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捞业影响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渔业发展迅速，海洋捕捞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产品生产国。一些制约我国海洋捕捞业发展的因素也在不断显现，比较突出的是渔业资源的枯竭，这个问题一直困绕着我国海洋捕捞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先后引入了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总量控制（以下简称“双控”）、休渔和海洋捕捞零增长的制度安排；另外一些宏观经济因素也对海洋捕捞业产生外在的冲击：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我国渔业进出口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签订的中韩、中日、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也缩小了我国传统捕鱼区域。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海洋捕捞业的发展。

一、回归模型的初始设定

海洋捕捞产量的波动是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文章假定渔业资源量是外生给定的，主要考察捕捞努力量（即主要检验渔船数量、渔船马力数以及专业捕捞劳动力）对渔获量的影响，稍后再加入制度虚拟变量进行分析。首先将模型设定为：Yi=a1+a2X1i+a3X2i+a4X3i+ui其中，Y代表海洋捕捞量，X1代表海洋捕捞渔船马力数，X2代表海洋捕捞转业劳动力数，X3代表海洋捕捞船数。文章数据来源为各年《中国海洋年鉴》和《中国渔业年鉴》，选取了1989~2006年17年间相关变量数据进行回归拟合，应用Eviews6计量软件进行实际操作，得到回归结果见表1。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捕捞转业劳动力数（LDL）和捕捞船数（cs）均未通过置信度5%检验，但R2和修正R2都较高，可知存在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由此进行辅助回归，即将每个X变量对其余X做回归。回归的R2结果见表2。将结果进行怀特异方差检验通过，所得结果表明接受原假设，即样本不存在异方差。将结果进行LM在p=1、2、3等时均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残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从而证明最后的回归结果具有说服力，代数表达式为：由此代数式可知，海洋捕捞专业劳动力每上升1单位，捕捞量就上升15.6个单位，马力数每上升1个单位，捕捞量上升0.8个单位。可见，劳动力的增加对于捕捞量的的增加影响很大。

二、加入制度虚拟变量后的回归模型

（一）模型稳定性检验

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首先采用递归残差发进行检验，见图1。

（二）虚拟变量的引入

由于2000年、2001年模型参数都存在不稳定性，因此，引入虚拟变量D1，2000年以前赋值0，2000年为1，2001年以后为2。加入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4。由图1所示，在2000、2001年两年间方程的参数的标准差超过了临界区域，因此是不稳定的。通过邹志庄断点检验2000、2001两年结果表明方程在这两年间具有不稳定性。从而加强了递归残差检验的结论。代数表达式为：BLL=-10711203.2004+1.31385269897MLS+8.29952328351LDL-1105153.33186D1加入虚拟变量后的模型修正后的R2增大，且F统计量也大幅度增加，说明加入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更好的拟合了数据。

三、模型解释

（一）常规变量解释

由以上模型可以看出海洋捕捞量与海洋捕捞努力量存在较大依存关系。这种关系用生产函数表示为：q=hfx。其中，q表示渔获量，h为可捕系数，x表示资源量，f表示捕捞努力量（它是一个复合概念，包括投入捕捞作业的渔船数及渔船功率、航海次数、捕捞时间及船员的素质等）。本文假定渔业资源量是外生给定的，主要考察捕捞努力量（即主要检验渔船数量、渔船功率以及专业捕捞劳动力）对渔获量的影响。对捕捞努力量替代变量的选取，本文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且数据容易量化的变量———渔船数、渔船马力数、捕捞劳动力数，但三者存在较大共线性问题，经过比较分析将渔船数剔除，留下渔船马力数与捕捞劳动力数作为两个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海洋捕捞量与渔船马力数、捕捞劳动力数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回归结果中的R2为0.970466，也佐证了这一结论。

（二）虚拟变量解释

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看出，不同年份模型参数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由图4可知，2000、2001两年超过了临界值，其余各年份虽没有超过临界值但波动性较明显。因此针对超出临界值的2000、2001两年引入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通过了递归残差检验，证明模型稳定性问题得到解决。下面即对模型的不稳定原因展开分析。

1.“双控”制度

农业部从“八五”（1987年）开始对全国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实行总量控制。通过压减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数，达到初步控制我国海洋捕捞强度盲目增长和资源的过度利用，逐步实现海洋捕捞强度与海洋渔业资源可捕量相适应的目的。与此同时，“双控”制度也和海洋捕捞“零增长”和“负增长”政策相配合，进一步加大了对海洋捕捞强度的控制力度。

2.休渔制度

休渔制度是根据渔业资源的繁殖、生长、发育规律和开发利用状况，划定一定范围的禁捕区（保护区、休渔区），规定一定的禁捕期（休渔期），在禁渔区内禁止某些渔具渔法的使用或者全面禁渔的一系列措施和规章制度的总称，属于投入控制制度。针对近海渔业资源的不断衰退，我国自1995年起在东海和黄海实行伏季休渔制度，并在1999年把我国的伏季休渔制度推广到其他海域。

3.“零增长”制度

我国于1999年提出捕捞量“零增长”，2000年新修订的《渔业法》正式提出了在我国实行海洋渔业捕捞限额制度。捕捞限额制度也是一种投入控制制度，通常是在一定的区间、一定的区域对特定的渔业生物资源品种设定可允许捕捞量的最大值，是将渔业的结果———产量（捕捞量）作为直接管理对象，根据相关捕捞对象的资源禀赋状况，通过综合性的资源评价，确定总允许捕捞量，如果捕捞量超过了一定的标准，渔业生产就会被控制。

4.“入世”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虽然并不是针对海洋渔业发展的制度变化，但是它对我国海洋渔业发展的影响却引起了很多渔业专家的注意。在进出口方面，2002年1月，我国的活鱼（不包括鳗鱼、观赏鱼和鱼苗）和鲜、冷大马哈鱼的进口税率分别降到了10.5%和10%；在要素投入方面，以前碍于我国市场准入限制的外资会利用我国加入WTO后实行的普惠制与全面降低关税为渔业发达国家介入这一领域提供的有利契机，积极加入到我国的渔船和相关产品的生产、制造技术和管理中来。总之，入世对我国海洋捕捞业的影响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5.周边渔业协定

中国分别在2000年、2001年、2004年与日本、韩国、越南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大大缩小了我国渔民传统的捕鱼区域，使得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将过剩的渔民进行转产转业。三个渔业协定的签订对于我国海洋捕捞量的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由以上相关制度的实施可以看出，模型参数的不稳定性确实由制度因素造成。比如超过临界线的2000、2001两年，2000年是休渔制度推广到黄海、东海、南海的年份，也是我国正式提出了实行海洋渔业捕捞限额制度即“零增长”制度的开始年份，同时也是中日渔业协定签订的年份，2001年是中韩渔业协定的签订年份，这些制度因素交叉影响着海洋捕捞量，使得海洋捕捞量在2000年以后稳中有降，是模型的稳定性最大的干扰。但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近年来制度实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年内同时有几项制度因素参与其中，导致我们现在不可能对每一项制度因素的影响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因此，对于具体制度因素的影响效果研究是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