者所说,她在写作期间,似得到神佑 (她称为“加持”)――即便她有众多出类拔萃的朋友、义工、粉丝倾力帮忙,假设再过5年,哪怕3年来写,多少书中的主人公将带着他们的故事离开人世。她固然具备异乎寻常的精力和功力来完成此书,但若没有“天助”,怎能赛过光阴的脚步?

看了作者父亲的故事,才明白她对年轻人的一番期待,还源于自己内心不可言喻的痛。“如今站在下关长江边上,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有缘跟这衡山龙家院的少年成为父子父女,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尝试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

战争,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描述,都惨烈得让人不忍目睹。作者沉静的态度、洗练生动的语言,像轻纱一般,盖在战火蹂躏过的血泪斑斑的土地上,让读者可以直面历史,随作者一起冷静下来,带着良知,去感受,去思考。“有幸能和我们的同代人这样携手相惜,一起为我们的上一代――在他们一一转身、默默离去之前,写下《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向他们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烛光不昏晦,我只感觉到涌动的感恩和无尽的谦卑”。读到书的最后一段,不由想起龙应台在演讲结束时,双手合十,向听众深深鞠躬的样子。

也向你鞠一躬,谢谢你,应台。

(作者系文史学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现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