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水族古文字的社会文化属性

摘要：水族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古文字――“水书”，这种文字的特殊性之一是它主要不用于人们之间的书面交流，而是用于人与“神”之间的沟通。本文从水书文献、水族古文字义类、水族古文字的形成与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水族古文字的这一社会文化属性。

关键词：民族文字；水书；属性；社会文化

中图分类号：H211 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7―00102―06

一种民族文字总是与特定的民族文化相互依存的。一方面，民族文字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民族文字又必须以一定的民族文化为依托，它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依托，文字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

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和承载物的文字，从它的发生之时起便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字的社会文化属性不但决定着文字的形成，也影响着文字的发展变化。宗教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各民族文字的创制通常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环境中，社会经济活动较为简单，人与人之间异地或隔代传递信息的需要并不迫切，相反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自然的力量还十分强大，人与自然力的化身――各种神灵之间的沟通十分重要。人们不仅通过语言向神灵表达愿望和要求，也迫切需要用其他的符号形式和神灵世界进行各种交流。[1]

一般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外壳，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文字是作为人们之间进行交流的工具。而在中华民族中的一支――水族的古文字“水书”中，我们则看到了另外的一种情形。本文试从水书文献、水族古文字义类、水族古文字的形成与发展几个方面对水族古文字的社会文化属性作一简要论述。

水族是我国南方由古代“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单一的民族。分布在贵州省境内的水族主要聚居在黔南的三都水族自治县，其次还分布在与三都毗邻的荔波县、独山县、都匀市及黔东南的榕江、丹寨、雷山、从江、剑河等县。此外，还有少数散居在福泉、平塘和黎平等地。在广西境内的水族主要散居在南丹、宜山、融水、珠江、都安、来宾、河池等县市。

水族自称“虽”(sui3)。汉称为“水”，是自称的音译。汉译的称呼，最先见于明代，王守仁在《月潭寺公馆记》中称为“休”。其后在邝露《赤雅》一书中还有“　亦僚类”的记载。“虽”在水语中有“篦子”和“疏通顺理”的含义、在水族古文字的《水书》中，也把“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水”也读作“虽”，但其含义也不是“水”字之意。在中国的历史上，水族曾被统称为“百越”、“僚”、“苗”、“蛮”等，直到清代中叶之后才有所区别，改称为“水家苗”、“水家”。解放后，于1956年被确定称为“水族”。水族交流主要用汉文，而在水族内部则有一种外形古老的文字，水语称为“泐虽”，意即水族人的书，现多称“水文”或“水书”。这种文字还不能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交际手段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仅局限于记载年月日时、方位及吉凶等。文字的使用者仅限于巫师，外人不懂不用。文字用于抄写各种卜筮内容。这种古文字的数量，《水语简志》称有200多字，《水族简史》称有400多个单字(P92)，刘凌女士曾参照各家字表，结合所见水书，统计为780字左右，除去异体字约270字左右。

从已发现的水书看，这种水族古文字不是作为一种日常的交际文字，而是以一种神秘的宗教巫术文字的形式存在的，这种社会文化属性不但反映于现在可见的水书文献内容、水族古文字的意义类型上，而且这种社会文化属性也影响到水族古文字的形成与发展。

一、水书文献与其社会文化属性

已发现的水族古文字主要用来书写各种有关占卜及其他巫术活动，这些书籍也叫水书，水书多系个人传授，并在民间辗转传抄，也多由个人收藏。水书的分类，就其性质而言可分为吉凶两类，若按形式来划分，可以分为阅览本、朗读木、遁掌本、时象本、方位本、星宿本等。朗读本是学习水书的基础读本，阅览本是水书的主体部分，是择定各种日期的主要依据。吉祥类有代旺、鸠高、鸠笨等四十多个条目；凶祸类有棱项、鸠火、花消、都居等近六百个条目。从社会用途上看，水书中一类是“普通水书”，水语称le。kwa3，意为“白书”，为普通占卜之用，如生产、出行、丧葬、婚嫁、动土等，当事者事前均请鬼师卜问凶吉，并按水书所示以决定方位行止。另外一类是“黑书”，水语称le。thant，即秘传水书，主要用于放鬼、拒鬼、收鬼，是一种巫术用书。20世纪40年代，岑家梧先生曾到水族地区调查统计，调查普通水书约有560余种，主要用于丧葬。而秘传水书的持有者一般不肯将其藏书示人。黄润华、史金波先生在《少数民族古籍版本――民族文字古籍》一书中曾提到了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几部水书文献。(见表一)

从这些文献来看，它们的基本内容均反映了水书的这种社会文化属性。水书的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属性使得它不是作为人们日常思想交流的工具，而是多为民间择日占卜所用，私密性成为其重要特征之一，因此现存的文献均系誊写抄录，而没有发现统一的刻板印制，同时，抄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水族古文字形体的变异，产生了古体、今体、异体的字形。

从已经公开的关于水族古文字的研究成果看，其中提到的文献也有这一明显的特征，如王品魁先生的《水书・正七卷・壬辰卷》被认为是目前关于水书的唯一一部著作，内容主要是整理译注《正七》《壬辰》水书，另外由王品魁、潘朝霖先生合作译注的《水书・丧葬卷》，据报道已在贵州出版。王国宇先生在《略论水书与二十八宿》提到了《七元宿》的水书，是巫师用作放鬼的书，属于“秘传水书”，书中记载限于甲子纪年、二十八宿纪日、阴阳五行及放鬼的情况等。上述这些文献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的特殊用途和私密性，而现在所公开的水书文献的数量少，其原因也可能在于：一方面因文献的私密性，流传少或保存下来少；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其拥有者并不希望将这些具有某种特殊用途的文献示人有关。这与历史上某些汉文书籍如择日、相宅、卜墓之类的纬书有着相似之处。

二、水族古文字的意义类型与其社会文化属性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水书文献的某些共性，由此而来的特征也反映在其文献用字上，文字义类的特殊性。

对于水族古文字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曾得出许多富有见解的研究成果，根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目前所做的研究，现收集水族古文字字形819个，根据意义类型进行分析，可见：属于天象类的文字形体有265个，地理类86个，宗教类72个，数名34个。表二、表三是有关义类形体的分布简况。

从上可见，目前所见的水族占文字在意义类型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属性，主要用字集中在具有神秘色彩的干支、五行、七曜、宗教神鬼以及其他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字上。从目前的关于水族文字的研究成果看，也能反映这一明显的特征。学者们对水族古文字的分析也大致是依赖于上述 类型的文字来进行的。

三、水族古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也与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属性相联

根据目前学者对水族古文字造字方法的研究，我们知道水族古文字系统中存在初造字和新造字，初造字是按照仿拟的原则造出的那部分字，新造字是参照已有字而造出的字。(有的研究者称自源字和借源字)自造字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式仿拟自然社会生活中的内容，包括自然、动物、植物、人物、房屋、器具、食物、宗教、假想物，这些都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文字的形成发展中出现了异体字形多，字形不规范的情况。(上述字形数情况分布表也能反映这点)这实际上与其神秘巫术用字要求是一致的。作为神秘巫术用字，其目的并不是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只是用于水书先生与神鬼之间的交流。它并不要求看到的人都能够识别，只要某个水书先生能够用一些文字符号达到与神鬼的沟通，这些文字符号即能实现它们的功能。这种目的造成了文字书写的随意性，而另一方面，使用者也存在对文字进行有意变形的情况。这在水书的新造字中也有表现。如对汉字参照借用时出现所谓“反书”“倒文”现象。实际上，对汉古文字的借用即使不经过变形也可完全表达其中所蕴涵的意义，但是在水书中却进行了大胆的变形，其中求异的原因值得探讨，而文字使用的神秘性不能不算是其中之一。

此外，水族古文字发展变化缓慢，刘凌女士在其硕士论文中分析指出，从文字结构与表达方式上看，在由自源造字到借用汉字、新造汉字式文字的漫长过程中，水字的发展极其缓慢，汉语借字集中在干支、五行、八卦、数目、方位、季节用字上。而从文字符号形态的变化看，在记录语言的功能上，借人汉字前，自源字只是巫师的巫术或记事符号，不能完整记录语句，借入汉字后，不能记录日常生活语言，记录语词时存在一字多音多义、一字多义和一义数形等现象。这些现象与巫师在使用文字中的宗教需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首先这种文字足以用于满足巫师在某些仪式活动中的需要，可以通过这些符号的象征意义达到与神鬼的沟通。其次，不同的使用者为了保持巫术的神秘感和灵验度有意为之，使一般人难以理解其中的奥秘。其三，文字只使用于某些固定的范围之内，用于宗教活动的内部。这与汉字历史演变中某些奇特的现象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如道教的符篆等。而直到现代，人们在刻写印章时，仍对自己的印章文字作某些变形处理，以达到与众不同或保密性的目的。

综上所述，水族古文字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它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便与某些特定的宗教巫术活动相联系，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些属性也反过来制约其文字的变化发展，而使其具有与之相应的特征。水族古文字并没有作为书面交际工具进入普通的日常生活，而是应用于某些特定的活动领域。文字与其所记录的语言也不是一种比较完全的对应关系。文字更接近于人们某种意识的直接流露。如果认为它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字，那它的使用则不重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是重在人与神鬼之间的交流，它的使用范围也存在某种局限性。中国古代那些掌握王权的统治者所拥有的方体圆孔的玉琮，既是拥有者权力的象征，也同时作为沟通人神之间、天地之间的宝物，而拥有它的也只能是极少数特殊的人。水族古文字因其特殊的功能也只是为一少部分人掌握，并以此沟通协调人神之间的关系，从这一角度说，懂得识读它的人是否也具有某种特殊的权力――神权呢?水书对古代水族人民生活的影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作者] 李 明，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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