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广播电视90年学术发展轨迹:发展阶段(上)

时间:2022-09-12 01:23:24

简论中国广播电视90年学术发展轨迹:发展阶段(上)

编前语:中国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经历了萌芽、起步、形成、发展四个历史阶段。理论成果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研究队伍从分散走向团队,从业余走向专业;研究方式从无序走向系统,从单一走向多元。如今已经形成了跨学科、多分支的理论体系,学科地位得到社会公认。对其经验进行总结,对其所走弯路及泡沫现象进行反思,对于指导未来广播电视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刊将连续4期刊载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助理、学术部主任张君昌同志的文章《简论中国广播电视90年学术发展轨迹》,本期刊载的是第3篇。

新世纪初叶的10年,我国广播电视发展势头相当迅猛,产业化步骤的加快、一批广电集团的组建、频道专业化改造以及人员、技术等方面大幅提高,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步缩小。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随着国家开放力度的加大,广电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全行业启动新一轮改革和发展的背景下,广播电视面临更为复杂的内挤外压的新形势,日新月异的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迫切需要通过理论研究来回答,各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对于理论研究愈来愈重视,投入愈来愈大,学术研究跟踪热点及时准确,研究领域日益拓宽,研究手段先进,研究成果不但整体上繁荣,还产生一批把中国国情与国际理念有机结合的优秀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视域越来越宽

在日益成长壮大的理论研究队伍中,除原有广播电视系统、高等院校的人员更新换代以外,一些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专业理论工作者也纷纷“触电”,加入到广播电视传播理论研究的行列中来,使广播电视理论研究队伍有了整体性改观。特别是2004年4月,国家广电总局组建发展研究中心(初期与规划院合署,2007年2月独立)以来,专门开展广播电视宏观政策、发展战略、法律法规、体制改革、产业和新媒体发展等重要课题的研究,收集分析国内外广播电视发展动态,广播电视发展年度报告、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等,完成一批重要课题项目,其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肯定。该中心由最初的10几个人,到2009年发展成一支以博士为主的近40人的学术研究梯队,成为近几年广播电视进行理论攻关的中坚力量。

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成立5年来,相继完成《广播影视扩大消费政策研究》、《新兴文化产业研究》、《发达国家广播影视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研究》、《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视听新媒体发展战略研究》、《广播电视宣传改革与创新研究》、《广播电视村村通长效机制研究》、《广电企业上市规则研究》、《付费频道业务发展和管理问题研究》、《移动广播电视体制研究》等一大批现实急需的研究项目和调研报告。可以说,以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新一论工作者的出现,使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骨干队伍由以往的以中老年为主转变为以中青年为主,学历结构也发生了质的提高,使战役式课题研究的效率大为提高,决策和应用理论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

随着研究视角的扩大和国外成果的借鉴,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对象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方法手段上,大量借鉴相关学科的视角切入,比如,采用数据统计、个案调查相结合,采用符号学、叙事学和比较研究进行综合分析,等等,使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大为提高;在内容和对象方面,不仅关注传者,还有传播观念变迁研究、受众(效果)研究、体制机制研究等;不仅关注主流话语,还有对较为边缘问题的探讨,如对农传播、弱势群体传播等;还能够在比较视野中观照中西广播电视的异同,得出的结论更具科学性和学理性。此外,对于广播电视最新发展、新媒体条件下新型节目形态、广播电视与民族发展、与国际舆论创建等多种问题,也均有关注。总之,新世纪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正呈现跨学科、高融合、多样化的特征,广播电视理论体系日益走向健全、成熟。

二、理论阵地进一步扩大,学术空气异常活跃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广播电视学术期刊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截止到2009年底,全国广播电视学术刊物超过l00种。较之上个十年,广播电视学术刊物或有质量上的提升或有数量上的发展。比如,2002年9月《广播电视理论动态》由月刊改为半月刊;2007年6月更名为《中国广播电视理论动态》,进一步明确办刊宗旨,体现快速、广泛汇集学术精华的定位;2008年2月增开《两会速递》、《热点观察》等新栏目,加快对传媒前沿热点现象的捕捉,重视网络观点的集纳,启发理论创新能力,封面实现彩色印刷;2009年5月每期由12页扩版至16页,为业界提供更为优质的理论服务。

又如,创刊于2002年1月的《西部电视》以服务西部为目标,由四川电视台、重庆电视台、陕西电视台、贵州电视台、云南电视台、电视台、成都市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创刊于2005年3月的《北方传媒研究》,由吉林省北方传媒研究中心与吉林电视台、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吉林省广播电视协会共同主办,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北方学术研究基地及东北三省高校相关院系协办,是东北地区第一家跨媒体、跨区域的传媒理论刊物。除了专门的广播电视学术刊物外,一些综合性新闻刊物,也涉及广播电视内容,有的还开辟广播电视专栏,比如《新闻战线》、《中国记者》、《新闻记者》、《新闻采编》、《新闻爱好者》等都开辟有关于广播电视专栏。

新世纪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日趋繁荣,涉足广播电视图书出版发行的出版社已达120多家,十年累计出版专业图书2500多种,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一些具有突破性研究成果的著作把广播电视学术理论推向新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1](1949~2000)是国家广电总局主持完成的我国第一部系统记录新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历程的史书。全书45万余字,共六章,史料丰富,对宣传业务记述较为全面,具有思想性和权威性,是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2]以新中国成立为界限,分上、下两卷,共十章60余万字。上溯至1923年中国境内出现第一座广播电台,下至2000年,对20世纪我国广播电视的成长轨迹和重大史实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和评析。该书详近略远,每一章末尾都有一段小结,上下卷的书末也各有一篇结束语,主要是对每个历史时期广播电视发展的特点作简要的概括和评述,论述严密。《通史》是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的课题,是广电系统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它的出版,对夯实广播电视史学的学科基础,深化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广播电视新论》[3]是国家广电总局委托中广学会实施的重点课题项目。作为基础学科的研究成果,全书50万字,分为广播电视历史论、属性论、功能论、宣传论、节目论、受众论、产业论、体制论、法制论、技术论、队伍论、发展论共12章。该书重在总结概括世纪之交的理论研究成果,“以论为主”和“突出新论”是其两大特点。该书在受众研究、产业经营成效、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不少真知灼见。

《广电蓝皮书??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4]是我国第一部以全方位视角展示我国广播影视发展状况的年度报告。该书全面反映中国广播影视发展状况,分析、预测广播影视发展趋势,为制定行业政策、指导行业走向提高依据和参考。该书采用数据翔实,来源可靠,涉及广泛,较好体现了年度报告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在国内产生重要影响并波及海外。

《中国电视史》[5]是国家“十五”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成果,该书分4编17章,系统总结了中国电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梳理了电视观念、节目、技术的发展脉络,阐述了电视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较高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水平。

还有一批著作在这一时期产生较大影响。它们是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2000年)、胡智锋的《中国电视观念论》(2000)、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论学》(2000)、汪流主编的《中外影视大辞典》(2001)、谭天、王甫的《电视策划学》(2001)、应天常的《节目主持语言学》、赵凤翔等的《电视艺术文化学》(2002)、任金州、陈刚的《电视摄影造型基础》(2002)、张颂的《朗读美学》(2002)、张君昌的《超媒体时代》(2003)、胡智锋的《电视美学大纲》(2003)、孙玉胜的《十年DD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2003)、徐迅的《暗访与偷拍DD记者就在你身边》(2003)、朱羽君、雷蔚真的《电视采访学》(2003)、时统宇的《电视批评理论研究》(2003)、张凤铸等的《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学》(2004)、胡智锋的《电视传播艺术学》(2004)、童宁的《电视节目结构方法》(2004)、刘忻的《生态电视论》(2004)、李岚的《中国电视产业评估体系与方法》(2004)、高鑫的《电视艺术美学》(2005)、龙耘的《电视与暴力》柯春海的《电视新闻演播室的设计与制作》(2005)、李新民的《中国电视大趋势》(2006)、陈尔泰的《中国广播之父DD刘瀚传》(2006)、廖祥忠的《数字艺术论》(2006)、张振华的《求是与求不DD广播电视散论》(2007)、栾轶玫的《媒介形象学导论》(2007)、宋家玲的《影视叙事学》(2007)、谢耘耕的《真人秀节目:理论、形态和创新》(2007)、宫承波主编的《新媒体概论》(2007)、冷冶夫的《民间影像的革命》(2007)、涂昌波的《广播电视法律制度概论》(2007)、孙宝国的《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研究》、郭宝新主编的《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理论与方法》(2008)、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广播影视公共服务》(2008)、白玲、申启武的《从“珠江模式”到跨越式发展》(2008)、陈尔泰的《中国广播史考》(2008)、吴信训的《新媒体与传媒经济》(2008)、孙宝国的《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形态研究》(2008)、张君昌等主编的《影像中国DD当代纪录片理论争鸣与前沿探索》(2009)、唐世鼎、黎斌等的《中国特色的电视产业经营研究》(2009)、张海潮的《电视节目整合评估体系》(2009)、孙宝国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形态学》(2009)等。[6]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广播电视史学研究成果呈现权威、翔实、精专的特点,个别领域有所突破;基础理论研究跟踪了时展的步伐,成果具有一定的时新性;应用理论和决策研究继续向又深又广两个方向发展,研究成果屡屡填补以往空白,实践性、前瞻性特色愈加鲜明。

三、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转换职能,学术号召力进一步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广学会继续承担“组织广播电视战线的广大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探索广播电视的发展规律,切实把握广播电视的新动向、新趋势,为推动我国广播电视大发展大繁荣提供理论支撑和建设性意见,为广播电视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任务。在2004年8月更名为“协会”之后,依然努力发挥学术理论研究阵地的作用,围绕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规划,提出选题,组织攻关,学术号召力进一步增强。

在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广学会组织学术年会、高端论坛及各类主题研讨会、推介会70多场,直接听众万余人次;编撰、出版广播电视学术著作50余部;举办4届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选活动,评出获奖论文417篇(其中七届116篇、八届114篇、九届94篇、十届93篇);举办3届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活动,评出获奖著作115部(其中四届42部、五届37部、六届36部)。除此之外,还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工作。

(一)成立学术委员会,组建学术研究基地

为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中造诣较高、有一定威望和影响的专家学者的参谋、指导、组织、协调作用,团结有志于从事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人士,在广播电视领域创造浓厚的理论研究风气,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广学会于2000年9月组建了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在制定理论规划、开展学术研究方面发挥参谋顾问作用,由46名专家组成,部分学术委员提出建立若干学术研究中心的建议;2001年10月,西部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在四川大学挂牌成立。2004年1月,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作出组建若干学术研究基地的决定,西部广播电视研究中心更名为西部学术研究基地;同年11月,上海(华东)、北方两个学术研究基地相继在上海、辽宁成立;2008年5月,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办事机构实设,被定位为广播电视业界研究领域的学术指导机构、评估机构和仲裁机构,同时在广东成立了中南学术研究基地;2009年4月,高校传媒研究基地在中国传媒大学挂牌成立。至此,既能体现东、西、南、北区域特色和研究重点、又能汇聚高校及科研院所学术力量;既能搞分散的特色研究,又能进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五大基地战略布局宣告完成。各基地依托自身力量,加强横向联系,针对本地实际,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课题研究和学术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当地广播电视的改革发展和队伍建设。

学术委员会还参与了《2003~2007年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纲要》、《2008~2012年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每份规划都针对特定时期广播电视全局性问题提出几十个选题方向,成为对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理论研究的指导性文件,对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推动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2008至2012年的规划,提出了未来五年的四大研究方向:一是加强应用学科研究,二是夯实基础学科研究,三是推进新媒体新技术研究,四是促进决策管理研究。包含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与广播电视建设成就研究,文化多元化与广播电视生态研究,广播电视节目质量评估体系研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研究,广播电视行业调查机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及启动《中国广播电视编年史》课题项目、根据传媒环境的变化重新编写《中国广播电视学》等43个具体研究课题。这一规划的实现,将使广播电视理论成果再上一个新台阶。

(二)组织评选“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人才,建立理论人才库

2000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开始在全国范围进行广播电视理论人才摸底调查,掌握理论骨干队伍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进行全国“十佳百优”理论人才评选的建议,得到广电总局领导的批准。2001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全国广电系统中首次评选出“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才人100名(其中“十佳”10名,“百优”90名);2004年第二届评选出“十佳百优”理论才人110名(其中“十佳”10名,“百优”100名),2007年第三届评选出110名(其中“十佳”10名,“百优”100名)。

通过开展理论人才摸底调查、学术论文著作和“十佳百优”理论人才评选等活动,培养、发现了一大批理论人才,打造出一批以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为主且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专家队伍。2006年,中广协会着手创建“中国广播电视理论人才库”;到2009年录入各类人才数据2000多名。初步完成《理论研究规划》提出的“五年内建立一支由10人左右组成的涵盖各学科领域的核心专家小组,由50人左右组成的骨干攻关队伍,以及由2000人左右组成的理论人才库,基本形成一支适应新时期新形势要求的能够承担重大课题研究的理论队伍”的建设目标。

(三)开展“年度学术理论研究项目”招标工作

为进一步活跃理论空气,团结有志于从事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人士积极工作,推动《理论研究规划》的实施,中广协会借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招标办法,争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费支持,自2003年起连续3年开展“年度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项目”招标工作。2003年批准立项13个,通过结项10个;2004年立项18个,结项13个;2005年立项14个,结项 8个。三年总共立项45个,结项31个,通过率达68.89%。2008年,在中国传媒大学支持下,该项招标工作恢复进行。2008年批准立项18个,通过结项13个,5个延期;2009年批准立项22个。这些课题涉及新时期广播电视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生态建设、经营管理、质量控制、节目创新、受众研究、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突发事件传播等各个领域,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均为新世纪以来学界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前瞻性和系统性,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2008年起,协会与浙江传媒学院联合举办“媒介素养专项研究项目”招标,2008年批准立项14个,通过结项12个;2009年批准立项9个。这些项目的研究和成果的推广,推动了媒介素养教育在部分中小学的开展,强化了公民的媒介素养意识,引起一些学术刊物对这一新兴领域的关注。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广播影视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 2007年起,国家广电总局决定实施部级社科研究项目招标工作。2007年批准立项40个,2008年批准立项92个,2009年批准立项132个。这些项目围绕国家广播电视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以贴近广播电视改革实际、着力解决现实问题为特色,而且课题覆盖之广、资助经费之多引起业界学界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学术理论研究进入新一轮高峰期。与此相关的科研项目申报、遴选、验收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至此,广播电视系统形成了一整套重点突出、相互支持、互为补充、运转有效的学术理论研究项目招标工作机制,《理论研究规划》的落实有了切实的制度保证。

四、产生一系列学术研究热点

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央相继《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01]17号)和《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05]14号),2009年9月27日,国务院下发《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为贯彻中央决定,广电界提出一些重大举措,机制体制进入不断调整、快速变化的时期,热点现象层出不穷,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及时跟踪了这些热点,留下一系列思考性成果。

(一)频道专业化及其研究

新世纪之初,中国广播电视业经历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这场变革以二级频道专业化为主要内容。频道专业化,指的是广播电视媒体播出机构根据市场的内在规模和受众的特定需求,以一个频道为单位进行内容定位的划分,使其节目内容和频道风格能较集中地满足某些特定领域受众的需求。专业化频道所应具备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是:频道节目内容的定位专一,与目标受众对象的分众化。实行频道专业化,是一次既符合国际传媒发展趋势又结合我国国情的改革。张同道教授在2000年所作的一项收视调查表明,由于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地域文化、个性气质的影响和收视习惯的不同,不同的受众群所表现出的收视差异非常明显,观众对电视节目和频道的要求出现了新的动向。有学者认为,频道专业化的趋势有三大理由支持:一是综合性频道已步入成熟期,雷同度越来越高;二是受众分化加剧,需求层次呈现多元化;三是市场细分理论与制作技术发展需要相互对应。同时也指出,频道专业化虽是发展趋势,但实行起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需要渐进式推进。

实际上,频道专业化的步伐在我国发展较快。如中央电视台除CCTV-1和CCTV-4是以新闻为主的综合频道外,其余频道全部走专业化频道的路子。各省级台和城市台也跟进较快,许多台都开办了的贴近百姓生活的都市频道、生活频道、娱乐频道、音乐频道等;各大省级卫视也都走上“特色定位之路”,实行差异化生存,综合频道特色化。目前,我国专业化频道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大众化专业频道,如新闻、电影、电视剧、娱乐、体育等频道;二是分众化专业频道,如财经、历史、纪实、外语等频道;三是小众化专业频道,如书画、足球、育儿等频道。有学者认为,就传媒业发展形势看来,实现专业化已成为可能,专业化的实现可以解决频道重复建设和满足受众多层次需求的需要,并为业界提供广阔的创作空间。

但是,也有学者对频道专业化的前景并不乐观。他们认为,现有的专业频道有追求形式的不同而忽略质的提高的嫌疑。频道专业化以后,有没有稳定的节目来源?内容是否丰富?这决不仅仅是内容生产的问题,而是一个节目如何市场化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对于不同的频道应该赋予不同的经营机制,公益性、经营性和商业性频道区别对待,让它们能够找到各自的生存空间。应该制定相应的收费政策,就如何收费、资费多少、台网怎样分配等问题,作出全面、周到的部署,才能使频道专业化走向良性发展道路。针对这些言论,有学者提出,短期内把综合性频道“消除殆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是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囿于我国受众素质整体状况所使然,新闻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影视剧的现象还将继续存在,一些娱乐综合频道还会持续走红,综合性频道只能是逐渐退出受众的视野。

(二)“广播发展年”及其相关研究

2002年底,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召开的专门研究广播发展的全国广播工作座谈会,会议认真总结了广播事业发展的经验,分析了广播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郑重提出把2003年作为“广播发展年”。作为广播发展的新起点。“广播发展年”的确立成为中国广播发展助推器的同时,也推动了广播学术理论的繁荣和发展,许多学者都把广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理念、新现象、新问题作为热点课题加以研究。《媒体无弱势关键在发展》[7]一文全面总结了2003年中央和地方各广电机构在节目制作、频率设置、体制构架、机制运营、业务开发、管理体制和用人制度等一系列工作上的改革和创新。《2003中国广播发展年研究》[8]一文系统梳理了这一年学界对于广播功能的新认识:一是对广播本体优势的开发和理解。认为广播在传播迅速,移动性强、伴随接收,便于听众参与互动,音质优美想象丰富、富有情感等方面的优势明显。抓住这些优势,是广播谋求更快发展的根本。二是对广播可持续发展的理解。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广播业的最佳选择,但是,如果没有来自理论、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不会成功。

这一时期探讨广播理论的文章,集中在探索广播传播模式、开发受众资源、拓展广告市场、打造广播品牌等方面。有论者认为,现阶段在中国广告市场中广播广告所占份额偏小,电台缺乏资金,区域性精品栏目稀少,很难形成跨地区的品牌栏目;由于各个电台各自为政的独立状态,造成了部分电台资源浪费,而部分电台节目资源匮乏的现状,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广播的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探索新的传播模式。全国卫星音乐广播协作网发表沈阳宣言表示,科技的进步,卫星网的建立在资源整合方面将带来诸多优势:我们的目标是以网为基础,形成经济实体,实现产业化经营,创建全国广播媒体市场化运作、公司化管理的新模式。通过我们的努力,强强联合,占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建立影响力巨大的广播联合体,改变广播弱势地位。《音乐广播的整合与发展》[9]一文提出了全国卫星音乐广播协作网的四大优势,其一,可以实现各地电台的资源互补,迅速提升每个频率在当地媒体市场中的竞争力;其二,可以集合各个电台的智慧,群策群力,探索新的节目形式,寻找新的市场机会,联合打造有市场竞争力的强势品牌节目;其三,推广现代广播理念,规范广播运作,改变广播广告在广告主心目中不规范的形象;其四,拓展频道资源,开发节目附加值。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2005年以后,探讨广播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生存的文章增多。论者普遍认为,借助网络平台,广播开始从原来的“窄播”,向真正意义的“广播”发展,广播不再“稍纵即逝”,可以借助网络,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更长更广地延伸传播。《音乐广播的下一场革命》[10]提出广播与窄播并存的观点:一方面,面向空间大众的音乐广播依然在进行;另一方面,面向任何个人的窄播同时可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传播,而且这种传播可以延伸到网络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有论者提出,由于网络打破了一直以来传者和受者的界限,与其合作将为广播开发出新的互动手段,便于扩大受众群,提高节目质量;网络是一个庞大的信息库,极大地丰富了节目资源,以往主持人要储备大量的磁带、CD等,现在,可以利用网络找到想要资料,快捷、方便、省时。同时认为,网络为广播带来新的机遇和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舆论导向、网民素质等问题,这就要求主持人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判断力,做好把关人。还有论者认为,新媒体的崛起虽然分流了部分听众,对广播发展造成潜在威胁,但是广播完全可以联合新媒体,在融合中获得整合传播效应,开发以往不具备的多媒体、可检索性等优势。

(三)集团化改革及其研究

在中央一系列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国家广电总局和地方党委积极推进集团化改革试点工作。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城市广电集团在无锡成立;2000年12月,全国第一家省级广电集团在湖南成立;2001年1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规模最大的新闻传媒集团DD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在京成立。截止2005年底,共批准成立事业性质广电集团15家(中央1家、省级7家、市级7家)、广电总台5家(省级4家、市级1家)。以组建传媒“联合舰队”,打造传媒“航空母舰”为手段的集团化改革,目的在于进一步解放传媒生产力,加强资源整合,优化结构布局,转换机制体制,增强规模运营的实力,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尽快提升中国在世界的传播影响力。但是,在实践中,广电集团(总台)既要事业性质又要企业运营,存在许多障碍,事业、产业缺乏分类管理法规,经营性资产无法以合法身份进行市场运营,相关配套改革措施不到位,党政、政事、事企关系难以理顺,使集团发展受限。

其实,在集团化改革推出之初便遭到一些学者质疑。中国传媒大学徐舫州教授曾列举了中国电视积年形成的一些顽症,比如身份不明、条块分割等,指出制播分离的改革措施不可能到位,只能是空中楼阁。并认为,媒体实行制播分离,必须首先建立频道负责制。[11]复旦大学孟建教授提出过质疑:集团化改革是否真正能够成为中国电视业的“大洗牌”,是否具备市场经济的法制基础;“大洗牌”后的传媒产是否增强了竞争活力。作者也呼唤尽快建立“相对独立的频道制(独立经营,独立运作)”。[12]

2006年1月,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宣布,今后不再批准成立省一级广电集团和总台,已经成立的,要在理顺关系、精简机构、转换机制、提高效能上大力改革。这期间,围绕集团化改革的思路、建立新型管理体制、释放广电活力,产生一批研究成果。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与发展》中指出,以集团化为内容的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应当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稳步实施。集团化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明确职责、管办分开;建立新型机制,实行科学管理;强化市场观念,提高创新能力。[13] 2009年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后,系统内开始出现企业性质的集团。有学者认为,新一轮改革除了深化台内改革,更多的是希望借此打通广电产业化通道,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内容生产竞争力为核心,实现做大做强的广播电视新体制。认为整体实施制播分离将成为我国广播电视改革的新路径,要真正打造一批规模大实力强的广电传媒集团必须突破地域、媒介限制,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联合、兼并、重组实现规模化、跨区域、多媒介的发展。[14](未完待续)

注释:

[1] 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2] 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下卷合印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3] 张振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新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4] 黄勇主编:《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 刘习良主编:《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6] 该项统计以《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1D2009)所列出版书籍简目为基础,结合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结果及社会评价等因素综合分析得出,同类题材著作以先发者优先考虑。

[7] 胡占凡:《媒体无弱势关键在发展》,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12期。

[8] 哈艳秋、赵珊:《2003中国广播发展年研究》,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3期。

[9] 陆群:《音乐广播的整合与发展》,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年第4期。

[10] 李世嘉、徐冰:《音乐广播的下一场革命》,载《中华新闻报》2005年2月2日。

[11] 徐舫州:《中国电视改革的问题及对策》,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4期。

[12] 孟建:《透视大整合中的中国电视业》,载《现代传播》2001年第5期。

[13] 《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1~383页。

[14] 徐明明:《制播分离:广播电视改革的新路径》,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第12期。

(作者单位:中国广播电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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