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述评

摘要：会计政策选择是财务会计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采用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因、影响因素、动机、经济后果等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对国内外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状况进行述评，以期为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会计政策选择　会计准则　经济动机

一、引言

会计政策选择是财务会计理论的重要课题，也是资本市场效率研究的焦点问题，还是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重心。在我国开展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对于完善资本市场的监管，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体系，通过会计信息管制合理分配社会财富，完善市场经济中包括管理人员报酬计划在内的一系列契约，具有重要意义。会计政策问题的研究分为了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30、40年代，主要是研究会计政策的一些规范性问题，如会计政策的性质和目的等。二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会计政策选择为重心的实证会计研究，直接推动着会计研究的快速发展。我国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1995年以前的研究较少，近年来逐渐增多，其研究对象从一般性问题到具体问题，研究方法从规范研究到借鉴和吸收西方实证会计理论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本文拟在回顾、分析国内外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外会计政策选择研究的现状进行客观评价，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二、西方国家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述评

(一)早期会计政策选择研究　人们普遍认为企业发展初期其参与者是为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一个目标。所以，企业管理者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终极目标也在于此，这是一个误区。1953年，赫普霍恩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的目标并非是使报告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使各期的收益均衡化。戈登(Gordon)在1964年进行的实证研究中证明了赫普霍恩的收益均衡化观点。首次提出管理者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有其自身的经济动机。并提出了五个假设：管理当局会选择能提高他们福利的方法；管理当局的福利随职务保障、个人收入和公司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管理当局福利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股东的满意程度；股东的满意程度取决于所报告的利润增长率是否既高又稳定；管理当局会选择能确保会计报表利润增长率既高又稳定的方法。其研究表明，企业管理者并非遵循配比原则或使所报告的利润最大化，而是使各期利润均衡化。关于收益均衡化假说，后来引发了许多相关的研究。

(二)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　到了1978年，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 and Zimmerman)发表了《建立有关会计准则决定因素的实证理论》，认为管理层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受多种因素影响，而非追求收益数据的均衡化，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契约成本、簿记成本、政治成本、管制成本。1986年，瓦茨和齐默尔曼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经济动机的“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若其他条件不变，对管理者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其管理者更有可能把未来期间的会计报告利润提前至本期确认，从而提高管理者的报酬；负债契约假设。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越高，管理者就越有可能选择将会计利润从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的会计政策。该假设是基于下述假设推导而来的：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报告数据限制性契约条款紧密相关，管理者便越有可能选择能增加本期会计利润的会计政策；政治成本假设(规模假设)。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规模越大的企业，其管理者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将本期会计利润递延到未来期间的会计政策，以降低或迟延税负等政治成本。正是由于存在能够产生不同结果的替代方法，所以人们会不断尝试不通过改善公司业绩就能递延或提前利润实现的办法。

此后，西方众多学者对三大假设进行了检验。希利(Healy)于1985年研究了分红计划是否会影响管理者对会计程序的选择。他预测，若企业的实际盈利低于目标盈利的下限，管理者则会有“巨额冲销”的动机，利用诸如提前确认费用或递延确认收入的会计方法，以进一步降低当期收益，这样就有望提高下一年度的收益从而提高管理者在下一年度获得分红的概率；若当期的实际盈利高于目标盈利的上限，则会使他们永久性的丧失高出的部分可望形成的分红。所以企业的管理者会采用把高出部分向未来递延以降低当期收益的会计方法；当实际盈利界于目标盈利的上限与下限之间时，管理者就有可能采取增加当期利润并尽可能接近目标利润的会计政策以提高其分红的现值。希利用应计项目检验了分红计划对管理者会计程序选择的影响，结论支持了分红计划假设。斯威尼(Sweeney，1944)选取了1980年至1989年第一次违反条款的130家制造业公司和同行业规模相当的130家未违约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比较。发现前130家样本公司在违约前5年进行自发性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变动比后130家样本公司要多得多。从而支持了债务契约假设。琼斯(Jones，1991)选取了1980年至1985年美国政府进口救济调查中的5个行业里的23家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受美国政府进口救济调查的公司报告净收益的情况。检验发现样本公司会通过应计项目调低收益以获得进口救济的情况，这与政治成本假设一致。泽米鸠斯基和黑格曼于1981年研究了会计程序组合问题，作者调查了存货、折旧、投资减免税和以往服务退休金成本的摊销期限等程序的组合检验三大假设。研究结论证明了管理者对某一会计程序组合的选择，取决于是否存在着以盈利为基础的分红计划、企业的负债与权益的比率，企业规模和所处行业的集中程度，所获得的证据与三大假设吻合。围绕三大假说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检验的实证研究还有很多。如戴利(Daley)1983年对开发费用资本化政策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与红利计划假设和规模假设一致。达利瓦尔(Dhaliwal)史密斯(smith)1982年通过研究折旧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证实了三大假设。

(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会计政策选择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业界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的类型进行的，即有效契约型和机会主义型。而从早起文献中可以知道，大多数的会计方法选择以机会主义行为为基础。瓦茨和齐默尔曼(1978)就提出管理者游说会计标准来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假设。并通过分析反映管理者对“一般物价水平调整”准则的态度的证据验证了这一假说。切瑞斯特和齐默尔曼(AndrewA.Christie and Jerold L.Zimmerman，1994)发表了《会计程序的效率型和机会主义型：公司控制权竞争》一文。他们以企业契约观为基础，研究会计政策选择的两种类型：效率型和机会主义型。并对效率型和机会主义型进行了界定。鲍尔(1989)，霍特豪森(1990)，瓦特和齐默尔曼(1990)等认为不同公司间会计程序的多样性可能是由于契约效率而非管理者的机会主义。管理当局会选择会计方法来使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采取所选的会计政策之后对企业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管理报酬契约的具体形式等因素都会对管理者在会计政策

选择上的最终偏好产生影响。而在大经济环境下，会计政策选择主要体现为哪一种效应则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问题。

三、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研究述评

(一)国内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研究述评　我国会计政策研究起步较晚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1)关于会计政策及其选择的涵义、本质的研究。一般将会计政策分为宏观会计政策和微观会计政策。黄菊波、杨小舟(1995)认为，实践中会计政策应分为宏观的(或政府)的会计政策和企业的(或微观的)会计政策。有部分学者在不反对会计政策的宏观与微观之分的同时，认为会计政策一般主要指微观会计政策(曲晓辉，1999；娄权，2000)。而刘叔申、王林(1996)则认为会计政策只能是企业会计政策，即只有以企业为主体的会计政策，应当从会计政策与会计法规的区别上理解会计政策的微观性。目前在许多文献中并不将会计选择与会计政策选择加以区分。曲晓辉(1999)认为，会计选择主要是指会计政策的选择，当然也包括对会计估计的选择和其他相关选择，由于后两种选择的影响程度一般不及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深远，因而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也有人将会计选择称为会计政策选择的简称，如汤云为、钱逢胜(1997)。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涵义，一般认为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在会计准则等有关法规的选择范围内，结合企业经营管理目标，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进行定性、定量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蒋艳霞，2001；林钟高，2001；潘煜双，2002；李姝，2003)。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贯穿于企业从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会计的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戴奉祥，2000)。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既包括某项经济业务事项初次发生时的初始选择，也包括由于客观环境变化对会计政策的再次选择(邵毅平，2001；潘煜双，2002)。黄文锋(2004)认为，广义的会计政策选择有三个层次：会计政策制定层次的选择；会计技术层面的选择；操纵层面的选择。广义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既包括盈余管理也包括财务舞弊。王运转(2006)认为：会计政策选择首先是一种决策，其主要目的是在于以一定的方式影响会计系统产出的信息；是会计处理方法的整体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一般采用狭义的概念。会计政策选择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种技术规范，但会计政策选择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会计问题，是与企业相关利益者处理经济关系、协调经济矛盾、分配经济利益的一项重要措施(李端生，1996)。会计政策选择实质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和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是财务报告的编制者与相关利益者博弈均衡的结果(邬保明，1997；戴奉祥，2000；李姝，2003)。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在会计处理程序与方法上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种表现，也是企业寻租行为的一种途径(林钟高、章铁生，2003)。黄文锋(2007)通过比较传统会计与现代会计本质差异，透视会计政策选择本质，指出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实质是经济后果的不断博弈。

(2)关于会计政策选择原因的研究。该问题是目前已有的成果中论述较多的问题。汤云为、陆建桥(1998)认为，这实际上是会计准则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是一种两难选择，统一性勿容置疑，灵活性也不可缺少。具体原因：黄菊波、杨小舟(1995)认为主要是会计的模糊性和不同的会计观点的并存；毕秀玲(2000)认为是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的矛盾，当相关性与可靠性相矛盾时，若同时重视相关性和可靠性，只能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戴奉祥(2000)认为，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是一个社会公共选择问题，若事无具细地由政府包罗企业会计处理的全部规则，交易费用过多，就可能会因缺乏效率而流产，因此政府只能就一般的会计规范作出规定，而将剩余的特殊会计政策留给市场主体自己选择会更有效率；唐松华(2000)认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因是企业治理结构、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和会计信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王运转(2006)认为，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客观因素，如会计对象的不确定性、计量属性的多样性、会计实务的多样性和涉及利益的复杂性(经济后果)、会计准则发展与会计实践发展的不同步、信息不对称、会计准则的公共契约性等；也有主观因素。

(3)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则、立场的研究。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则：刘叔申、王林(1996)认为包括公认与合法原则、成本与效益原则、适用性原则。其中公认与合法原则，这是所有学者都认可的，实际上企业不可能超出剩余权选择会计政策；张业修(1997)认为，可比性、一致性、重要性、谨慎性、整体优化等都是选择会计政策的原则；曲晓辉、齐平茹(1999)认为选择会计政策应从企业总体目标出发，以公允反映为准绳，以法规制度为限度，以遵守会计职业道德为前提；邵毅平(2001)认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原则是合法性和相对独立性相结合，一贯性原则，适用性原则，成本与效益原则，遵守职业道德的原则。笔者认为，合法性原则、公允性原则、遵守会计职业道德的原则、效益性原则是企业选择会计政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主要有投资者立场、经营者立场、国家立场、双重主体立场和复合立场。胡春元(1996)，王文彬、林钟高(1998)等认为，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立场应是一个复合的立场。而李端生、朱力(1996)认为，选择会计政策的正确思路应该是企业立场，“复合立场”只能作为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努力方向，相反而不应成为现实要求。唐松华(2000)认为，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应是企业管理当局立场，并且强调选择会计政策应考虑的因素与选择会计政策的立场完全相反。笔者认同该观点，因为企业管理当局是会计信息的垄断提供者；企业管理当局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是由企业的委托关系决定的。

(4)关于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企业选择会计政策时，要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胡春元(1996)将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概括为：报酬因素；负债因素；政治成本因素；股价因素。唐松华(2000)认为，与各种不同利益相关方(如股东、债权人、政府等)的合约就是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应考虑的因素。王运转(2003)将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概括为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政治法律因素、企业主体自身因素。黄文锋(2004)提出制约会计政策选择的制度三级链：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和产权制度；此外，市场和法律制度、信誉也是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王富利(2005)提出会计准则、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会计监督和职业判断是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外部因素。

(5)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目标的研究。黄伟华(1997)将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即配比观念；真实收益观念；决策有用性观念。王运转(2003)在此基础上认为作为左右会计信息的会计政策选择，首先要体现会计目标的特性，即会计政策选择要根据会计目标来定位；其次，由于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其目标要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杨成文(2005)撰文

系统地论述了会计政策选择目标，认为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不直接等同于会计目标。宏观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应当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以决策有用的真实收益为核心的目标体系，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宏观会计政策选择与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目标的不一致，决定了会计目标的实现形式。

(6)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效率性等的研究。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基础，胡春元(1996)认为，产权理论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基础。而绝大部分学者主要是运用契约理论、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经济后果理论对会计政策选择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对于会计政策选择的效率性问题，白云霞(2000)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具有效率性，可以降低契约成本，也为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打开了通道；企业会计选择的“自由度”应与企业的治理结构及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段文清等(2001)认为，在一系列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作用下，会计政策选择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方式。

(二)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述评　在上市公司微观会计政策选择实证研究方面，我国部分学者借鉴西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陆建桥(1999)进行了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通过操纵应计利润项目来达到目的，其中营运资金项目，特别是应收应付项目和存货项目可能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工具。蒋义宏(1999)选取的20例样本公司表明：自发性会计政策变更均对当期利润有重大影响，并且有一些会计政策变更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因此，会计政策的不当选择是当前会计信息失真的又一重要且合法的原因，其动机就是操纵利润。王跃堂(2000)以沪深股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以短期投资减值准备、存货减值准备以及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为例，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不是西方的三大假设，而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闵庆全、刘云中(2000)以存货计价方法为例做了有益的探索。其从契约成本的角度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存货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的选择，运用单变量和多变量(1ogit模型)分析，以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长期债务比率、利息保障倍数、β系数、资本集中度和存货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等指标为解释变量，得出了有一定意义的结论：规模假设得到全面验证、成本假设得到部分验证、效率假设在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中结论不同。孙铮(2000)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包括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等手段操纵会计利润的现象：一是配股现象。上市公司为了达到最近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这一“圈钱”配股的资格线，不惜代价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手段力保，出现了耐人寻味的“10％现象”。二是微利现象。前1年或2年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免受特别处理或摘牌的处罚，采取种种手段使本年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哪怕0.0001％的微利水平，只要不亏损就行。三是重亏现象。对于无法做成盈利或是首次加入亏损之列的上市公司，为给下年扭亏留一手，有意做成重亏，以免第二年连续亏损而被特别处理。

蒋义宏、魏刚(2001)以我国20家上市公司为例，例证了政府管制对会计程序选择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利用会计数据制定的上市公司法律条款确实会诱发经理人员选择可提高会计收益的会计程序，经理人员选择那些既可提高会计收益，又不会增加现金流出的会计程序以降低会计程序变更的成本。徐维兰、曹建安(2004)以上海证券市场上的机械、设备、仪表板块类A股公司计提八项减值准备的方法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除折旧方法外，这类公司有逐步采用稳健会计政策的趋势，实证会计理论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三大假设在此类企业未得到证实。上述国内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与国外研究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客观情况的制约是最重要的因素，以至于即使借鉴国外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模型，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四、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是会计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性研究课题，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较落后，针对我国国情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方法体系。为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首先，注重对会计准则的研究，特别是类似于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会极大地促进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其次，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应该采用综合的观点(如多目标)，不应当只考察某一会计政策选择或者会计选择动机，而把其他因素排除在外。同时注重区分内生原因和外生原因。最后，有选择的借鉴和吸收西方实证会计理论，逐步开展对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研究将成为未来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广阔领域。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结果是否符合会计准则制定者的初衷；企业是如何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的；企业是否采用稳健性原则；企业是如何粉饰财务报表的，其原因何在，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回答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