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广播电视90年学术发展轨迹:90年学术发展轨迹:

编前语: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经历了萌芽、起步、形成、发展四个历史阶段。理论成果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研究队伍从分散走向团队,从业余走向专业;研究方式从无序走向系统,从单一走向多元。如今已经形成了跨学科、多分支的理论体系,学科地位得到社会公认。对其经验进行总结,对其所走弯路及泡沫现象进行反思,对于指导未来广播电视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刊将连续4期刊载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助理、学术部主任张君昌同志的文章《简论中国广播电视90年学术发展轨迹》,本期刊载的是第2篇。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国社会全面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广播电视也相应地从阶级斗争工具转移到为经济建设服务上来,事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这为学术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契机。一批学思敏捷、深入实践、关注广电改革发展的专家学者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发现新情况、研究新向题,推出新成果,把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推进到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

从1978年到1999年的20年间,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也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78年至1987年为觉醒时期,这一时期完成思想启蒙和机构建设工作,研究重点是“总结历史经验”; 1988年至1991年为调整转型时期,制度建设保障各项学术研究走向正轨,推出一批基础性理论研究成果;1992年至1999年为巩固提高时期,各分支学科研究全面开花,重点成果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学科地位得到国家权威部门认可。

一、创办、恢复学术理论出版阵地,研究成果初具规模

改革开放后,广电系统相继恢复或创办了一批广播电视理论刊物,学术空气日趋活跃。197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创办了《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8月更名为《现代传播》),这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诞生的第一份广播电视理论刊物,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开始走出单纯业务研究的范围,进入学理性研究阶段。1979年秋,中国戏剧家协会与浙江省广播电视厅创办《大众电视》;1980年6月,中央电台恢复出版“”期间停办的《编播业务》(1993年更名为《中国广播》);1981年4月,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创办《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9年停刊,1991年与《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合并);1982年7月,广电部创办《中国广播电视》(l987年更名为《中国广播影视》),1984年10月又创办《广播电视战线》(1985年并入《中国广播电视》);1983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创办《研究与实践》(后改名《国际广播》、《国际广播影视学刊》);1985年3月中央电视台创办《电视业务》(1987年改名《电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会1987年7月创办《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1987年创办《当代电视》。

省级刊物中,1979年10月,浙江省广播电视厅创办《广播电视业务》(月刊);上海电视台1982年1月创刊《上海电视》(月刊),又于1985年1月创刊《电视剧艺术》(季刊);此外,湖北省广播电视厅l982年创办了《电视月刊》,云南省广播电视厅1983年创办了《云南广播电视》、江西省广播电视厅1988年创办了《声屏世界》。

进入90年代,学术刊物继续增加。1990年,由广电部政策法规司主办的《广播电视决策参考》创刊,这是广电系统唯一一份以政策内参为特色的刊物; 1994年创刊的《广播电视信息》,则定位于有线电视、数字电视和新媒体研究,由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委主办;1996年9月创办的《南方电视学刊》,由广东、海南、广州,深圳四家电视办。1999年9月,中广学会创办《广播电视理论动态》(月刊,内部发行),专门汇集最新的传媒学术动态。截止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广播电视期刊已达60多种,其中20多种公开发行,有的被列入国家信息与知识传播核心期刊或中国期刊方阵。创办和恢复理论刊物,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

1980年8月广播出版社(1984年7月改名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成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l985年3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l985年5月)等先后成立。至此,我国广播电视图书出版事业正式建立,一批理论研究性著作陆续面世。虽然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大多是在新闻学和传统的政治学、历史学框架下展开,但已经展现出学者们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姿态。

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间,正式出版的广播电视专业图书在600种左右。进入90年代,广播电视专业图书的出版、发行已不仅限于专业出版社,有l00多家出版社涉足广播电视图书编辑、出版,出版专业图书在1000种以上。而且门类极广,基本覆盖了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决策研究、史学及相关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如广播电视语言学、新闻学、传播学、播音学、文艺学、剧作学、采访学、编辑学、制作学、广告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受众学、美学等,还有大量的国外传播学译著、年鉴、辞典的出版,这些成果不但填补了空白,为广播电视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其自身也成为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立全国性广播电视学术组织,理论研究走上有序轨道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于1986年10月15日在北京宣告成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滕藤先后到会讲话,对学会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按照学会章程,其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艾知生说:“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开展学术研究,需要进行理论建设,需要把我们广播电视事业建筑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广播电视科学。”滕藤说:“学会的任务有很多,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等,都离不开这么一个基点:就是如何形成我们自己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广播电视学。”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首任会长吴冷西说:“如果说我们中国的新闻学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广播电视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新的宣传手段、宣传工具,更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和中央三台、北京广播学院陆续成立了分会,部直属技术部门和其他部门分别联合成立了分会。到1991年,全国已有广播电视学会分会36个,按学会章程规定的条件吸收的会员达1.3万多人。各级学会都有自己各种类型的专业研究委员会或研究小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直属的专业研究委员会就达38个。到1999年,中广学会组织各种论坛、研讨会、座谈会100多场,编撰、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使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呈现蓬勃兴旺的景象。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成立,大大充实了广播电视系统的研究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以分散为主、以个体为主的状况,研究的问题和范围也逐步扩大,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广播电视学术研究不再仅仅着眼于工作的改进,停留在微观业务研究的层面,而是围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这一总目标,加强了基础理沦研究和宏观决策研究。

这一时期,业务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异常活跃,既有全国的,又有地区性的;既有对口的专业研讨,又有综合性的学术交流;研究范围涉及广播电视学科的众多领域。由中广学会组织开展的“关于广播电视性质、功能、任务”、“关于党性与人民性”、“关于商品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的大讨论、关于“珠江模式”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推广、关于以经济台为代表的系列台运营模式的探讨等,无不对活跃当时的理论氛围、促进广播电视工作者的思想解放和事业繁荣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外广播电视宣传领域的理论研究同样取得了众多成果。首先,按照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深入研究了“对外宣传工作的特殊性”。不仅重视“内外有别”,而且对不同对象国家的特殊性和具体国情,对不同民族群体的不同个性,乃至同一个国家里的不同受众收视外国广播电视节目的不同目的、不同要求等,都做了细致的区别性研究,并从指导思想上提出了“外外有别”的方针。其次,在对外宣传中如何介绍中国,研究者概括出的“以正面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我为主”成为重要指导方针。再次,在提高对外宣技巧方面作出一些理性分析:善于用细节说话,以真实和真情的力量来感染人;善于把道理、观点蕴含于事实的选择与叙述之中;善于用“我方说”与“外方说”相结合的方式吸引对象参与等等,中国特色的外宣理论架构基本建立。

在迎接新千年到来之际,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制定了《1999-2002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规划纲要》。《纲要》提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作为重点,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应用理论研究,重视决策研究,抓好史学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办好理论园地,注重人才培养,从而全面推动和加强理论建设。《纲要》的制定,为开展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努力方向和具体目标,有力地促进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

三、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改革开放初期,广播电视学术攻关的重点是“总结历史经验”。这项工作由1982年5月成立的广电部政策研究室负责。1984年至1988年,该室编辑出版了《广播电视工作文件选编》(上下册)、《梅益谈广播电视》和《方向与实践》三本书。

1983年3月,广播电视部按照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编写《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的统一部署,成立了《当代中国》分卷――《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委会和编辑部,由左漠野担任主编,部属各单位、各省区市广电厅(局)都成立了《当代》编写小组。l987年3月,80多万字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两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系统、翔实记述了1923年至l984年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道路,总结了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基本经验。它是我国广播电视系统第一部大型历史著作,通过编写该书,有力地推动了广播电视系统学术工作的开展,逐渐形成了一股崇尚理论探讨的风气。此后,《当代》编辑部顺势而上,从各地提供的几百万字资料性文稿中筛选、汇编、出版了一套《中国广播电视史料选编》丛书共计8本。

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全国开展第一轮方志编纂工作精神推动下,1985年,广播电视部决定组织编纂《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这标志着广电系统的经验总结和资料汇编工作走上制度化。首部《年鉴》(1986年卷)于1987年问世,此后每年一卷,到1999年共出版13卷,累计千万字以上,具有综合性、文献性、学术性和知识性的特点。在这项工作推动下,各地纷纷编写本地区的年鉴和志书,呈现一派盛世修史的景象。

至此,总结历史经验的工作宣告阶段性完成,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发展战略。l986年7月,广电部政策研究室召开广播电视学研讨会。 广电学会成立后,决定把组织撰写《中国广播电视学》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学会集结了当时国内从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26位专家学者,由阎玉担任主编,经过数年艰苦劳作,该书于1990年9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认真总结了我国广播电视的历史经验,注意吸收中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力求从理论上阐述广播电视的特有规律。该书既有基本概念阐述,又有应用理论研究;既有传者分析,又有受众诉求研究;既有管理研究,又有技术、未来前瞻;“无线”、“有线”兼容,“对内”、“对外”共生,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专著,被认为是广播电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出版后,广电部曾专门发文到各地广电厅(局),要求全国广播电视战线职工认真学习。

1993年,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组织编写的《中国应用电视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在1987年至1988年间电视系老师撰写的18本系列教材――“电视节目制作丛书”基础上增修完成的。全书分本体、节目、制作、技艺4编共29章,计230万字,由王纪言、朱羽君担任主编。该书从整体上系统而全面地对电视业务研究进行了理论梳理,涵盖电视实物的方方面面,以学术和应用价值并重著称。

1998年,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研究的成果――《中国电视论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杨伟光担任主编,集结了全国17位知名学者历时3年攻关完成。该书在吸收以往电视理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在广播电视的属、产业经营、发展战略等方面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建构了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理论性、应用性、系统性、前瞻性特征,引起学界业界较大反响。李铁映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评价该书“科学、全面地认识广播电视的特殊性与任务”。[1]

在系统攻关、组织出版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的同时,各地广播电视工作者、高校教师也依据个体或群体力量,出版一批学术著作。在各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施旗等的《广播语言的运用》(1980)、康荫的《新闻广播学研究》(1982)、北广新闻系编的《人民广播回忆录》(1983)、张颂的《朗读学》(1983)、裴玉章的《荧屏前后》(1983)、广电部总编室编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学习手册》(1984)、钱辛波等编的《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1984)、徐恒的《播音发声学》(1985)、苑子熙的《美国新闻自由探析》(1985)、壮春雨的《中国电视概述》(1985)、杨兆麟等的《人民广播的号角》(1986)、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1987)、赵水福的《国际广播探析》(1987)、施天权的《广播电视概论》(1987)、康荫的《广播学基础》(1988年)、刘志筠的《电子新闻媒介》(1988)、白谦诚的《广播纵横》(1988)、鲍祖安的《广播受众简说》(1988)、裴玉章的《电视纵横》(1988)、刘志筠的《电子新闻媒介――广播与电视》(1988)、赵玉明主编的《广播电视简明辞典》(1989)、田本相的《电视文化学》(1990)、周鸿铎的《广播电视经济学》(1990)、刘隆民的《电视美学》(1990)、陆锡初的《节目主持人概论》(1991)、吴少琦主编的《东北人民广播史》(1991)、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1991)、陈尔泰的《电视存现说》(1991)、谢凤翔的《广播优势论》(1991)、方亢等的《中国电视新闻学》(1991)、赵玉明主编的《中国解放区广播史》(1992)、张颂主编的《中国播音学》(1994)、赵玉明等主编的《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1995)、张君昌的《应用电视新闻学》(1995)、黄匡宇的《理论电视新闻学》(1996)、张骏德的《现代广播电视新闻学》(1996)、俞虹的《节目主持人通论》(1996)、吴郁的《节目主持艺术探》(1997)、王振业的《广播电视新闻评论》(1997)、《世界各国广播电视概况》(1997)、汪天云的《电视社会学研究》(1998)、张君昌的《论精品战略》(1998)、刘缘摹兜缡又毓孤邸(1998)、张令振的《电视与儿童》(1999)、李东的《广播节目策划论》(1999)、时统宇的《电视影响评析》(1999)等。[2]上述成果几乎涵盖了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史学、发展战略和若干交叉学科。

四、产生一系列标志性事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行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战略转移,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随着广播电视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产生,学术研究打开了视野,理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一)两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开创了学术理论研究的视野

1980年,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自己走路”的方针。要求广播电视媒体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自己的报道思想和报道计划,开展新闻报道和评论等工作;要注意在稿件的采写和节目的编排中发挥广播电视的传播优势。在“自己走路”方针的指导下,广播电视工作者抛弃了旧有理念的束缚,激发了空前的创造力,广播电视节目出现了一片新景象。而这个时期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也围绕着“自己走路”展开,出现大量探讨广播电视特点和规律,论证广播电视未来发展道路的文章。

1983年3月11日至4月10日,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到20世纪末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建设方针和“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明确了“立志改革,在改革中调整,在改革中提高,在改革中整顿,在改革中发展,全面开创广播电视工作的新局面”的事业发展方向。同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广播电视部党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这便是在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中央[1983]37号文件”。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各级媒体纷纷把新闻改革作为宣传工作改革的突破口,改变老一套的节目思维和方法,新闻节目的信息量扩大,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效性有了显著提高。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改革成为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热点。

(二)总结实践经验,推出“珠江模式”

1986年l2月15日,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它一改传统的办台思路,采取一系列新举措,如主持人直播、大板块结构、热线电话、听众参与等形式,既为业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改革之风,又为学界提出了前所未遇的新课题。1987年12月,在珠江台开播一周年之际,中广学会和广电部政策研究室联合召开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广播理论研讨会,探讨、总结珠江台的改革经验,推出“珠江模式”。会议认为,珠江经济台的改革,虽然是广东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的产物,但他们的改革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无疑是值得广播电视界同行们学习的,他们探索和总结出的办广播的新路和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为了进一步推广珠江台的经验,1988年6月还在广州召开“广播电台台长、主持人讲习班”,使“珠江模式”在全国开花结果,为我国广播业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2年春夏之际,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上海广电界借鉴“珠江模式”,引进竞争机制,分别于1992年10月和1993年1月开播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东方电视台,引起全行业新一轮改革旋风。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围绕主持人节目、广播热线电话运用、电视新闻直播、电视深度报道、播出机构体制创新等推出了一批前沿成果。

(三)首次召开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

1992年3月,广电部政策法规司和中广学会联合在常州市召开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召开专门讨论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工作的全国性会议,这在我国广播电视发展史上尚属首次。会议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经验,规划并确定了1992―1995年广播电视研究课题(共115个),其中重点课题22个。会议还讨论了改进研究方式――从个体、分散研究过渡到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并举的问题。

会议形成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纪要》。《纪要》阐述了“加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迫切性”,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事业为目标”,“应用理论与基础理论、决策研究与业务研究、现状研究与历史研究,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在研究任务的落实上,要适当分工”。l992年5月,广电部向各地广电厅(局)和部属单位发出“关于印发《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广发政字[1992]353号)。各地、各部门贯彻广电部通知和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其中《“一国两制”格局下广播电视的政策研究报告》、《跨世纪中国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乡镇广播电视指导》等一批较高水平的成果是依靠系统力量完成的。此后,学术年会作为一种制度,被中广学会继承和保留下来,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品牌。

(四)“经济属性”引发持久的学术争鸣

199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并指出,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第三产业自我发展机制,现有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型第三产业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之后,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中,兴起了一股研究广播电视有没有经济属性、产业功能的热潮。

改革开放以后,广播电视在完成宣传任务、发挥喉舌功能的同时,实际上已在利用自身的频道资源、设备资源、节目资源、人才资源等,从事广告经营、信息经营、节目交易及服务性经营(如工程项目设计等),既取得社会效益,也获得经济效益,为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也就是说,广播电视的经济属性、产业功能在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中已初见端倪。《探讨广播电视事业的经济属性》[3]一文是最早提出广播电视具有经济属性的文章。这在当时尚未成为多数人的共识。1990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一书,也未提及经济属性、产业功能的问题。

1992年6月,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为广播电视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向社会集资的资本运作路子。拥有独立建制、自主经营权、独立法人资格和全额经费自收自支的上海东方电台和东方电视台,从未讳言产业经营。这些来自第一线的开拓性举措,促使理论研究者的进一步思考,进而兴起了广泛的研究热潮。《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从l993年第一期开始开辟“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专栏,发表影响较大的文章有《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4]、《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产业化趋势》[5]等。这些文章从产业角度、市场角度来认识广播电视的属性和功能,提出了一些改革设想。此后,一些人士对上述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并就广播电视能否面向市场、走向市场、推向市场发表了争鸣意见。《广播电视决策参考》也在1993年设置了《广播电视与市场经济》专栏,发表了大量探讨此类问题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至1995年,全国各广播电视学术期刊发表以“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为主题的文章有近200篇,从产业、市场角度关注广播电视属性和功能的研究者逐渐增多。

1996年9月,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在集中精力办好报纸的同时,要努力搞好经营和管理。”这一意见发表以后,广电系统受到很大的鼓舞,不少同志开始大胆思考如何全面认识广播电视属性和进一步办好广播电视的问题。1996年10月,中广学会、广东广电学会和广东电合主办中国广播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广州电台提交的一篇论文指出:“广播电台在体制上已不仅是宣传工具,同时也是独立的经营主体;在运作方式上,它不仅以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的方式运转,而且以产业部门的方式操作;在行为目标上,它不仅服务于市场,而且自身直接介入市场竞争,获得产业应得的市场利润回报。”广播电视不仅是宣传工具,而且是传媒产业,这是在实践中萌生的原创性思考。

1998年召开的中广学会学术年会认为:“我们身处信息时代,广播电视是重要的信息产业部门。”1998年出版的《中国电视论纲》在“中国电视的社会主义性质”一章中指出,中国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众传媒,中国电视还具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这些见解得到广泛共识。可以说,在迎接21世纪到来的时候,关于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这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经过近十年的学术争鸣,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6]

(五)开展广播电视学术理论评奖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后,在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同时,也着手规范理论研究工作,使各项学术活动走向有序化轨道。在不断涌现的学术成果的前提下,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自1988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选,至1999年共举办6届评选活动,有461篇论文获奖(首届35篇、二届48篇、三届102篇、四届72篇、五届96篇、六届108篇)。其中《试论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的软科学研究刍议》、《广播电视与农村发展》、《关于经济广播电台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视听岭南特色与岭南文化》、《经济转型与思想转型》、《话说“直播板块”热》、《我国电视新闻的现状、发展趋势及需注意的问题》、《对我国发展国际卫星电视的几点思考》等一批获奖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和整体水平。

自1990年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每四年还举办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至1998年共举办3届评选活动,有71部著作获奖(首届9部、二届27部、三届35部)[7]。其中《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中国开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国广播电视学》、《中国应用电视学》、《东北人民广播史》、《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等专著产生较大影响。

这两项评选活动既是对这一时期学术理论成果的整体检阅,也极大地激励了各地广播电视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的热情,开拓了学术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对发现、培育理论人才,推动广播电视深化改革起到重要作用。

(六)国家有关部委批准设立广播电视学科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努力,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成果日益丰厚,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把“广播与电视”列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范围内的二级学科,下设“广播电视史”、“ 广播电视理论”、“ 广播电视业务(包括广播电视采访、写作、编辑等)”、“广播电视播音”和“ 广播电视其他学科” 等其他三级学科;同时在“文艺学” 学科范围内设立“广播电视文艺” 三级学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一书称:“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已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研究进展迅速,但由于起步较晚,理论方面还比较薄弱。”[8]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联合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在“艺术学” 学科范围内首次列入“广播电视艺术学” 二级学科。1998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本科生专业目录中将原“新闻传播学类”内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改称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同时在“艺术类”内设立“播音主持艺术”、“ “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这说明,到20世纪末,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的地位,已经得到社会公认。

总之,在改革开放后的头20年间,由于政府重视,组织有力,专家学者聚精会神,潜心研究,学术活动蓬勃开展,成绩斐然,各分支学科研究均取得质的飞跃,成果蔚为壮观。首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打破思想禁锢,开展学术争鸣,使理论研究水平得以快速提升。其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特别是广电学会的成立,彻底改变以往学术研究以分散、个体研究为主的状况,代之以全系统的兵团式合作,有计划地开展课题性研究,加之期刊出版阵地的恢复、创办以及相关制度的建立健全,从体制机制上保证了重量级成果的产生。再次,建立了一支事业心强、以中老年科研人员为主、专兼职结合的理论研究队伍,使学术研究既有重点突破,又有全面推进。

这一阶段,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在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借鉴学习国外的相关理论,研究规模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层次不断提升。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新型办台模式的探讨和推出,还是对管理体制、发展战略的分析;无论是对广播电视四种属性及其相关基础理论的阐述,还是史学、节目制作学、播音主持理论、纪录片以及新闻、专题、文艺节目界定的研究,都取得社会公认的成就。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开始显现,产生若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其中,以《中国电视论纲》对于《中国广播电视学》部分章节的补充、拓展及其与之共同呈现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加上以《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史学研究和以《中国应用电视学》为代表的应用理论研究,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学术理论研究开始转入发展阶段。

但是,就整体研究格局而言,这一阶段存在功能属性研究多,体制机制研究少;节目生产研究多,经营开发研究少;常态课题研究多,前沿课题研究少等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广播电视在20世纪末进入瓶颈期。有专家分析称:“中国广播业似乎发展不快,更多的是在未能找到合适的新发展点之前的一种延续。”而“中国电视界处在一个大变动、大改组的氛围之中。”[9]1998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刮起娱乐化风潮,节目同质化苗头开始出现,这些现象既受到一些人追捧,又被一部分人侧目,连《人民日报》这样的高端媒体都开辟专栏讨论种种电视文化现象,理论跟进的迟缓引起社会关注和议论。这既昭示着人们对于广播电视理论创新的期待,也预示着新世纪的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将以崭新的姿态示人。(未完待续)

注释:

[1]李铁映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该项统计以《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2000)所列出版书籍简目为基础,结合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结果及社会评价等因素综合分析得出,同类题材著作以先发者优先考虑。

[3] 周鸿铎:《探讨广播电视事业的经济属性》,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9年第5期。

[4] 余统浩:《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l993年第1期。

[5] 李向阳:《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产业化趋势》,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4年第1期。

[6]参见刘习良主编:《改革开放中的广播电视(1984～1999)》,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

[7]论文著作评奖数字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大事记》(1986～2004)统计。

[8] 参见《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第690页。

[9]李铁映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广播电视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