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看高招的公平性问题

【摘要】实现教育公平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中的焦点。我国古代科举改革已经触及到公平性的问题，其完善考试制度的论争和举措，对今天的高招改革兼顾考试公平与社会公平，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高招改革；科举；公平性

公平问题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中的焦点话题。2010年7月，教育部正式下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其中完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的旨归就是要实现教育公平。其实，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现象并非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我国古代推行的科举制度就已经存在此种问题。

一、古代科举公平性论争

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在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科举制度产生和实行之前，人才选拔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世袭等级制，一是举荐制。隋唐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以后，至宋代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科举社会，即社会开始重视考试选才。与此相适应，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再以血统和出身为圭臬，而代之以科考及第。宋代是我国科举发展史上的重要朝代，科举制在这一时期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和完善。考试取士遵循能力本位的原则，健全考试制度，力争做到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逐步使考试取士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以此促成更多的社会阶层流动。两宋320年间，在社会上日益形成了“读书人人有分”的观念。这种教育机会均等观念的形成，既得益于科举取士的推动，也促使了科举社会的出现。

保证考试的客观性和公平性，是宋初科举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禁止公荐，殿试采用糊名定例，誊录法并举，复审定等第等一系列措施，逐步使科举考试走向严密化和客观化。但我国自古疆域辽阔，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权衡是一个古今大规模考试都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宋代科举改革举措中，这一问题的争论即是其中热点之一。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则是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

科举取士的初始阶段实行各地定额报考制度，隋唐时期都规定各州县按人口多少可以贡举解送一至数人到中央参加考试。不过因为有“有其才者不限其数”的变通办法，实际上还是自由竞争。当然早在唐代，科举就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公平问题，当时考中者绝大多数都是北方人。但由于当时中原与边远地区政治势力和经济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很多科举竞争的弱势群体还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而一旦这种格局被打破，差距愈来愈拉近甚至颠覆时，区域公平问题就凸显出来，人们尤其是弱势群体就会呼吁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宋代始，北方人士在科考中的优势逐渐丧失，终因科举录取人数南北比例十分悬殊而引发了朝中大臣关于科举取士的南北地域之争。其中较有代表的是司马光的“分路取人说”和欧阳修的“凭才取人说”。前者是按区域分配名额，后者则是不拘地域限数，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尽管他们代表的是不同地域集团的利益，但从发挥大规模考试的社会控制功能来看，凭才取人，为的是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客观性，而分路取人则有利于提高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发展水平，促使整个社会协调进步。双方各持一端，两者都有自身的理由，这是一个利弊兼具的“两难问题”。当时论争的结果是继续维持科举取士现状，而实际上采纳了欧阳修的意见，但在区域名额分配中则尽量向北方地区倾斜。

司马光与欧阳修之争实际上涉及的是考试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考试公平往往是一种理想或原则，区域公平则是一种政策或手段。突出考试的公正是正确的，因为它能在考生中均等分配机会。但对于主管考试的政府来说，还需达成社会道德评判的尺度。

二、当前高招公平性限值

高招改革的初衷正是为了逼近教育公平，选拨可塑性的人才。他们都试图突破目前高考形式所难以克服的弊端，诸如形式单一、内容僵化，分区划线，在现实层面上造成基础教育的应试模式和创新可塑性人才的遗漏。

当前高招体制中争议较多的话题，一是高校招生名额的分配制度，二是“一考定终身”的问题。一些高校的招考新举所引发争论，实际上就是有关录取率的问题。部分高校依照各省人口比例分配招生名额，使得四川、河南、山东等省份的招生名额突破百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口大省考生的高等教育机会，但也只是数字上的公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平等权的问题。复旦采取先笔试筛选，后面试录取的方式，改变了“一纸定终身”的局限。正如考官所言，考生的答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回答过程中表现出的思维与推理能力。但面试的统一标准不好把握，同时面试需要材料推荐，人事因缘，嘱托之冀，如何有效遏制？加之这种录取方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成本较高，所以面试招生又难以推广。

当然，社会不是等齐划一的，本身就存在一些客观的不平等，比如家庭背景的不同所带来的个人成长教育环境和社会地位等一系列的差异。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高校的招生计划比例分配历来受到隶属、驻地、投资、生源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反映在各省，本来就不是平均的。高校办学体制改革以后，全国性的重点高校几乎全部集中到教育部主办，除国防系统外，其他部委已经退出单一办学机制，而将其所办院校或者交由地方、或者实行“部省共建、以省为主”。高校管理体制和资金建设投入方式变化后，地方院校和部省共建院校必然在招生上向地方倾斜，“生源本地化”也就显得无可厚非。但是地方与高校的关系并非仅仅表现为地方对高校建设的投入，高校同样对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反哺推动之功。

对一个社会而言，机会与形式上的公平无法掩盖和改变社会意义上的不公。世界上没有绝然的公平，所以我们追求的只能是前提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等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公平。过于追求结果上的平均主义，则恰恰抹杀了人的禀赋和差异。对于大学来说，首要价值是追求优质生源，而国家还必须兼顾教育公平。两者该如何取舍？怎样才能够实质性地改变高考录取的地域差异？

若要真正改变格局，我们所能够努力的，则是逐步弥合基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所带来的不公平，或许能够寻求到实质性的突破。同时，当前高考只是高中毕业生最好的而非惟一选择，所以提倡并且发展多元化（民办、高职、独立学院等）的教育模式，提升各类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培养更多学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从而实现普遍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公平。但高考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鲤鱼跳龙门”，实现改变身份、提高社会地位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手段，千军万马渡独木桥的状况还难以改观。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多元化，这种情形已经有所缓解，只是人们的观念转变仍需较长一段时间。

其实从制度上说，考试内容并无实际意义，因为考试只是一种策略手段，通过可操作的方式，便于打分排序，使不同类别之间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参照标准。八股文正是这些需求的产物，所以我国科举考试存废演变的历史，只能证明高考制度有其长期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尽管“一考定终身”有诸多不足，但正如北大法学院孙东东教授所说，“是目前看来最公平、最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高考改革就是要以公平为本，清除人为因素干扰，保证高考竞争的公平性和高招录取的公正性。面对教育公平的千古难题，多元化考试评价与多样化选拔录取能否治本，我们还不能断然下结论，但毕竟廖胜于无。

参考文献

[1]王炳照,徐勇.中国科举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户松芳，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