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odied agent译法浅析

摘要：传统的口译研究把译员视为“传声筒”，要求其忠实于说话者，并保持中立。在对抗性情境中，口译是在一瞬间的抉择，译员经常陷入困境，在有意或无意间发出内心深处的声音，成为embodied agent。文章参照认知科学和哲学，分析了embodiment一词的缘起及译法，通过实例，聚焦译员在对抗性口译中的表现，展现其内心冲突，在此基础上提出embodied agent可译为“具身的”。

关键词： embodied agent，译员，翻译

中图分类号：N04；H059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7.02.013

An Analysis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mbodied Agent//LI Yafen，ZHU Bo

Abstract： Until relatively recently， interpreters， usually viewed as the “mouthpiece” or “conduit”， were required to remain faithful to the speakers and maintain a neutral stance while interpreting. For interpreting in adversarial scenarios， however， there is no appreciable timelag between the act of interpreting and the moment of reception. As such， interpreters are often caught in a dilemma， and may give expression， voluntarily or involuntarily， to their own worldview， rendering themselves as the “embodied agent”. This paper traces the differen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embodiment” in cognitiv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cites several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how interpreters behave in adversarial scenarios and expose their inner conflicts， and then proposes an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of the term “embodied agent”.

Keywords： embodied agent， interpreters， Chinese translation

收稿日期：2016-11-21

作者简介：李亚芬（199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通信方式：。 朱波（1971―），男，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口译。

长期以来，人们坚持认为翻译，尤其是口译，是“完全中立而纯粹的语码转换”，但这似乎只是一种“天真的理念”[1]。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更何况在一触即发的政治冲突甚至是武装斗争中，译员也有自己的立场[2]。正因如此，这些译员不再是简单复制原话语的传声筒，他们的所谓“中立性”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幻X。那么，身处对抗性情境中的译员身份该如何定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爱尔兰翻译理论家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 Cronin）①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翻译与身份》中提及了embodied agent这一概念。

近年来，译者从后台走向前台、从“隐身”走向显身，其身份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作为体现对抗性情境中译员身份的重要术语，embodied agent理应有一个专业的统一译法，这对译员的身份认证和翻译学的研究而言都意义重大。

一embodiment缘起

在翻译学研究中，embodied agent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它的同源相关词embodiment最早源自认知科学和哲学，却早已受到了相关领域内诸多学者的竞相关注。在探究 embodied agent的译法之前，我们不妨先来厘清 embodiment 的常见译法，以为借鉴。

在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等学科中，embodiment都是重要的基本概念，是当代认知科学和哲学研究心灵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和纲领[3]，但该术语的译名至今尚未达成一致。“学术名词的使用途径大致有期刊文献、书籍论著和会议论文等，此外，将科学传播给大众时，报纸亦会涉及术语”[4]。因此，我们以embodiment为关键词，针对中文期刊论文、博士及硕士论文、会议论文和报纸报道这几类文献来源，分析其译法的使用现状。

1.中文期刊论文

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010―2016年间哲学与人文科学类期刊论文的分析，发现上述学科对embodiment的理解一般如下：处境中的身体塑成心灵。基于这一理解，孟伟[3]借用了张祥龙对海德格尔（Heidegger）的“缘在”[dasein， 字面义即在那里（be there）]的翻译，将该词译成“缘身性”。李恒威、盛晓明[5]认为，心智和认知都是与具体的身体密切相关，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因此把embodied译为具身的，embodiment译为具身化。针对上述两种译名，冯晓虎[6]认为，“具身只突出利用身体来让抽象思维具体化”“缘身只突出因为身体的缘故”；另外他还指出“肉身也许更多指的是flesh而非body”，否定了“肉身化”这一译法。他继而提出“embodiment的要义在于身体赋予精神一个框架，身体塑形精神，所以把embodied译为体塑，embodiment译成体塑化”。另一种常见的译法“涉身性”则是将该词的含义理解为心智和认知都涉及身体。

在总数上，“具身化”的用法远超过其他几种译法（见图1），尤其是在2015年，达到60条之多。另外一个较为广泛使用的译法是“涉身性”，但在数量上仍旧与前者相差悬殊。“体塑化”这种译法极为少见，仅在2014、2013年各有一条。

中文期刊论文

2.博士及硕士论文

通过对2010年后发表的博士及硕士论文中的embodiment进行考察，发现主要有4种译法，分别为“缘身性”“肉身化”“涉身性”“具身化”，数量依次为33、38、64、196（见图2）。从时间上看，2014年是博士及硕士论文研究embodiment相关主题的一个高峰期，“具身化”的用法有57处。另需提及的是，仅有2013年的一篇硕士论文将其译为“体塑化”。

博士及硕士论文

3.会议论文及报纸报道

会议论文反映的是学术界内部交流中学术术语的使用情况，报纸报道则能够体现学术知识从学术界向大众传播的过程中术语的使用情况[4]。通过对这两类文献来源中embodiment译法的统计，发现该词在会议论文和报纸报道中出现频率极低，说明其在学界交流和大众推广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目前而言，主要译法依次为“缘身性”“涉身性”和“具身化”三种（见图3）。“具身化”的出现频次依旧排在首位。

会议论文和新闻报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具身化”在各类文献来源中出现频次最多，以明显的优势超过其他译法。由此可见，目前在哲学和人文科学中“具身化”这一译法的接受程度最高（见表1）。

二embodied agent如何译

一般而言， agent指的是会产生一定作用或引起一定影响的人或其他因素，强调其媒介、中介的地位，通常译作“”，这一译法并不存在争议。而embodied 一词，依据上述embodiment 的常见译法，也有 5 种相应的汉译：缘身的、肉身的、体塑的、涉身的和具身的。虽然从使用频次上看“具身化”的接受程度最高，但翻译离不开语境，术语具体译法的选择应由该词出现的具体语境决定。因此，分析译员在对抗性口译中的处境和遭遇，才是正确解读embodied agent的关键。

1.对抗性口译中译员的遭遇

克罗宁在其专著的第三章“释义身份（Interpreting Identity）”中讲述了两位译员在对抗性口译中的遭遇，并将该小节标题定为“Embodied Agency”，探索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口译实践中的身份问题[7]。其一是布莱恩・弗里尔（Brian Friel）②经典剧作《翻译》中的译员欧文。欧文熟练掌握两种语言――“离奇古语”（爱尔兰语）和“标准的”“好的”英语，因此成为英国入侵者在自己的故里爱尔兰小镇贝尔比格居民中的传声筒，代替入侵者在村民面前发号施令。被当地人绑架的英国中尉约兰德下落不明，欧文的上司兰瑟威胁采取报复。面对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欧文的译员身份岌岌可危：

兰瑟：24小时之后，我们将杀死贝尔比格所有的牲畜。

[欧文看了兰瑟一眼]

开始

欧文：明天这时候起，他们要把拜利毕格的牲畜一头一头杀死，除非他们知道约兰德的下落。

兰瑟：如果不管用，那48小时后，我们将在下列地区采取进一步行动，驱逐村民，把房屋夷为平地……

欧文：你不能……

兰瑟：的活。翻译。[8]

另一位译员是普里奥・莱维（Primo Levi）③《如果这是一个人》一书中的弗莱什。在有很多意大利人的集中营中，纳粹军官找到了会说德语的弗莱什，命令他用意大利Z译出集中营法规，甚至故意挑选那些羞辱性或挑衅的词语让弗莱什翻译。然而，当意大利狱友们央求弗莱什问问纳粹军官们接下来的安排时，他却拒绝了：

德国人的话很简短，弗莱什开始翻译：“这位军官说你们必须保持安静，因为这里不是拉比学校。”当弗莱什用意大利语译出这些难听的话时，嘴在痛苦中扭曲，如同吐出变质的饮料。当我们央求他问问接下来的安排、在这里要待多久以及妻子的下落时，他拒绝了。他不想问。[8]

脚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译员如同一只“两栖动物（an amphibian figure）”[7]，在我者和他者之间周旋。置身于不同的对抗性情境中，欧文和弗莱什均扮演了他者的角色――欧文是英国入侵者在自己的故里、爱尔兰小镇贝尔比格居民中的，弗莱什是德国纳粹军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意大利狱友间的。由于身处现场，被他者（当权者）用作传声筒的二人不得不直面母语与外语（通常用来发号施令）之间的矛盾冲突，直面本民族与外来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受外来军事力量的权威所迫，译员必须要忠诚地为他者发声；受自身文化和生活背景的影响，译员又想要为我者声辩。受困于如此尴尬的境地，译员最终都会在有意或无意间表达出自己的立场。比如弗莱什拒绝把狱友的请求译成德语，因为他知道德国人根本不会理睬，问了也是白问；再比如欧文在军官威胁要惩罚贝尔比格的村民时脱口而出“你不能……” ，因为他内心里满是对英国军官的不认同，更不忍让自己的故土和村民们惨遭践踏。

2.对抗性口译中译员的身份

基于此，克罗宁引用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提出的embodied agent一词来释义对抗性口译中译员的身份。他特别指出，泰勒是将agent内嵌于文化中、生活方式中，并且涉身于世事中来反思其本质，最终得出embodied agent这一概念，意指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是由身体、文化、生活方式等决定。认知科学的理论认为，“认知是具身的，就是说认知源于与世界的身体相互作用……认知依赖于经验的种类，这些经验出自于具有特殊的知觉和运动能力的身体”[9]，继而有“认知的具身观”这一说。这一观点可以追溯至海德格尔的开创性工作，他指出人不是一个“思维的事物”，而首先是一个在世存在的活动者，因此才有了思维主体的具身化。在哲学探究中，泰勒承袭了海德格尔对分离式主体的批判，“强调自我是具肉身的（embodied）、在世的（embedded in world）的行动者（agen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