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办刊定位与编辑策略

自1979年4月创刊以来，《读书》杂志坚持和贯彻了“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定位和“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的宗旨，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传媒经典和广大读书人的一面文化旗帜。创刊35年来，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经营来说，《读书》已成为中国最成功的知识分子杂志，甚至可能影响一个时代思潮的走向，而这都与《读书》杂志的办刊宗旨、编辑策略密不可分。

办刊宗旨：开垦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初期，倡导阅读的自由，并倡导为之提供自由探讨的园地，几位老出版家和思想者设想办一份“对读书人，有助于书的选择、吟味和使用；对写书人，有助于思路开拓；对出书人，有助于工作质量的改进”的刊物，在多方努力下，1979年4月，第一份知识分子刊物《读书》横空出世。

《读书》创刊时申明：“我们这个刊物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它将实现为四个现代化，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而服务。我们这个刊物以马列主义、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敢于接触多数读者所感所思的问题。”在那样一个时期有如此胆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随后又宣告：“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定鼎的办法，更是不足为训；我们愿意和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其目的是创办不限于读书问题的书评杂志，而是能够比较广泛地谈论文化、思想问题。《读书》杂志的品格由此定型，《读书》也成为30年来几代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读书》的定位：一是以书为中心，讨论文化思想问题；二是不把杂志往高处拉，要从专门研究的角度退到传播知识的角度；三是改进文风，文章要短，以五千字为限；四是提倡文责自负，以保证读者说心里话；五是有争议而有价值的书，可同时发表不同观点，以增加争鸣气氛。还提出“要解放思想，敢于接触多数读者所感所思的问题……提倡实事求是，言之有物”。

《读书》的方针在1981年陈翰伯亲撰的《两周年告读者》中明确形成：“粗暴、发脾气，不行；害软骨病、无原则迁就、不敢批评，也不行。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的主张。”这些主张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响应，一系列触及现实的文章陆续发表，而陈翰伯当年语重心长的话也被编辑部奉为圭臬。

时任出版局局长的陈翰伯叮嘱千万不要把《读书》办成一个机关刊物，避免《读书》落入事事处处被用来直接宣传政治的境地，即号召非机关刊物的编辑以思想性和可读性作为衡量好稿子的标准。于是，《读书》“有意淡化意识形态的宣传，避开意识形态之争，即使有一点，也是通过文化絮语表达出来”，这在当时是颇具勇气之举。

关于《读书》的办刊思路，编辑部提出：“我们并不想来指导读书，只是想比较自由地谈各种问题，围绕着书来谈，文化、思想、文学……在这里解放思想，同时告诉人们要大胆地看古今中外各种书，培养文化兴趣。”

读者定位：思想者间的精神对话与交流

1984年第1期《读书》的“编后记”开宗明义：“知识分子――我们的对象”，明确了《读书》的读者定位，表明《读书》是一本面向知识分子的刊物。

陈原、范用主持刊物时期认为“《读书》的读者对象是中等程度及以上的知识分子，我们首先要考虑这些读者的需要。”老一辈出版家要求对作者和读者，都要一视同仁，绝不马虎，他们清楚地了解作者和读者才应该是《读书》真正的主人。可见，无论从哪种角度考虑，杂志都不能忽视读者的需求。

20世纪80年代，《读书》以其浓厚的人文精神，顺应了当时的求知潮流，成为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思想论坛。《读书》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读物，应当可供他们“卧读”，而不是同仁的学术杂志。《读书》设想的读者是横靠在躺椅上，信手拿起刊物，从自己喜欢的那一篇文章随便读下去；即使没有专业背景或没有相当高文化素养的读者，都能在第二种姿势下有兴趣看完《读书》的文章。

到了汪晖主持刊物时期，他认为《读书》的定位是建设“公共空间”，它应该“推动人们对于我们所处世界的处境的思考”。他认为这一时期的读者“大学生、研究生、学者占大部分”，同时他也否认杂志是专门针对特定人群的，没必要说某一阶层的人才读某种杂志，不同阶层的人都有可能。这一时期《读书》的读者一般是既能接受门槛较高的“读书体”，也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及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而实际上这对读者的要求是很高的。

编辑策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

《读书》是一份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刊物，既要发出知识分子独特的声音，又要协调好“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矛盾，这就需要编辑群体的智慧与策略。

举办“读者服务日”，和读者交朋友。《读书》杂志的主编们一致认同邹韬奋先生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主张，在北京发起了“读书服务日”活动。第一次“读者服务日”为1984年6月25日，当时有30家出版社参加，展出新书400多种，参加的作者、编者达500多人。后来，“读者服务日”变成了编者与作者，以及作者之间的自由式聚会。“读者服务日”并不是专为读者服务，而是提供一个与作者见面交流的机会，借以联络感情，寻找合适的选题。“没有什么仪式，只有一杯清茶，大家聊聊天，有什么意见就发表发表，看到有喜欢的书就拿走，回去写评论。”夏衍、陈翰伯、郁风、吕叔湘、王蒙等大家都在“读者服务日”里聚到了一起，许多书评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甚至好多老作者宁可不参与其他活动，也要参加“读者服务日”。

对于一些年轻作者来说，“读者服务日”也为他们提供了与前辈交流的机会。这种方式使《读书》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根据这些选题，编辑们再去深入组稿，帮助杂志的编辑出版提高了效率。同时这样一种氛围和形式，增强了编者、读者与作者的凝聚力，群策群力，将《读书》塑造成了一本畅销刊物。

《读书》自创刊以来，就比较重视与读者的互动，先后开辟了《读书平台》《读书献疑》《求疵录》等栏目，目的是与读者交流，来表达他们的疑惑和批评，向读者“讨教”。这种情感上的归属感，使《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情感家园使其不仅与优秀社会知识分子建立了“密切之情谊”，而且在培养人才方面贡献也不小。

《读书》号称是知识界和所有读书人的朋友，与知识分子建立了有人情味的关系，使其有归属感，这是《读书》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则。《读书》的编辑与作者以诚相待，“编辑见了新老作者，按照通例，都是笑脸相迎――即使对你不太感冒。《读书》的几位女将，却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叮嘱以后多为我们写稿。一副自己人不必客气的样子，让你感觉挺受用的”。创刊35年来，《读书》不仅造就了一批文化名人，而且由于知识分子们的支持和关爱，《读书》被塑造成了品牌期刊。

兼容并包、兼收并蓄。《读书》的编辑“以颇有历史感和责任感而著称于世”，《读书》允许在杂志上展开讨论来实现真理的辨明和思想的碰撞。新思想、新思潮、新方法、新文化迭出，新知与旧知，传统与现代，域外杂谈与本土见识，共融一炉。《读书》的文章涉及面非常广，作者不问出身，也允许各方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编辑选择观点鲜明和具有特色的文章发表，平等对待，包容并蓄。通过各种观点的争锋和交流，用开放的思想和态度来面对讨论，由此《读书》成为一个难得的平台，为知识分子自由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编辑们对选题的敏锐判断，对新作者的培养和勉励，都体现了《读书》的包容和大气，这也为它赢得了不少读者和作者。

《读书》早期的编辑人员可以说是一些小学历大素养的人。由于时代原因他们有的学历不高，但却都对知识和思想有着本能的热爱，这无意中却形成了一种优势。他们没有学科、学派的成见，更能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对于《读书》来说，专业情结太浓的学者，恰恰不适合充当操盘手。如果说高学历往往和专业化相关的话，小学历则有利于克服文章表述过于专业的缺陷，而大素养又保证了文章的品位、质量，并超越了学历之小的弊端。

以书评为基点、以文化为焦点，创刊35年来，《读书》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园地，它努力引领时代的情与思，沟通不同领域行业的学与识，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和审美格调，这样的办刊宗旨和编辑策略使《读书》在潮流的巨变中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一块文化阵地，并一点一滴地实现着知识人的精神理想。

作者单位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