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下的牺牲品

【 摘 要 】《哈姆莱特》和《呼啸山庄》中两位男主角有着共同的使命――复仇。一个失去父王，另一个失去爱人。两人不得已拿起复仇的武器。复仇原因相似，但是手段却截然不同。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的代表，在行动中处处体现了宽容；希思克利夫对敌人很残忍，毫无怜悯之心。在复仇过程中，他们失去了快乐纯真。在杀死敌人的那一刻起，自己也成了复仇下的牺牲品，最终以悲剧告终。然而他们的悲剧既是社会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

【 关键词 】命运 复仇 悲剧 牺牲品

对于悲剧和悲剧性的定义，文学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哲学家黑格尔认为，悲剧表现为片面正义――悲剧人物之间的冲突、破裂以及永恒正义的调停胜出。他在《美学》中指出：“基本的悲剧性”产生于“对立的双方各有他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同时“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要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小说《哈姆莱特》和《呼啸山庄》讲述的是两个复仇者的故事，命运让他们走上了复仇之路。

一、复仇原因

王子哈姆莱特得知父王暴死，母后仓促改嫁给继位的叔父等一系列阴谋和丑陋的现实时，他的人文主义观彻底被打碎了，在得知父王正是被叔父所害，悲愤异常。他被赋予替父报仇这个不可推卸的重任。希思克利夫是个孤儿，虽得到主人之女凯西的钟爱，但他性格孤僻。凯西无法拒绝过优裕的生活，便嫁给了埃德加，因为他英俊年轻，嫁给希思克利夫会降低她的身份。希思克利夫无意中听到因而绝望转出走。三年后归来想方设法复仇。

二、故事结局

敌人都死去了，主人公也死去了。哈姆莱特被毒箭刺伤，他拼尽最后力气刺死了仇敌。希思克利夫百般折磨死敌，自己也心神错乱，在凯西去世20多年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女主角也不幸身亡。哈姆莱特在复仇中装疯卖傻，深深伤害了奥菲利娅。单纯的奥菲利娅被阴险的父亲利用窥探哈姆莱特。哈姆莱特担心暴露自己复仇的计划，几度欲言又止。奥菲利娅独自伤心欲绝，精神恍惚来到溪边，失足溺水而亡。凯瑟琳也命途多舛。她因希思克利夫而欢欣、忧伤、挣扎。希思克利夫的不辞而别，以及三年后的突然出现，对凯瑟琳都是一种刺激。她至始至终都活在挣扎中，一边是他的爱人，另一边是她的丈夫。她对爱情的背叛及其婚后悲苦的命运，使得她在痛苦折磨中死去。

三、悲剧原因

探究悲剧原因离不开探究当时的社会背景。《哈姆莱特》实质上是现实矛盾的艺术反映。剧本展示的是“颠倒混乱”的时代。克劳迪斯杀兄、篡位、取嫂，还暗害哈姆莱特。王后匆匆改嫁，宫廷朝臣或是哈姆莱特往昔的朋友，如今也成为了克劳迪斯的密探。人类生存秩序的此种混乱状况，迫使王子哈姆莱特连声感叹：“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这种反常现象仿佛告诫人们：传统的信念和美德正在失落，神圣善良的人死了，作恶的人仍活在，趋炎附势的小人从恶如流，世界真的快要变成了毒草丛生、失去理性光芒的荒原。宫廷的内部斗争，深层上看是新旧两种势力的争斗较量。莎士比亚借助这个故事，弘扬了新兴的人文主义精神，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先进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日趋没落的封建王权之间的深刻矛盾和激烈斗争。弱势的哈姆莱特与强势的克劳迪斯抗争时，必然会遭到失败。哈姆莱特必然会被当做牺牲品，因此哈姆莱特的悲剧是社会和时代造成的。《呼啸山庄》的背景是贫富极端悬殊的十九世纪英国。从表面上看，《呼啸山庄》是主人公希思克利夫的个人复仇故事，实质上以希思克利夫为代表的是一群人反抗社会的复仇计划。社会将那些原本善良、纯真的人变成心灵扭曲，变成以复仇为目标的人。社会塑造了他们，他们反抗社会不公及腐朽的封建制度，社会反过来又将他们毁灭的悲剧。

除了社会因素，也有个人因素。接受先进思想的哈姆莱特不信鬼魂之说，他首次听到父王鬼魂经常出现，并不是十分激动，而是很镇静地盘问细节，并要亲自去考证。另外对于与鬼交谈这件事他再三叮嘱大家不要泄露出去，并要大家多次按剑发誓。事后他还是存在疑惑，被证实后才展开他的复仇计划。他却给敌人敲醒了警钟，喘息的时间。作为人文主义的代表，哈姆莱特在克劳迪斯因做贼心虚而独自一个人祈祷忏悔时，没有果断地将仇敌杀死，而是瞻前顾后，坐失良机。这些人文思想的局限，使他的思想更加忧郁，行动愈加踌躇。

希思克利夫身份卑贱，寄人篱下，性格孤僻，经常遭到亨德雷的欺凌。说他很执着，是因为他对于想要的东西无论如何都要得到。吞掉辛德雷的家产，将他的儿子教唆成一个文盲和无赖。还娶了林敦的妹妹为妻，婚后百般虐待她，死后儿子被希思克利夫夺走，并诱使凯瑟琳的女儿与自己的儿子小林敦成亲，吞并了林顿的全部家产，完成了他的复仇计划。小林敦不久也死去。他的敌人都不在了。通过他的爱情悲剧和心理悲剧，展现给读者的是他的人性的扭曲。

结语

何为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打碎给别人看，引起人们的深思，探究其缘由。作为悲剧的主角哈姆莱特和希思克利夫，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他们的悲剧性不仅是社会的，同时也是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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