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亿社保资金的挪用路径

曾有人说：“小生意需‘小本’经营，大生意反而可‘无本’经营。”这句话用来形容上海社保案的始作俑者，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福禧公司）董事长张荣坤甚为贴切。

33岁的张荣坤“拥有”49亿元资产，是《福布斯》2005年中国富豪榜第16名。曾经的光环让多少人艳羡，但随着上海社保案的曝光，人们发现，他所拥有的资产不过是挪用上海企业年金发展中心（下称上海年金中心）资金“借鸡生蛋”，他用这些钱投资于高速公路收购等项目，短短时间便成就了亿万富豪之名。

新华社消息称，自2002年第四季度起，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上海社保资金在两年多时间内先后7次被挪用，总量达34．5亿元。这些钱都在个别人的操纵下以委托资金运作的方式，交给张荣坤的沸点投资有限公司，沸点投资有限公司以此再投资给同为张荣坤所有的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这样34．5亿元社保基金就变成了福禧集团的自有资本金，张荣坤再以此到银行圈贷款。这就是张荣坤的资金链轮廓，与他有关的案件也正在审理之中。

但张荣坤并不是本文的主角，本文要叙述的是另外一笔8亿元社保资金的挪用路径。

同门争斗

2007年1月30日，上海市一中院在24庭开庭审理中泰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泰信托”)诉杭州华溥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杭州华溥”)欠款纠纷案。

官司引人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原被告同属《人民日报》旗下华闻控股的子公司，其中，华闻控股及其控股上市公司新黄浦持有中泰信托59.4%股权，华闻控股持有杭州华溥51%的股权。更重要的是最初所涉的8亿资金源于上海年金中心――而它正是上海社保惊天大案的“漩涡”中心。

庭审调查显示，一笔4亿元的社保资金划拨居然没有任何书面凭据，8亿元的社保资金就在几家关联公司中自由流转。如果不是上海社保案发，紧急催动还款，再加上股东内讧，导致诉讼公开庭审，真相可能仍旧无法曝光在媒体之上。

中泰信托前身为1988年成立的农行厦门信托投资公司，2002年3月重新登记为中泰信托，注册资本约5.1亿元，主要经营资金信托业务；杭州华溥成立于1996年11月，注册资本4240万美元，由香港瑞铭公司与华闻控股合资组建，主营业务为住宿、商业酒店，其主要资产为杭州凯悦大酒店。

而这个案件要追溯到2003年12月9日，当时华闻控股就与香港瑞铭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约定华闻控股将对 9.2亿元的投资，每年享受9.8%的年利，同时确定华闻控股拥有杭州华溥51%的绝对控股权，但原董事长林秋玉留任。

华溥的主要资产就是现在风光无限的杭州凯悦大酒店（当时属于在建工程），它地处西子湖畔，2005年6月28日营业后，成为杭州著名的五星级酒店之一。但这座酒店从1993年立项开始，就经历坎坷。那时，林秋玉第一次和朋友从台湾来到杭州，她为风景如画的西湖所吸引，认为西湖需要一个现代的、高档的酒店来配衬，于是就有了在湖滨建一座五星级酒店的念头。

酒店工程项目需要投资15亿人民币，包括杭州凯悦酒店、购物广场、酒店式服务公寓、娱乐百汇等四大部分。当时，年逾40的林秋玉“抛下”台湾的家庭，只身来到了杭州，但是由于资金和技术等问题，酒店历经10年的停停建建。最终由于华闻控股的介入，才使得杭州这个著名的“马拉松工程”修成正果。这时，林秋玉也兼任这座大酒店的董事长。

诉讼发生后，有人猜测由于华闻控股占有51%的股权却没有派员担任董事长，这才为后来中泰信托与杭州华溥对簿公堂埋下伏笔。而华闻控股注入的资金主要就是通过旗下的中泰信托将钱款划过去，知情人士透露，这次诉争的8亿元只是双方资金往来的一部分，它们中还有一些旧账也没有了结。

在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但是基本事实却很清楚：2004年11月19日，中泰信托与杭州华溥签订10亿元的贷款协议，年利率7.05%，此后不久，双方又签订贷款补充合同，将10亿元变更为8亿元。而这笔钱是来源于上海年金中心2004年下半年委托给中泰信托的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有媒体报道，前上海市委书记的独子陈维力曾在2004年后出任华闻旗下的中体传媒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中泰信托将这笔款项分别于2004年12月31日和2005年1月19日划到杭州华溥的账上。根据协议，这项债务期限为3年，到2007年底，杭州华溥需要清偿贷款。

祸起社保案

本来，合约生效履行，凯悦大酒店也建成营业，只要等到2007年底清偿贷款之后，皆大欢喜的场面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是，2006年7月27日，福禧公司董事长张荣坤首先落马，8月12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随后落马，于是上海“社保案”浮出水面，引起民众对上海高达数十亿元社保资金安危的极大关注。

2006年8月，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属的上海年金中心提请上海市一中院对福禧公司进行诉前保全，诉讼涉及金额总计34．5亿元。而与此同时，在特殊背景下，不管违规与否、合法与否，限期清收成为上海社保部门的主要任务，2006年10月中旬前曾一度成为清收的一个大限。

就在本案庭审前两天，1月28日，上海“两会”正在如火如荼地召开。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上海社保违规资金案件正式查处后，上海积极配合中央专案工作组彻底查清问题，并专门成立了市专案工作领导小组和专案组，及时开展社保违规资金追回工作，成立了市社保违规资金处理工作小组。

据了解，此次清收社保投资资金主要有三类，一是借给福禧公司的30多亿元本金以及利息；二是通过商业银行的委托贷款，如占据一定比重的房地产企业贷款；三是其他委托理财资金，本案就是例证。

虽然该案庭审之时，中泰信托的律师已表明现在催收的8亿元欠款与社保资金已毫无关系。并且声称这笔信贷是合理合法，并且在上海年金中心2006年9月4日致中泰信托的一份传真回执上也写明，“8亿元的信托资金以及1088万元的信托收益都已经到账。”

但他这一声明点出归还资金的特殊背景。要知道，9月的上海，正处在社保案的风口浪尖。为了追回社保资金，上海有关领导表示，对不法分子，要依法让其倾家荡产，让其从拥有巨量不法资产变为零资产、负资产。

虽然追回社保违规资金中，上海是坚持按照依法合规严格的程序来推进各项工作。但是不可否认，哪怕是正规使用社保资金也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张荣坤引发的社保案最终使得这笔形式上合法的委托信贷“终结”。为配合社保款项清收，注册资本仅5.1亿元的中泰信托咬紧牙关“提前”（或按期）归还上海年金中心的8亿元后，很自然也想到了“如法炮制”――提前向杭州华溥催还8亿贷款。

清收后遗症

归还社保资金4个多月后的这场诉讼也恰好把最初的8亿元的社保资金链暴露出来。

上海和浙江，各据一方的两个独立的公司法人发生债务纠纷，毕竟不同于作为事业单位的上海年金中心向同城的中泰信托清收款项那么简单。由于杭州凯悦大酒店开业不久，而酒店业的收回投资周期本就不短，另据华溥公司的律师透露，2006年3月至11月酒店盈利达1.53亿元。据此几乎可以推断，2006年一年的盈利也就2亿元左右，现在提前一年收回8亿元的贷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以想象华溥公司很难接受这样的条件。所以，谈判不成，诉讼就成了中泰信托提前收回贷款较为理想的手段。中泰信托也开始着手诉讼准备，它首先聘请了与华闻系有良好业务关系的上海君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祖铁军作为律师，他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一级律师。

在研究了双方的贷款合同之后，祖铁军很有把握地接手这个“看起来准赢”的诉讼。于是，去年10月13日，中泰信托以杭州华溥经营恶化、没有足够的偿债能力为由，充分利用合同约定的条款以及法定的“不安抗辩权”，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讼，同时，向法院申请冻结了杭州华溥的账户。

法庭上，中泰信托向法庭陈述了三项诉讼请求：要求杭州华溥归还8亿元欠款以及4324万元利息和罚息，主张债权所支出的合理律师费129万元以及诉讼费皆由杭州华溥承担。祖铁军游刃有余地阐述提前还贷的四大理由。

其一，根据约定，中泰信托借出的款项用途是支持杭州华溥建设杭州凯悦酒店，但后来证明，这笔款项至少有部分是被挪作他用；

其二，根据约定，每年6月20日是付息之日，但到2006年底，杭州华溥已经欠利息达4000多万元，中泰信托借款的目的就是收取利息，既然目的已经落空，合同理应终止；

其三，根据约定，杭州华溥若发生重大诉讼纠纷，中泰信托可以提前要求还款，而去年杭州华溥与华闻控股发生过标的额达4.1亿元的诉讼；

其四，华闻控股曾于去年向杭州当地公安局举报杭州华溥有转移5000万元资产的嫌疑，而且杭州凯悦大酒店的业绩并不能令人满意，今年年底可能无法按期还款。

“原来只打算诉请按期缴纳利息，但综合考虑后，决定连本金也一起要求偿还。”祖铁军还提供了一份华闻控股证明称，杭州华溥的证照和公章都已经被另一个股东香港瑞铭公司控制，中泰信托为此更是增加了杭州华溥难以还款的忧虑。

杭州华溥人先针对后三项理由一一反驳。2006年3月至11月，杭州华溥治下的凯悦大酒店赢利高达1.5亿元，根本就不存在还款危机的问题，至于转移财产的嫌疑也已在当地公安局调查后澄清了，“被质疑转移的5000多万元都是应付账款，属于正常使用。”

至于利息拖欠，杭州华溥认为此前的利息都是由华闻控股支付，只不过是资金从杭州华溥的账面上过，去年6月欠息是因为华闻控股一名高管不配合导致没有及时还息，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故意欠息之嫌，“何况中泰信托申请冻结的账户中的钱款足够支付这些利息。”

而杭州华溥在反驳祖铁军的第一条理由时，为了撇清身上的责任，杭州华溥人在法庭上剑锋直指华闻控股，“杭州华溥是名义借款人，华闻控股才是实际借款人，这不是挪用的问题。”

虚实借款人

究竟谁才是8亿元社保资金真正的使用人？庭审的焦点在于此，而这也直接关系到上海社保案中两名企业老总的落马。

2006年9月1日，上海新黄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新黄浦）董事长吴明烈被中纪委实施“”。11月2日，上市公司上海新黄埔置业的董事长、华闻控股的常务副总裁王政因卷入上海社保案被司法机关羁押。

而他们被调查的缘由在于2005年2月4日，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与华闻控股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向华闻控股子公司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新黄浦75%的股份，价格为36180.2万元。同年12月12日，新华闻投资再次收购了新黄浦集团18.18%的股份，总价4.25亿元。

据《财经》报道，华闻控股收购新黄浦集团75%股份一事，为吴明烈一手谋划，黄浦区国资委事先并不知情，事后只有予以追认。而问题不在于收购本身，而在于华闻用来收购股权的8亿资金上。

2005年1月19日，中泰信托将8亿元贷款中的最后一笔4亿元划到杭州华溥的账上。15天后，华闻控股便开始收购事宜。业内猜测，华闻控股动用的资金便是由杭州华溥而来。

此外，杭州华溥在庭上还称，它与中泰信托还签有一份补充合同，约定在2005年3月31日之前，由新黄浦提供一部分资产对该项贷款进行担保，替换掉广西新长江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新长江”，同为华闻控股的关联公司)以广西兴业至六景高速公路收费权作出的质押担保。而这也似乎在暗示新黄浦不会无缘无故参与进来。

所以，就在这两个看似无关的事件中，却有意无意地描出了这8亿元社保资金的来龙去脉。尽管后来由于新黄浦资产评估滞后，没有来得及替换抵押。

为了证明华闻控股就是实际借款人，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杭州华溥在庭上出示了一份同在10亿元贷款协议签订当日签署的“四方协议”，共有四方当事人签字：华闻控股、中泰信托、杭州华溥和新长江，主要内容是约定杭州华溥是名义上的借款人，钱款从其账上走，实际用款人为华闻控股。

在四方协议中，还规定在杭州华溥以在建酒店工程作抵押担保外，还约定新长江以高速公路收费权为质押担保，同时华闻控股为这两项担保提供反担，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发生中泰信托需要提前收回贷款，应该首先找新长江，然后找华闻控股，第三才轮到杭州华溥。

为此，杭州华溥在庭审之前就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求追加华闻控股和新长江为被告的申请，要求这两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虽然杭州华溥在庭审结束时仍然向法庭提出这一请求，但是中泰信托的人却明确表示，“哪有被告要求增加被告的道理？是否追加被告应该由原告申请决定。”并且认为这个四方协议是一个框架性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因此并不算数。

谁才是赢家

虽然杭州华溥当时也急需资金，但是当第一笔4亿元资金到达账面，还是再度划转到华闻控股的口袋。据杭州华溥的陈述，路径其实是在中泰信托的钱到了杭州华溥，杭州华溥再把钱还到中泰信托的账上，然后由中泰信托把这笔钱交给华闻控股。

杭州华溥人介绍说，这样做是因为2003年12月9日华闻控股与香港瑞铭公司共同投资杭州华溥时就约定，华闻控股需负有对杭州华溥进行9.2亿元的投资义务。“第一笔4亿元的款项在划到杭州华溥账号后不久就被转走，但也被算作给杭州华溥的投资。”也正因为如此，杭州华溥才愿意充当一个名义借款人。

杭州华溥还解释说，根据信托管理的相关规定，作为大股东的华闻控股不能直接从中泰信托获取上海年金中心的贷款，原本是想通过同是关联公司的新长江直接贷款，但是上海年金中心方面认为新长江单纯的收费权质押不够，于是杭州华溥便受命以在建的凯悦大酒店项目参与进来。此外，杭州华溥也承认并非8亿元贷款全都被划走，在这次贷款中，它也是受益者之一。

不过，祖铁军在庭上并不认可这个说法，“签约的是杭州华溥，收款的也是它，怎么还说是名义？”他还是坚称要求讨还8亿元的贷款。杭州华溥的人也承认到账后又将钱划回去的主张没有文字上的证据，但坚称这是事实。

今年1月28日，韩正对外称，“上海目前已全部收回社保违规资金。目前已全部收回了社保违规资金37亿元，其中包括社保案本金34.5亿元，应收回利息2.5亿元。”

而整个上海，也似乎都在反思社保案的教训。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泰信托的律师在庭审后很自信地说，这个官司赢定了。

上海反思

自2002年第四季度上海社保资金被初次挪用起，至2006年7月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时，34．5亿被挪用的社保资金分文未归。所幸的是，案发后，相关部门迅速查封了张荣坤的资产，并初步判断，其总资产高于涉案资金。

而这一笔来回折腾的8亿元社保资金，虽然最后也平安回到上海年金中心。但是，这些“养命钱”完璧归赵的过程无疑是惊心动魄的，让所有人捏一把汗。正如韩正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反思道，“社保资金案的发生，暴露出我们在制度上有缺失，管理上有漏洞，监督上有缺位。”

据了解，去年上海社保案发生后，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上海市社保基金财务管理办法》，明确将社保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由招标确定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担任财政专户开户行；市劳动保障部门也已建立一套内部监督机制，确保社保基金的运行管理安全。

同时为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监管，上海市正着手组建上海市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将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相关经办、监督部门的负责人。委员会将依法对社会保障政策执行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包括定期公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情况。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梁木生教授认为，社保资金之所以容易被挪用的关键在于管理社保资金的年金中心属于事业单位编制，与劳动与社会保障的行政部门关系过于密切，这使得个别行政领导一旦有了念头，就有渠道和途径挪用这笔养命钱。“应该将管理社保资金的机构更加社会化，使之独立于个别行政领导的意志，同时，加强监督力量，直接由人大监督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从法理上，由人大监督社保资金名正言顺。”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本身就是一种监督”，韩正如是说。让“养命钱”运行在公开透明的状态下，这或许就是上海社保案对中国最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