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赋而国用足”

摘要: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变法｡为了给变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王安石提出了“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新财富观｡王安石将其新的思想融在了青苗法等新法中｡但是,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蔡上翔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抑配”;梁启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一县非全国之比”等｡其实,根本原因是崭新的财富观不可能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网络中找到立足之地,适合市场经济模式的政策导向必然会遇到自然经济现实力量的扼杀｡

关 键 词:王安石;新财富观;青苗法;熙宁变法

中图分类号:K244/F0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3-0095-04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受命主持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变法之初，由于统治集团上层存在针锋相对的意见分歧，争论不休，导致变法最终失败，并引起了长达近千年的争论。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就会发现王安石一些颇具特色的观念在无休无止的争论中被湮没了，发掘这些思想的独特价值，是正确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基础，也是历史理性的使命。

一、熙宁变法之初争论的问题和双方的基本观点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夏四月，神宗诏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为治所先”，王安石说：“择术为先”。当宋神宗问：“唐太宗何如？”王安石第一次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他的主张。

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1]325

宋神宗这次与王安石的对话，奠定了依靠王安石主持变法的思想基础，君臣二人达成共识。同年冬十一月，在关于旱灾的一次讨论中，王安石首次与司马光在宋神宗面前发生争论。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王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1]326

关于这次的争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的记载为八月，并说是曾公亮提出“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然后在学士院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是这样的：

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论不已。[2]1628

一般论者没有注意区分这个记载中透露出来的两种财富观的重要差别。王安石的观点是：善理财的人可以增加财富，不增百姓的赋税而可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因此，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说明他已超越了单纯财政收入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增加生产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财政困乏的问题，从而一举改变宋朝立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司马光的观点则是：天生的财富不在民就在官，原因是“止有此数”。换句话说，在司马光看来，财富是一个不变的常数，不可能因为人的作为而增加总数，人的主观努力与否都不会改变这个常数。十分遗憾的是，王安石怎么论述“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言论没有记载，翻遍史书都是在司马光说完之后记上一句“争议（论）不已”。显然，这“争论不已”一句将王安石的阐发论述给删除了，使后人不得深入理解王安石的观点和想法，成为一个历史公案。

二、《神宗实录》可信度及删除王安石言论的原因

《宋史》和《续资治通鉴》等关于熙宁变法的主要资料来源是《神宗实录》。而《神宗实录》的形成，简直可以称之为“滑稽”。据梁启超研究，《神宗实录》的形成、删定、修改共三次：

一是元（1086-1093）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共同修订《神宗实录》，在修订过程中，陆佃和范祖禹、黄庭坚产生严重意见分歧。黄庭坚对陆佃说：“如公言，盖佞史也。”陆佃则针锋相对地说：“如君言，岂非谤书乎？” 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但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并不支持王安石，所以从他的言论中可以推断最初的《神宗实录》中，诬罔之辞是比较多的。

二是绍圣（1094-1097）年间，三省共同呈进台谏的章疏，认为以前所修的实录中，多附会奸言，诋毁熙宁、元丰以来的政事。当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供文状，竟然说有些事没有依据，仅仅是依据“传闻”而已。可见第一次修订的《神宗实录》中确有许多不实的记载。于是诏命蔡卞等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又以王安石所记的《熙宁日录》为依据，将元本涂改而成，因用朱笔涂改而成，号“朱墨本”。

第三次修订《神宗实录》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宋徽宗时，刘正夫提出元、绍圣年间的两次所修《实录》互有得失，当折衷其说，传信万世。另外，徐更进一步说：“神宗正史，今更五闰，未能成书，盖由元、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议论纷然。”他主张辅相之家记录，宜尽取用，参订是非，勒成大典。于是徽宗下诏再修《神宗实录》，然而未及成书就发生了“靖康之难”。南渡以后，于绍兴四年（1134）范冲重修成《神宗实录》。《宋史》所据，即此第三次修订的实录。范冲是范祖禹之子，继其父业变本加厉的污蔑王安石，更加残忍的是他竟然将王安石所著《熙宁日录》和绍圣年间第二次修订的朱墨本《神宗实录》全部销毁。[3]6-7

从此，王安石的许多闪光的思想后人就无从获知。范冲此举看似义气之争，其实对中国思想史来说，无疑是一种犯罪。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从一些其他的记载和言论中分析，还是可以发现一些思想线索的。

三、王安石关于财富问题的论述

早在仁宗嘉三年（1058），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中就提出了“理财之道”的思想。他说：

臣于财力，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士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通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4]9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所说的“理财之道”主要还不在“人尽其力”和“地尽其宜”方面，包含有新的因素。这新的因素在“治”和“理”上下功夫，即应该考虑如何将财富治理好。但是，如何治理呢？王安石并没有说。事过多年，王安石成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之后，可以看出王安石“理财之道”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一系列新法之中。如：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在这些新法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青苗法和均输法。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给朋友写了一封信阐述青苗法的思想：

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不可继则是惠而不知为政，非惠而不费之道也，故必贷。[4]97-98

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第一次阐明了“理财之道”的基本内容是以钱生钱、以财生财的思想。王安石还充分肯定“理财”工作的重要性，并从义利之辨的角度说明“理财乃所谓义也”，直接为青苗法找形而上的根据。青苗法规定在青黄不接时，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给农户以小额的国家贷款，贷款的利率为二分。从理论上说，社会财富与劳动量、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即随着劳动量的增减或劳动生产率的升降而增减。贷款给农户不仅可以促使农民投入更多的劳动量，同时还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生产资料，主要指土地，从而使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可见青苗法本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法，为何会引起这么广泛的争议呢？清人蔡上翔认为：

使青苗法行，诚为有利而无害。则第取二分之息何不可也？然而有必不可行者。以一县小而天下大也。以天下之大行之，则必有抑配之患，与积压之患。是故当时抑配有禁矣。而官吏以尽数钱为功，虽欲不抑配不可得也。[5]227

王安石曾于庆历七年（1047）知鄞县，这一年二十七岁的王安石就“贷谷与民，立息以赏，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1]323可见王安石的青苗法思想孕育于他在鄞县的实践。在鄞县行之有效的做法为什么在全国推广就行不通呢？蔡上翔认为是“一县小而天下大”的缘故，是“抑配”造成的。所谓“抑配”，梁启超认为是“谓强民使贷也”。[3]79江西抚州学人傅林辉也认为是“指强制借给”。[6]282后来的研究者也多承蔡上翔的说法而发挥。其实，王安石主张的青苗法虽然发端于他在鄞县时的实践，但却不等于鄞县做法的放大，而是有新的思想内涵。这个新的思想内涵就是对“不加赋而国用足”这个目标起支撑作用的新财富观：财富是可以生产或创造的。正如亚当・斯密（1723-1790）认为：“财富是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它们或是本国人民直接生产出来，或是用本国产品向外国交换得来，财富的源泉是劳动。财富的增长，第一靠劳动的效率，或者说劳动生产力，第二靠劳动的数量”。[7]102按照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一般看法，财富是靠人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这正如将财富比喻成蛋糕，大多数人都在考虑如何分蛋糕，而王安石则在考虑如何将蛋糕做大的问题。关于青苗法的争议，其实质是分蛋糕和做大蛋糕的争论。主张分蛋糕的人不相信蛋糕是可以做大的，因此他们不关心蛋糕的来历，只关心如何分，如何使自己分得更多一些而又不引起别人的反感和反抗，这就是权术。司马光就持这一观点。而主张做大蛋糕的人则相信，经过人的劳动和科学安排，蛋糕是可以不断做大的，只有将蛋糕做大了，就可以给所有参与分蛋糕的人提供更多的蛋糕。王安石就持这一观点。按照历史书上的记载来分析王安石这个观点的内涵，特别要注意到实践的效果，从实践效果来反证他的思想是可取的，有关王安石实行青苗、农田水利等法所获的丰硕成果，《续资治通鉴》、《宋史・食货》等文献中有很具体的记载。“见管人粮、马料总千一百七十六万石，奇赢相补，可支六年。河北十七州边防大计，仓廪充实，虽因藉丰年，实以吏能干职。”[2]1944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熙宁二年九月丁卯，青苗法颁行。在此之前，青苗法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初，陕西转运使李参以部内多戍兵而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至是，条例司请：“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依陕西青苗钱例，民愿预借者给之，令出息二分，随夏、秋税输纳，愿输钱者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诏曰：“可”。乃出内库缗钱百万，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为青苗矣。[1]332

这个记载说明，青苗法不是王安石一个人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仅是他在鄞县做法的推广，而且包括了当时一批有识之士的实践和主张，陕西转运使李参就是这批有识之士中的一员。

四、王安石新的财富观行不通的原因

清人蔡上翔认为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财富观行不通的原因在于“抑配”。后来梁启超发挥此说：

青苗法立法之本意，其善美既若是矣，然则可行乎？曰：不必其可行也。善而不可行何也？且公在鄞行之而效，而犹疑其不可行何也？曰：一县非全国之比也。一县者，公之所得自为也；全国者，非公之所得自为也，是故当时抑配有禁矣。而有司以尽数散为功，虽欲不抑配焉而不可得也。[3]79

可见，从后人的评价来看，包括蔡上翔和梁启超等大家在内，都认为只是下属官员因为急功而强行放贷造成了青苗法的失败。这个观点几乎成为了评价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影响最大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之前，宋代的苏辙就从人心本贪的角度提出了质疑：

以钱贷民，本以救民，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1]333

苏辙肯定青苗法的借贷本意在于“救民”，但是从人心本贪的角度出发，苏辙认为会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官员狼狈为奸获得个人好处；二是本分的“良民”贷到意外之钱也不免乱用；三是收回本息时就是有钱人也不免逾期不还。应该说，苏辙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本应引起王安石的充分注意和认真思考，王安石也确实认真考虑了。但由于京东转运使王广渊的一番建言，使得王安石下决心推行青苗法。从这来看，青苗法还是符合基层实际情况的。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遏制人的贪性来推行利国利民的青苗法呢？显然不外乎严刑峻法以杀人。王安石没有选择这种办法，因为王安石深信利国利民之法是可以推行的。但是，历史证明王安石是错的，就是在推行青苗法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实绩之后，在司马光掌权后还是将新法一律废除，体现了新的财富观的青苗法最终以失败告终。

如果将眼光放到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遇到特殊的阻力，引起巨大的且历史久远的争论，最终以失败告终，说明一个崭新的财富观不可能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网络中找到立足之地。中国社会从秦王朝建立开始就追求大一统超稳定的统治局面，至隋、唐已经将广大知识分子纳入这个超稳定的统治网络之中，加强了统治网络的功能，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始终处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状态中。正如傅筑夫先生在《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若干特殊问题》一文中所说：

在一个以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早期封建社会中，由于商业有了“独立的、优先的发展”，从而积累了大量的货币形态的商业资本，同时社会上又没有发达的产业来吸收它，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这种游资像洪水泛滥一样，可以冲垮一切社会堤防。土地制度的变革，就是这种冲击的直接结果，也就是商业资本和货币经济所产生的消极破坏作用的具体表现之一。因为当土地变成了商品而可以自由买卖时，当然谁有钱就可以尽量购买。所以土地制度一经改变，立刻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土地占有两极分化的现象。从此，土地兼并问题便随着土地私有制度长期并存下来，于是，以这种土地制度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地主制经济，便像一条毒蛇一样，紧紧缠缚在中国广大的农民身上，把他们的脂膏血液吮吸殆尽，这就为社会经济不能发展的一个总根源。[8]7

没有发达的农业之外的产业经济，纯商业活动必然导致投机经济，必然导致投机者将商业利润投向更为安全的土地上，这又加强了农业的土地兼并问题。在这样一种经济模式中，王安石主张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的新的财富观，必然会碰到不可克服的阻力，适合市场经济模式的政策导向必然会遇到自然经济现实力量的扼杀。“百年沧洲自潮汐，事往不与波争回”。站在新世纪回首千年以来的论争，应该看到超越时代的先贤是多么孤独和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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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邦瞻. 宋史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毕阮. 续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3]梁启超. 王安石传[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4]王安石. 王文公文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蔡上翔. 王荆公年谱考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6]傅林辉. 王安石全传[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7]宋承先. 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C].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8]傅筑夫. 中国经济史论丛（上）[M]. 北京：三联书店，1980.

责任编校：包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