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松:我参与了这个世界堕落的过程

10月24日下午，由《齐鲁周刊》和品聚书吧联合举办的“诗与思――赵雪松戴小栋诗歌创作漫谈”在济南品聚书吧举行，两位诗人从自己的创作经历出发，与读者分享诗歌的魅力。

赵雪松，笔名雪松，1963年生于山东阳信，集诗人、散文随笔作家、书法家于一身，最新诗集《我参与了那片叶子的飘落》于今年4月出版。演讲之前，他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剖析自己的诗歌创作，以及当代社会的诗意存在和表达。

黄河口：

一个诗人的青春岁月

久闻雪松大名，黄河口诗人部落的“酋长”之一，山东诗坛的一员大将，初见是在10月的济南，开遍趵突泉，秋日的泉水更加澄澈，离泉不远的品聚书吧里，一场诗意的盛宴上演。谢明洲、寒烟、格式、长征、柏明文等众多诗坛名宿前来捧场，将雪松的思绪带回到那些诗意的青春岁月。

曾经烟不离手的雪松，因为一场病，开始戒烟。忆起自己30余年的诗歌创作，他回归一种静态的性灵合一：“如果重新选择职业，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书店店员，一个是花匠。”这是两个安静的职业，和世界保持一种自己能掌控的距离，“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性浮躁的成分越来越少，更愿意俯下身子小声说话。”新世纪以后，他开始追求平静的、细腻的、敏感的语言之下，最丰富的生命感悟，如同他在《我参与了那片叶子的飘落》中所写：

我专注地看着――一片树叶

从树上飘落下来。它飘着

慢慢落到地面上

我看着它在地面上滚动。停止。又朝前

爬动了一下

除此之外，我没有比看

这片飘落的树叶更重要的事

我看见那片飘落的叶子

它挡住了我其他的视线

我看见――并使这片叶子的飘落

成为一个事实

我参与了那片叶子的飘落

选择这个题目当做整本诗集的名称，雪松解释说，这个题目富有动感，还有隐喻性，“为什么不写成‘我参与了那片树叶的发芽’呢？因为这个时代是降落的，降调的，我参与了这种降落。”他称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时代的堕落导致人们的众多行为失衡，价值观、世界观完全变了，“我参与了这个堕落的过程，而且难辞其咎。”

他想到了遥远的乡村岁月：小学1-4年级在乡下度过，后来回城到父母身边。在乡村，他接受了最初的文学启蒙，乡村教师将他带到大自然中去感受春天，观察天空、河流、麦苗、迎风摇曳的燕子、淙淙沟渠里的水，然后写成作文。他结识了徒骇河，并终生与之为伴。

高考落榜后，雪松到青岛技工学校就读人像摄影专业。在青岛，一篇写大海的散文登在了《青岛日报》上，成为他的处女作。1981年毕业后到阳信文化馆工作，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1988年，就读于山东大学作家班，比较系统地接触学习西方现代诗歌和文论。

1991年，雪松回到滨州，认识了在交警系统工作的长征，两个诗人长达20余年的友谊就此开始。他们合出诗集《伤》，共同创办民刊《诗歌》，出刊七期，“当时印刷条件很差，打印出来后复印、装订”，青春的诗意在简陋的刊物中传递。通过刊物，他们结识了许多如他们一般青春昂扬的诗人，如岩鹰、普珉、孙磊等等。

因为黄河的缘故，滨州和东营的诗人有种天然的地域相近性，后来以东营的诗人为主，创办《黄河口诗人部落》。长征说：“雪松的诗歌创作，代表了黄河口诗歌部落的基本景观，是一种身心写作，是天地同根，是悲欣交融，既强调生命的感觉经验，也修心、修思想，强调生命与自然的圆融和意趣。”

这些年来，雪松出版诗集《雪松诗选》、与山东诗人合集《七人诗选》、《黄河口诗人部落》，诗集《前方，就是前面的一个地方》，散文随笔集《穿堂风》《我的徒骇河》。其中，《前方，就是前面的一个地方》获得齐鲁文学奖。

那些“虚无”的无名之乡、无名之地

“仿佛从地面飞升高空，走入阳光丰盈的蓝天，危险，自由，快乐，又含蓄，空灵，不着痕迹，充斥着莫名的光线，璀璨游动的色彩，各种奇妙的声音和乐曲，而‘熙熙攘攘’的词语也好像变成了那些无处不在的风，从纯净的天游行而过，把瞬间的喜悦‘爆破’成一次次结构主义的紧张思辨。”

――这是评论家房伟走入雪松的诗歌世界的最初感受。

“这些年来左冲右突，主动实践了很多文学观念，意象主义、超现实主义、口语叙述、零度写作……”当放下年轻时的狂野，雪松不断思考：汉语的根基在哪？“新世纪之后，原来没有提到意识层面的东西，成了现在最想要的，那就是必须修炼――修人、修心。一个人的气场不够强大，文本是没有意义的。”

他喜欢这样的诗：朴素、平静，追求汉语以一当十的力量，说得更明白一点：“诗人不能为文学观念而写作，必须回到生命自身，修命永远比修文更重要。”

按照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惯例”，诗人要获得更大的名声，必须在最适合的地点，最适合的时间，写出最恰当的作品；必须有伴随着作品而产生的文学氛围，不断抛出某种诗学观念，不管它怎样漏洞百出。然而这并不符合雪松的性格，他不好热闹，写作的目的是“出于一种真诚的表达”。博尔赫斯曾说，不在年轻人中讨名声――“不能为了迎合某种新东西，而丧失了自己的精神标准。”

雪松的诗中，不断出现一条河的身影――徒骇河。那是横亘在鲁北平原上的一条长长的小河。河流是孕育文学的重要母题，很多诗人用毕生的精力来重述童年的河流记忆，徒骇河无疑是雪松文字的故乡之一――“在徒骇河畔坐久了/我无法阻止自己/想变成一只鸟的冲动”“一条河的容量有多大/它的静谧就有多大/它的优美就有多大/它的慢就有多大/它的苦难和幸福就有多大/它滋养人的能力就有多大”。

更何况，他还守着黄河的入海口，对于这条更加庞大的河流，他同样倾注了心血，也曾如诗人伊沙般写到在黄河上撒尿：“有人在河底上胡写乱画/有人跑到曾是惊涛的地方/任意撒尿/我骑着自行车/驮一袋今秋的新粮/稳稳地骑过干了的黄河/给对岸的情人送去/这对于住在黄河边上人/是很平常的事”。

他不太喜欢写长诗，“长诗的写作在但丁以后是徒劳的，因为世界变得鸡零狗碎，诗在做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甚至学术论文的事，成了一个筐，别的东西都往里装”。他也不太欣赏纯粹的口语诗，“完全口语的东西把汉语最好的部分、最柔软的部分写没了。当你不能够将语言抵达虚无之境，作品中最内在的东西是不能得到传递的”。

他钟爱“虚无”，“虚无让我们拥有了诗歌，只有诗歌才能产生虚无。”他的诗歌中随处可见此种隐喻：“在成为一只鸟之前/我必须先拥有虚无”“等到万籁俱寂，虚空直抵人心”。

“诗人必须天生具有怀疑精神，这是他的命”

《齐鲁周刊》：近些年来，山东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缺乏对传统文化的重构，深层的原因何在？

雪松：就文学观念而言，这些年来有一种趋同化的现象，山东尤为突出。我们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地域，当这种文化塌陷以后，在这个地域生活的诗人，却没有足够的反省。缺乏反思精神的懒惰，说得准确一点，就是缺乏怀疑精神，缺乏现代性的修炼。我们的传统文化惯性太大，对传统文化目前的存在状态，恰恰是处于边远省份的人，审视得更加深刻。

《齐鲁周刊》：何为诗歌的怀疑精神？

雪松：一个坚持写作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应过分宣扬自己的伟大，也不应自暴自弃，应该持续站定在生存的黑暗中叙事，对自己的成功和失败皆予以怀疑。只有怀疑，其写作才可能具有现代性。诗人必须天生具有怀疑精神，这是他的命。

《齐鲁周刊》：具备怀疑精神的写作，如何抵达“有效”的境界？

雪松：只有呈现，才能虚无。天地万物早已形成，现代人在诗歌中处理的许多经验，古代甚至远古人类都已处理过。促使我们继续写作的理由在哪？汉语给了我们最好的解释，就是让你的语言抵达无名。

《齐鲁周刊》：中国现代诗的传统，更多来源于西方。一直以来有种说法，“民国诗歌不值得读”，您怎么看？

雪松：新诗之始，其写作和中国的古典诗歌脱节，在这个状态下，只几十年时间就出现了徐志摩、戴望舒、冯至等，其实还是有成就的。“民国诗歌不值得读”，这是从正面来看，认为他们处理的经验偏于简单，语言粗糙。要真正领悟到他们的价值，应该从反面看。

《齐鲁周刊》：诗人身份之外，您还是一位书法家，数十次入展全国性书法展览并多次获奖，如何在两者之间达到平衡？如何评价两种艺术形式在当代的状态？

雪松：在青岛上学时，我差不多同时开始学习书法和写作，几十年从未间断。年轻时，更多的是专注于写作，书法创作仅是有计划性的临帖。1994年，开始参加全国书法展。从那以后，书法在我的创作中占的比重高了。我一直认为，写字要有法度，全凭兴趣的话，当然也可以写，但没有法度，门槛就太低了。现在，中国诗坛正趋向于有序，诗人的创作逐渐回到个体，不再仅热衷于标榜各式各样的观念。而书法界却不然，物质利益驱动太大，有格调，有探索，有个性的艺术创作进入市场，远比那些俗书、官员之书、炒作之书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