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隐忧:苏州竞跑

在经济增量抢跑中，深圳和苏州两市，你追我赶，角逐了好些年。谁的耐力更好，更擅长跑？似已初见分晓。

如果把2014年GDP核算比作一场接力赛，每季度核算作为一棒，苏州在跑完第二棒后，以6849亿元领先深圳的6460亿元;第三棒后双双突破万亿元大关，但深圳（10895亿元）反超了苏州（10037亿元）;两城你追我赶，第四棒深圳“持续提高”，全年GDP达1.5万亿元，增长约10%，苏州“后劲不足”，全年GDP增长预计1.35万亿元，增长8%。

追根溯源，两市均得益于开放带动出口加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模式。这也是中国东南沿海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模式长期成为区域发展的正面样本。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深圳经过转型升级已具备新兴经济特征，苏州则与其他诸多区域一样，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巨大冲击。

客观而言，苏州2014年经济增长8%，这仍是一个中高速，但苏州的难题是，增长动力换挡迫在眉睫。

“虎力”不足

过去，苏州在本地发展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靠强势政府“引进发展”突围并实现经济腾飞，后人总结为“苏州模式”，其支撑是“园区经验”、“昆山之路”和“张家港精神”。

“三大法宝”再加上常熟和太仓，2014年苏州全市完成GDP1.35万亿元，其中这四市一区之和超过1万亿元。当地一个形象说法是“五虎拉车”。

“五虎拉车”得益于工业制造，其背后又是外商投资。截至2014年10月，苏州实有外资企业1.7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近1100亿美元，约占全国的7.3%。

苏州市商务局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徐元吉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超过七成的外资分布在机械及装备制造、电子通信、化学制品、生物医药等10大类行业，形成了多元制造业和生产业为特色的大规模产业集聚。

从数据来看，2013年苏州规模以上企业中64.5%的主营业务收入、66.7%的利税总额，全市69%的对外贸易总额、超过260万个就业岗位，均由外资企业贡献。

“三个主要经济指标外资贡献了2/3。”徐元吉说，外资是苏州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先导和重要支撑，也较早地遇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从记者调研的医疗器械产业来看，苏州集聚了包括强生、富士、飞利浦等知名的外资企业，但其主营业务基本体现在生产加工环节，对本地企业很难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苏州市统计局2014年前三季度的分析材料显示，近年来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外资工业对全市工业的推动力减弱。民营工业近年来发展良好，但受规模型企业少、创新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限制，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苏州去年前三季度工业增长明显放缓。具体而言，一是重点行业生产低迷，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同比下降3.9%;二是规模型企业增长乏力，产值前10强企业产值同比下降8.6%，其中有8户企业负增长。 苏州2014 年经济增长8%，这仍是一个中高速，但苏州的难题是，增长动力换挡迫在眉睫。

“新兴产业正在快速成长，但短期内还难以弥补传统支柱产业减缓所形成的缺口。”苏州市统计局上述分析材料指出。

波及外贸

稳外贸是稳增长的突破口，但在制造业尚未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时，低速增长将成为外贸“新常态”。

2014年，苏州乃至江苏全省的外贸进出口，都延续了上年的低速稳定增长态势，江苏省增长1.3%，苏州更是下降了0.4%。

从历史数据来看，2001?2007年间，江苏省外贸年均增速达到37.7%，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始有所回落，2008?2014年，年均增速为6.2%。尤其是2012年以来，连续3年同比增速低于2%，这说明江苏省外贸低速稳定增长的态势逐渐稳固。

反倒是浙江实现了“逆袭”，去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进出口值和出口值均创历史新高。而在自贸区“虹吸效应”的强力带动下，上海外贸2014年进出口增速5年来首超全国平均水平。

坐拥后发优势的重庆市，2014年实现进出口总值5863.2亿元，增长高达37.6%。在重庆出口货物中，电子产品又是大头，以笔电产业为代表的重庆电子信息产业累计进出口2713亿元，占同期重庆市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6.3%。

重庆增长的，恰是江苏流失的，更准确一点是苏州流失的。由于受到电子产品代工结构调整或订单转移影响，2014年江苏省集成电路和液晶显示板进口分别下降0.5%和12.4%，出口分别下降8.9%和5.5%，呈现“双降”态势。

转型升级的磨合阵痛期可能打压正常生产和贸易的增长速度，并且会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南京海关提供给记者的材料分析称，以新型贸易业态作为“抓手”，或将成为江苏外贸增长的突破口。

迫在眉睫

去年8月2日发生的昆山中荣公司特大爆炸事故，以“昆山之路”为代表的苏州外向型经济模式再遭质疑。

“阵痛”非一日之寒。去年6月底记者随国务院督查组到调研，苏州市副市长徐美健对督查组分析说，“下滑从2012年开始，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苏州也一直在努力破题。针对“市弱县强”现象，2012年苏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区划调整，由原来“五市七区”格局变为“四市六区”，明确“一核四城”的发展新定位。

浙江转型撇不开民营制造业，而苏州无法忽视外资制造业。石泰峰履新后调研的第一站选择了苏州工业园区，之后是昆山和张家港。他希望“三大法宝”与时俱进，发掘新的内涵，继续为苏州改革破难题、探新路。

“要理性对待外资阶段性减量的阵痛。”徐元吉说，尽管引资越来越困难，以高端制造业作为引进外资的产业基础，一定时间内还是要坚持，由此带动生产业发展。

2014年10月底，首个以城市群为基本单位的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国务院批复，由8个国家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组成，将为苏州转型增添助力。

“未来将形成两个极，一个是以南京为核心的创新极，有科研院校资源;一个是苏州为核心的成果转化极，有较强的产业基础。”苏州市科技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孙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