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荣光 第23期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中央红军在黔北转战近3个月，加之此前红三军（后改为红二军团）曾转战务川县，红六军团曾转战余庆县，红二、红六军团再度转战余庆县，红军及其游击队的足迹遍及黔北各县。在中央关于创建黔北苏区根据地的决策指引下，党和红军领导黔北人民开展了创建黔北苏区根据地的斗争。

黔北苏区创建的党组织

党和红战遵义期间，创建了中共地方组织和一大批革命政权、武装和群团组织。

1935年1月中旬，党中央在遵义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省工委和中共遵义县委，林青任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任省工委委员。此前，赤水县已早在1929年建立了中共赤（水）合（江）特支，1933年建立了中共赤水特支。

1935年1月12日，在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的直接领导下，在遵义老城省立三中操场召开了遵义县群众大会（亦称“万人大会”），由秦邦宪（博古）主持，、、李富春等中央首长出会并讲话。工人代表邓云山、妇女代表李小侠、遵义籍红军代表贺神徒也讲了话。大会正式宣告由25名委员组成的遵义县苏维埃临时政府——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向全国发了通电。会后分工，由红军干部罗梓铭任主席，工人代表邓云山任副主席；同时组建了武装、肃反、财政、劳动、土地、文化等6个委员会，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地址设在新城豫章小学。

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分别成立了余庆县军政委员会、湄潭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苏维埃政府（一渡赤水前）、习水县革命委员会、桐梓县革命委员会（二渡赤水后）等6个县级革命政权组织。与此同时，在余庆、湄潭、遵义、桐梓、凤冈、绥阳、赤水等县成立了40多个区、乡级革命政权。

在红军二渡赤水后、三渡赤水前，由红军指战员为主体，吸收部分地方积极分子，先后组建了实力较强的红军黔北游击队、红军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和红军赤水河游击队。3月中旬，由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发动领导了有赤水人参加的赤（水）合（江）边境的石鼎山武装起义，组建了红军赤（水）合（江）游击队。此外，在余庆、遵义和桐梓等县，组建了20多支县、区、乡级革命武装组织。

在组建革命政权、武装组织的同时，余庆、遵义、桐梓、绥阳等县，还组建了40多个革命群团组织，如遵义赤色工会、革命先锋队、绥阳农民协会、桐梓贫民委员会、余庆商人协会、松烟赤色教师队、刀靶水儿童团，等等。

黔北苏区开展的斗争及其贡献

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持红军，使红军士气大振。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向黔北腹地挺进。红军所到的遵义县尚稽镇、团溪镇、余庆县龙溪镇、湄潭县城、遵义县城、桐梓县城、绥阳郑场镇、习水县官渡县城、仁怀县城等地，都受到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欢迎。如1月9日，中央领导人、、等率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县城时，在城南丰乐桥（今迎红桥）至老城府衙门一线，受到遵义开明士绅及工农商学各界数千人的夹道欢迎。又如1935年3月16日，红军一部进入仁怀县城中枢镇，县商会会长曾荣章带领县城群众50多人，抬着3头大肥猪、一大坛茅台酒，到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慰劳红军。红军进入黔北，各地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有的帮助红军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帮助红军两渡乌江，四渡赤水；有的打土豪，破盐仓，为红军筹粮、筹盐、筹款；有的为红军加工大米，赶制服装、鞋袜，补充御寒衣物，桐梓人民就为红军加工大米20多万斤，赶制军衣3000多套；有的为红军印制文件、文告、布告、宣传品；有的为红军抢修枪炮，遵义县高坪炮匠吴海清还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红军带路、送信、抬担架的则不计其数。黔北人民从精神上物质上尽力支持红军，使红军倍受鼓舞，士气大振。

沉重打击反动势力，从政治上军事上配合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红军进入黔北，领导人民群众组建的革命政权、武装、群团组织，带领人民群众，狠狠打击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及其反动民团。据不完全统计，全区此间共打土豪恶霸近千户，其中遵义县打了153户，湄潭县打47户，缴获颇丰。由红军直接组建的“黔北”、“遵湄绥”、“赤水河”和由地方党组织组建的“赤合”几支游击队，在红军组织的遵桐战役、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等重大军事行动中，或伪装主力，迷惑敌军，打乱敌军部署；或牵制敌军，阻止或迟滞敌军行动；或打击地方民团，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军作战，歼灭敌人，实施战略转移。

踊跃参军参战，补充红军有生力量。黔北青年踊跃参军参战。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回忆，“军团政治部直接扩大了320名，成立了新兵营”。陈云在其《英勇的西征》一文中写道：“红军战士（在遵义）休息了12天，主要政治工作人员们动员招收新战士，一共招了3000精壮新兵。”据《红星》报1935年4月5日报道：“总结各军团的扩红报告……总计5400余人，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在外。”据此估算，中央红军在黔北扩红约有四五千人。对这批新战士的作用，陈云在其《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作了充分肯定：“此军均系川黔滇籍之贫民或退伍者，对于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辈加入红军，对于红军有莫大之作用。以后、之能转战于黔北者，此辈出力甚大也。”

认真宣传执行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进入黔北后，不仅有广大红军指战员作广泛的口头宣传，而且红军总政治部还广泛张贴《布告》，散发《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等文告，1935年1月14日又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这些文告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创建苏区根据地的方针政策，《指示信》中还纠正了过去一些“左”的作法，比如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等。黔北苏区革命组织和人民群众，尽可能地知晓、理解这些方针政策，并在苏区实际工作中认真宣传、贯彻实行，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抢救、安置红军伤病员，掩埋红军烈士遗体。遵义“贫民医院”医治红军伤病员数百人，人民群众个别抢救、医治的则更多。这些伤病员治愈后，有的去追赶红军，有的重返家乡，有的则留在当地继续革命。如宋加通等伤愈后则留在习水，1938年组建了淋滩红军支部，一直坚持斗争到当地解放。据统计，1961年仍定居在遵义县的原红军伤病员还有61人。对不幸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苏区人民冒险收殓，挥泪掩埋。仅遵义县就掩埋了438人。为了保护红军坟墓，苏区人民同反动派进行了巧妙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如遵义桑木垭“红军坟”就是其中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例。全区保留下来的红军坟有100多座，仅遵义县就有60多座。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修葺了一大批红军坟、红军烈士公墓、红军烈士陵园，成为人民群众缅怀红军烈士，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苏区人民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千方百计保护下来的红军文物，有数以千计的红军标语、歌谣、漫画、文告、苏维埃币、亲笔证明、通行证、各种枪弹、行军锅、石印机、棕绳、门板、马灯、水壶、银币、虎皮毯、花包单、剪刀、竹饭筒、青花瓷碗等。目睹红军遗物，倍加思念红军。苏区人民还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红军，怀念红军，至今还在黔北地区流传的花灯词《红军灯》、《红军送我一把壶》、《数五更》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奋起抗击反扑，坚持不懈斗争。中央红军离开黔北后，地方各种反动势力大肆向苏区人民疯狂反扑。留下的红军伤病员、游击队指战员和苏区人民奋起反抗，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其中有几百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遵义县就有300多人。遵湄绥游击队政委王有发、遵义县革命先锋队队长苏洪贵、副队长刁光明、湄潭县革命委员会成员朱茂林、陈贵良、梁友轩、苟坝抗捐委员会积极分子熊钰（女）等等，就是这批牺牲者的代表。原红军赤水河游击队队长罗彬（罗明山），伤愈后争取和改造地方民间武装，于1935年9月在正安县成立了黔北救国义勇军，罗彬任前敌总指挥。以“打富济贫”、“抗日救国”为口号，在正安县境（含今道真县）打击土豪劣绅200余户，收缴大洋5万多元，处决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8人。有近200名当地群众参加了义勇军，队伍最多时达2000多人。

黔北苏区所创建的革命政权、武装和群团组织，以及这些组织领导人民所开展的革命斗争，不同程度地分布在今遵义市的14个县（区、市）和新蒲新区。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作者单位：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责任编辑/孟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