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推动传统工业区转型升级

正视传统工业区的衰退

（一）传统工业区转型升级是国际上许多国家面临的普遍课题

传统工业区，如德国鲁尔区、英国中部工业区、美国东北部工业区等，一般是在丰富的煤、铁资源基础上，以纺织、煤炭、钢铁、机械、化工等传统工业为主，以大型工业企业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工业地域。这些工业区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在本国乃至世界工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工业区的发展加速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但随之而来也会面临产业结构单一、资源消耗加剧乃至枯竭、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50年代起，煤炭能源地位下降，第三次技术革命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工业部门，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组织模式，传统工业区开始衰落。传统工业区转型成为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共同探索的重大问题。

（二）我国到了必须正视传统工业区转型升级的阶段

我国工业化进程较晚，老工业基地大多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进入80、90年代后，许多资源型传统工业区随着资源枯竭而衰退，寻求转型；加工制造型传统工业区也面临转型压力，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工业技术升级对转型提出新要求。传统工业区原来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工业企业，一方面受体制制约，创新动力往往不足；另一方面，所在的行业本身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如果不能适应这一趋势要求，就会走向衰落。比如唐山曾经是全国非常重要的工业基地，有“北方瓷都”之称，卫生陶瓷产量曾占全国的1/6，由于创新能力不足等原因，老品牌纷纷衰落，特别是国有企业大部分倒闭，现存陶瓷企业大多为外国或外地瓷器贴牌生产，加之本地陶土资源消耗殆尽，这使我国主要的陶瓷产区面临巨大的转型升级压力。

其二，城市化对区域功能的再定位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城市不断扩张，许多原本处于城市边缘的传统工业区被城市包围，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发生变化，甚至成为中心城区，而原有工业生产带来巨大的交通组织、资源环境压力等，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逐渐难以为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许多城市都面临同样的转型压力，我国传统工业区转型的任务已经不可回避，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寻求合适的转型道路，才能实现老工业区的新生和持续发展。

（三）国内外传统工业区转型模式的探索

1．法国洛林：彻底告别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洛林地区曾是法国最大的钢铁、煤炭重化工基地。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虽然煤矿、铁矿资源尚未枯竭，但由于开采成本远高于国际市场，加之环境污染、技术条件变化等原因，洛林下决心实施转型战略。一是有步骤地关闭煤矿和铁矿。二是大力培育新兴替代产业。重点发展计算机、激光、电子、生物制药、环保机械和汽车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比如吸引本土的雷诺汽车、德国奔驰、日本丰田等落户建厂，使洛林成为法国第二大汽车产区。洛林在经过30年的转型后，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调整，到2000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了66.8%，工业占比下降到30.7%，洛林从一个工厂林立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山水花园城市，整个地区由衰退走向新生。

2．北京朝阳酒仙桥地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依托废弃厂房设施发展创意经济

酒仙桥地区曾是国家“一五”期间集中投资建设的电子工业基地，先后研制开发了新中国第一只真空管、第一个集成电路、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话交换机等，在国内援建了78个电子厂、所。1980年代，“电子工业摇篮”逐渐失去活力，设备陈旧、厂房破旧、产品滞销、职工待岗……众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严重困境，到1991年，拥有6万多名职工的基地骨干企业销售收入不足8亿元，利税近于零。北京市全面启动电子城老工业基地改造，推动国企改制和产业调整升级。

一部分老国有企业通过合资，引进了国际先进技术，实现了改制和管理创新，企业实现转型并迅速发展。比如北京有线电总厂资产重组成立兆维集团，先后与德国西门子、美国朗讯、爱立信等合作建立了20家合资公司，企业规模比1990年代初期增长20倍；北京电子管厂与松下合作成立松下彩色显像管公司，此即京东方前身，之后通过一系列合资和收购，员工超过1.7万人，成为我国最大、全球第九的TFT-LCD制造商。

一部分国有企业或关闭或迁出，闲置厂房引入新的元素，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区域转型也取得成功。原798厂等搬迁后腾出大量闲置厂房，形成798艺术区，汇集400多家文化文艺、广播影视、设计策划、休闲娱乐等文化创意机构，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 。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等先后到访；摩托罗拉、DIOR、欧米茄、宝马等国际品牌先后在这里举行宣传推介活动。

总部经济是推动传统工业区转型的重要模式，要实现成功转型需要把握好四个关键

传统工业区转型，除了洛林的产业替代模式，朝阳酒仙桥地区的产业复合模式外，总部经济通过推动大企业转型、推动区域从生产功能向综合服务业功能转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模式。北京的CBD地区是总部经济推动产业转型和功能提升的典型。新中国成立后，北京CBD所在区域形成了以电子、纺织、机械等为主的传统工业区。大北窑一带集中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金属结构厂、北京开关厂、第3501工厂等军工及重工业企业。随着首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CBD所在区域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工业企业以搬迁、自然消亡为主要形式实现转型。北京CBD区域发展，是从加工制造为主的工业经济向商务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经济转型的典型；是从工业基地向服务业迅速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再到服务业不断向高端化演进的典型。CBD是北京依托首都优势资源，以总部经济模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转型和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北京CBD有世界500强投资企业177家，经商务部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7家，占全市的85%；北京市认定的地区总部26家，外商投资性公司87家；外资金融机构229家。2009年CBD实现生产总值1281.3亿元，占全市的11%；实现税收364.6亿元，占全市的6%。CBD区域内78栋写字楼中税收过亿的有22座，国贸中心、华贸中心等5座税收超过5亿元。除北京CBD外，国内还有许多传统工业区也在探索以总部经济模式实现转型升级，比如成都市成华区、沈阳市铁西区等等，都在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总部经济发展模式。

传统工业区以总部经济模式转型需要把握四个关键点：

（一）要善于运用总部经济理念在外移生产功能的同时留下企业总部，特别是知名大企业总部

传统工业区在转型过程中，应善于运用总部经济理念，通过制定相应政策等，保留企业总部和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大企业总部本身就是一种品牌，能够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吸引相关企业和服务业聚集发展，推动传统工业区转型升级。

以北京为例。北京曾是工业占主导的城市，1979年工业产值占全市GDP的64%，重工业又占工业的64％，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二位。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 原有生产力布局越来越不合理，与首都城市功能之间矛盾日益突出。国务院三次批复，要求北京探索转型道路，推动经济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的重新定位的过程中，许多工业企业实施整体外迁，搬到郊区，搬到河北，大都没能成功，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条件，今天的搬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搬迁，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完全不同。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搬迁，人才必须跟着企业走，但今天不同，大企业从大城市全部搬迁，要面临着高端人才跳槽的问题。这样搬迁成本非常高，人才流失可能导致企业一蹶不振。而坚持没有外迁的企业，也由于成本、体制等种种原因，逐渐消亡，牡丹电视、古桥空调、雪花冰箱、白菊洗衣机等，一大批曾经辉煌的北京工业品牌就此衰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首钢搬迁成功了，它的成功源于以总部经济模式进行的搬迁，在石景山保留了总部和品牌，留下了高端人才、创新能力、销售渠道，保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同时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在迁安、长治等地投资建设或收购钢厂，2010年产能规模达到3000多万吨，是在北京老厂区800万吨产能的4倍。首钢原厂区打造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高技术产业、生产业，吸引制造业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落户，将形成年产值1000亿元以上的经济规模。

（二） 要通过功能再造、环境再造、形象再造，形成区域吸引新要素、新总部聚集的强大势能

总部经济发展要求区域满足一定的条件，具备一定的要素，有些是传统工业区不具备的，需通过政府规划的作用，加入政府的公信力，加入政府对区域发展的趋势引导力，加入政府政策的聚合力，推动传统工业区定位、环境和形象的提升。

一是功能再造。促进传统工业区向总部和研发、营销等服务环节发展，实现由加工功能向高端服务功能转型。区域功能定位提升后，所需要素也随之变化，原来需要的是能源、材料、机器、设备和工人，现在则需要知识、技术信息和白领人才。

二是环境再造。传统工业区环境相对较差，管网等基础设施适应工厂发展，但不满足城市发展、总部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工业区一般道路网格较大，而总部经济需要密集通达的路网。因而，传统工业区在以总部经济模式推动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加快完善交通、环境、住房等基础设施及教育、医疗、安全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多形式、多渠道新建一批高标准商务楼宇，增强总部经济空间承载力。

三是形象再造。形象是生产力，区域形象的价值逐渐被人们发现和关注。传统工业区总是会让人联想到污染、低端、色彩缺乏、服务缺乏、条件简陋等，这样的形象联想亟需改变。传统工业区需通过广泛宣传以总部经济促转型、谋发展的新思路和新举措，代之以更具吸引力的新形象，形成区域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在建设过程中引入生态低碳理念，满足后工业社会发展要求，从而吸引更多的要素，特别是高端人才到这里来发展、来创业。

（三）要按照新定位实现产业、服务和居住功能的协调

传统工业区空间形态一般以工业厂区、企业大院为主，更多地承担加工生产功能，其他服务功能包括公共服务、生活配套、社区服务等，则是“企业办社会”，以企业内部配套为主，满足职工一般性的工作和生活需要，区域社会统筹的公共配套服务功能相对较弱。传统工业区重新定位后，随着功能变化、人才结构变化，配套服务要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要做加法，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医疗、教育、健康、休闲、居住等功能，满足总部企业更高层次、更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建设承担综合功能的区域。

总部基地是总部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创新，是传统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一种选择。在城市功能上，总部城比总部基地更进一步，是以总部和产业发展为主体，配套相对完善的综合性区域。实践证明产城一体、融合发展更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更能满足企业总部发展的需求。一些比较大的区域可考虑总部城发展模式，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这种模式要克服“小而全”的问题，应实现与周边配套相衔接，更多地利用周边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四）构筑“政府主导，企业开发”，既运作有效又监管到位的开发建设模式

传统工业区转型过程中，普遍面临土地开发利用问题。与征用农用地等不同，传统工业区土地开发主体复杂，包括原企业、政府、新引入的开发企业三类主体，权属关系复杂，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开发模式是一个重要课题。在实践中需要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调动三类主体的积极性，比如有条件的地方要允许这些大企业能够进行直接开发；不能直接开发的可以进入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再通过招牌挂的方式引入开发商或总部型企业进行开发。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做的就是要发挥好整体规划约束、规则设计、有效监管三重作用：

一是要遏制投机资本过度进入商业地产。因为房地产的调控，使得商业地产成为资本新的投机和投资领域。有一些企业，包括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同时在全国很多城市圈地，借自身优势，以发展总部、职能总部或区域总部为由，同时在多个城市拿地、建楼，但往往占多用少，甚至只占不用，坐等增值。也有一些开发商只考虑物业出手，不管所招客户是自用还是投资，甚至投机，其结果是写字楼层层转手，抬高了楼价或租金。这两种情况导致一些地方商业地产建起来了，但里面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变成了一种地产泡沫，影响了实体经济与总部经济的发展。

二是保持总部地产供需的大体平衡。现在各地发展总部经济的积极性很高，许多城市城区都在建设商务楼宇，但是真正的总部企业数量有限，直接需求、有效需求有限。地方政府应根据区域发展需求，合理引导商业项目土地投放，形成供需总量基本平衡。

三是市级政府统一总部经济政策和规划。调研发现，在发展总部经济过程中，区级政府积极性最高，因为区级政府承担着财政、GDP生产压力。一些城市、城区通过拼政策、拼优惠来吸引总部，人为制造政策落差，且优惠政策具有随意性、或然性，这对发展总部经济是不利的。我认为，发展总部经济，在注重政策的同时，更应注重服务。城区是发展总部经济的主体，市级政府是协调总部经济发展的主体。如果协调主体缺位，各个发展主体之间可能会无序竞争，带来布局雷同等问题，不利于地方发展，也不利于企业发展。两个主体应各司其职，全市形成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总部经济发展规划与政策，促进总部经济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