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乡村地权制度变迁研究

诺斯的理论：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在其《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因此，“人们在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同时，由于个体改善经济绩效的能力受到心智模式和个人能力的影响，积累起来的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类学习之中，构成了路径依赖形成的前提。

路径依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政治过程影响制度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讨价还价、度量和强制的交易成本，其结果往往是非效率的，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见的反映。显然，诺斯已经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因为与制度框架相互依赖的组织和利益集团会竭力维护现行的制度，阻挠制度变迁。第二，制度变迁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第三，制度的非效率是历史的常态(而非例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迹，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滑下去，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要扭转路径的方向，往往要引入外生变量或靠政权的变化改变现状。

地权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制度，同样遵循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由于受制度变迁成本、制度改进中不断“试错”的效应、政府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意愿等因素的制约，决定了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沿循一定的路径向前发展。

同时，研究证明，一个地区的初始资源禀赋状况深刻地影响着地权制度变迁路径，甚至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演进的模式。即：初始制度体系一旦形成，其演进中的报酬递增特性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就会作用于其后的制度变迁，使制度演进沿着既定的轨迹运行。

苏南乡村地权演变脉络：明清至现在

明清至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前时期的地权模式。抛开更早的地权制度不谈，苏南乡村的地权配置，可以划分为明清和民国时期、时期、家庭承包制时期、新时期四个时期。明清时期的苏南，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经济的繁荣使其人口急剧增长，导致人均用地减少，人地矛盾加剧。苏南乡村土地制度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主要由皇室、贵族和地主占有，地权配置基本上是一种“皇室一地主”模式，农民拥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皇权和绅权把土地、高利贷、商业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结构十分牢固的集团。由于土地的自由买卖使得土地产权自由转移，理论上讲，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但由于市场发育成度低，明清时期土地基本是官僚、商贾运营的对象，结果是土地大规模兼并，造成农民生存环境恶化，引发种种社会危机。

民国时期，政权始终没能把国家力量真正贯彻到乡村社会，无力完成对地权的最终控制。土地地主私有的现实导致对农民土地利益的极大损害，以至于最终促成了代表农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诞生。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强烈干预地权的一种变革过程。这时国家政权与地主阶级(乡村权威)之间表现为“强进―全退”的格局，地权模式表现为“地主一农民”模式。同时，虽然通过政权力量实现了土地均分，但并没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就这一阶段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一种制度创新，因为后农民的土地私人产权与改革前封建地主的土地私人产权同属于土地私有制的范畴。也没有创建出一套防治乡村社会再度出现两极分化的机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因此在不久，又出现土地集中和两极分化的状态。

互助组时期完全消灭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在国家政策引导之下建立起农民土地所有制，体现了国家政权支持下的农民拥有清晰产权的制度绩效，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此时，互助组开始具有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征。初级社具备了集体产权的雏形，是一种“弱集体―农民”地权模式。这种在国家政权的干预下、农民依然具有产权的地权模式，仍然发挥了较高的制度绩效。在农民拥有土地产权的情况下，国家干预与农民收入的提高呈正相关关系。

高级社开始由产权明晰的农民私人所有制进入产权模糊的集体所有制时期，但由于经济发展的惯性，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农业经济增长。本文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地主阶级消灭、乡村权威尚未重现、而由国家完全控制乡村的时期，没有出现损害农民利益的利益集团。这种地权配置方式是一种“集体一农民”模式。在极短的时间，由农民所有制变革为集体所有制，集体行使国家赋予的管理农村生产经营的权力，与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即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制度时期，土地产权控制表现为“完全国家”模式，国家控制史无前例地深入、渗透到中国乡村土地制度的各个方面，导致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现象。集体组织以国家政权“人”的角色诞生，代表国家管理整个乡村社会。这种完全国家控制、农民几乎无任何权力的乡村土地制度，大大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由国家创立的地方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强制性“委托一”模式。这个模式下，代表国家控制着乡村政权，并牢牢控制着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分配、使用等各项权利，农民除了具有部分收益权之外，几乎丧失了初期的所有权利，致使中国农业20年徘徊不前。可以说，没有赋予农民土地产权是体制失败的根源所在。

新时期苏南乡村权威对地权的影响。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族权和绅权控制着整个乡村的秩序。时隔半个多世纪，这种乡土的族权、绅权秩序遭遇了行政秩序的强行抑制或中断，这便是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然后经历上世纪50、60年代的、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再到制度。这些自上而下、高度统一的行政控制将中国所有农民整合在全面共产主义性质的框架中，一度抑制了乡村家族权利的运作。

到上世纪80年代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经济改革，和上世纪90年代国家对乡村社区逐步放权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松动的变革空间。这时，家族复兴频频出现在全国各地某些望族大族的村庄，尤其在乡镇企业发达的苏南乡村地区更是明显。这些早期称之为“绅”、现代称之为经济能人、村干部、乡镇干部，或同时集村、乡镇政治权力于一身控制着所辖乡村的社会能人，社会学上称之为“乡村权威”。“乡村权威”一般集村中的党政企大权于一身，拥有“党支部书记一董事长”的称谓，有的甚至还兼任村长的职务。这些人在苏南乡村地区比社区中一般成员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优势以及由经济资源所延伸的其他资源优势，并控制着村庄的土地资源，甚至影响着国家正式制度

(包括土地制度)在乡村社会的作用。

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制度引发的农业危机所致，自下而上形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从对地权的影响来看，是一种“强集体―农民”的制度创新。这种模式下，土地所有权虽然仍然属于集体，但集体只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承包经营权、使用权、部分收益权等归农民家庭支配。而对苏南地区的乡村而言，这一时期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并崛起一大批经济能人的时期，经济发展使大量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很多乡村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提前进入了规模化经营时期。之后发生的由并村引致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土地开始向拥有经济资源并决定社区利益分配的乡村权威集中，实质是“权威”地权模式。

从苏南乡村各个时期的地权演变看，无论地权如何演变，国家始终是控制乡村地权的一条线，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根据自身需求释放乡村地权，释放的大小决定了不同时期的地权配置模式。除国家控制地权外，私有制时期：苏南乡村地权主要由地主阶级控制，农民基本或极少拥有土地产权；公有制时期：乡村地权也主要由集体所控制，农民只是阶段性(并且是极短时期内)或部分拥有土地产权，农民完全拥有土地产权的互助组时期，只有两年时间。可见，苏南乡村土地产权的真正拥有者是国家及其人。因此，明清以来苏南乡村地权演进中的路径是循“国家―人”这一模式而进行的。

“国家―人”模式构成苏南乡村地权路径依赖的核心

明清时期，苏南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国家自身和允许地主阶级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利用地主把土地权力、商业、高利贷的代表人物，甚至也包括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府来以补强中央专制政府的统治，这对于调整失效的官僚机构，增加一部分新的活力是有一定影响的。与此相应，“国家一人”模式成了苏南乡村地权路径的发端，由于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苏南乡村土地产权制度就会沿着“国家一人”这一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并决定了以后各个时期可能的地权模式选择。

时期，虽然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产权，但中央为了防止社会动荡、维持社会经济发展，仍然保留了富农和地主阶级一定量的土地所有权。但与制度框架共生且相互依赖的富农和地主阶级利益集团竭力维护自身利益，阻挠制度变迁，之后不久，就重新出现富农兼并贫农土地的现象，地权模式也就沿着既定的路径滑下去。

为了防止土地再次变成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国家政权开始全部介入，并将土地所有权赋予农民，这一时期从互助组开始，经历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和，历时二十六年。这段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为了消除封建残余、维护自身统治、国家政权全部控制乡村地权的阶段。但由于经济市场的不完备、制度变迁成本高昂，使得体制这种非效率制度存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政府在短期内改进经济绩效的能力十分有限。由于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自身又是一个适应性学习的过程，面对约束土地产权制度又有内在的不断创新和变革的冲动，因此，长期非效率的制度被基层自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制度的自我调整和自适应性使毫无生机的土地产权制度重新焕发生机。

国家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以及地权的最终控制者，关注的总是制度的规模报酬递增，于是从反对家庭承包责任制到默许、允许、赞同、支持到全国全面推广。因此，制度总是在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控制之下并指派某种组织代表其行使乡村土地管理的职能。

到了新时期，也就是家庭承包责任制造成的土地条块分割这一制度形式已不能适应苏南乡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土地规模经营、股份合作等土地流转形式开始大规模地在苏南乡村地区盛行，并且国家政权更多地放权于乡村自治时，苏南乡村地权制度也在发生着改变。自明清以来，国家空前的放权于乡村村民自治，无疑，承接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权力的主体一乡村权威同时也是控制地权的主体，地权制度变革依然没有跳出“国家一人”这一核心模式的框架。

往何处去―苏南乡村地权演变预期

在苏南乡村地权演变的过程中，由于制度制定者心智模式的不完备、信息反馈的不完备和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高昂，衍生出一些维系现存制度约束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存在方式。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来决定政治(进程)，从而使得一些非效率的土地产权制度长期存在。在“国家一人”这种初始制度模式下，苏南乡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演变就类似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就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并导致路径的锁定，这一制度模式决定着它们现在和将来可能的制度模式。那么，就预示着苏南乡村地权变迁的预期仍然处于“国家一人”这一模式之下，无论它是否有效率，都很难从这种制度框架中摆脱出来。

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可能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轨迹：当制度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制度变迁不仅能得到巩固和支持，而且能沿着良性循环轨迹发展；当制度收益递增不能发生时，制度变迁就朝着非绩效方向发展，而且愈陷愈深，最终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现阶段，苏南乡村这种主要由乡村权威控制的“权威”模式是否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变迁方式，取决于将来一段时期其制度收益的增减及其他一些政见因素。但有一点是可以预期的，即苏南乡村地权制度仍然继续沿着“国家一人”这一路径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