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元璋的惩贪思想

摘要：朱元璋的惩贪思想从其萌芽、形成，到其成熟和完备有着一个复杂的过程。他的惩贪思想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的特点。朱元璋惩贪态度坚决，手段残酷，规模宏大，诛杀贪官之众多的原因，源于其惩贪思想的体系化。

关键词：朱元璋；惩贪思想；惩贪根源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52-03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在中国古代社会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惩贪态度之坚决、手段之残酷、规模之宏大，诛杀贪官之众多，在整个人类古代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学者们对朱元璋惩贪原因的研究颇多，但多局限于其巩固封建皇权统治的角度，其实这是历代统治者惩贪的公理，很难真正揭示朱元璋惩贪的实质。深入探讨朱元璋的惩贪思想，对推动朱元璋惩贪原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朱元璋惩贪思想的萌芽

对元末时弊的认识与其特殊的同情心，是朱元璋惩贪思想萌芽的基础。元朝末年，赋税徭役极其沉重，贵族、官僚、地主和寺院疯狂地兼并土地，追加地租，奴役佃户及其子女，甚至将佃户随田转卖，加上连年不断的风雪水旱之灾，广大汉族农民纷纷破产，流民遍布各地，就连蒙古族的劳动者，也日益贫困，纷纷沦为奴婢。朝败，官吏贪暴，胥吏弄权，贪赃枉法，行贿受贿，鱼肉百姓。自元武宗以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不管职业出身如何，只要有门路，都可做大官。特别是蒙古色目官吏，问人讨钱，各有名目。如下属拜见要有“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撤花钱 ”，逢节送“节钱”等等祸国殃民的行为。

1344年，淮河流域旱灾蝗灾交加，田地干旱，庄稼颗粒无收，瘟疫流行，死人接二连三。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大哥、二嫂、三嫂相继在这场灾难中死去。朱家家徒四壁，买不起棺木，更没有坟地。地主不减地租，还对农民百般刁难。“官家的赈济，即使皇恩浩荡有那么一点，也主要是落进了县官的荷包里，大户的仓库里去了，哪儿见着穷人的份。”[1]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经历坎坷，为糊口半路出家做了和尚，足迹遍及淮西名都大邑，对元朝末年的社会弊端，尤其是贪官污吏“肆虐百姓、蠹政害民”的局面和民间的疾苦有着深刻的认识。“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2] 他在没做皇帝之前，就曾经发誓，有朝一日，我当了皇帝，非把贪官污吏龟孙子全部收拾了不可！毛佩琦先生通过对朱元璋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朱元璋执政的两大特色，一是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心；二是对豪民和暴吏的刻骨愤怒”[3]。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元末时弊的深恶痛绝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促使其惩贪思想萌芽。

二、朱元璋惩贪思想的形成

从参加农民起义队伍到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朱元璋酷爱学习，采纳良策，并采取一系列惜民节用的政策，这些可以说是其惩贪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

1352年，朱元璋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每次打仗缴获的战利品他都悉数上缴，从不隐瞒据己。1353年春天，朱元璋占领定远后，接受冯国用、冯国胜两兄弟的建议：“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1] 1356年3月，朱元璋攻占集庆，“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溃忧，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诸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勿贪暴安吾民。’民大喜过望。”朱元璋三令五申严明号令，告诫将士要严守纪律，不得抢劫民财，扰乱民情，违者一概军法从事，不徇私情。1360年，朱元璋正式下令取消寨粮，使百姓从这项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还指示部属，凡是征派税粮、军需、差役等，均“务从宽减 ”，并多次下令蠲免税粮、徭役。对工商税的征收，也“斟酌元制，去其弊政 ”，较过去减轻许多。真正地与民休养生息，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朱元璋一生勤奋：勤学不辍，勤政不怠。朱元璋出身穷苦，读书少。但是，他能于戎马倥偬之中，日理万机之暇，勤学不怠。” “通晓历史，尤悉汉书宋史。”常与部下讨论攻伐和治国方略[1]。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的惩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其起义和夺取政权过程中惜民节用、惩贪思想的完善和措施的继续。没有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实践，不可能有明初声势浩大惩贪之举。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朱元璋惩贪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明初惩贪的基础。

三、朱元璋惩贪思想的成熟

“民本思想”是朱元璋惩贪的主要依据，也是他惩贪思想成熟的标志。“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和特有的长期占统治地位社会意识。其核心内容就是：治理国家以民为本，发展经济以农为本[4]。

朱元璋对儒家的民本思想耳闻目染，并有深刻的认识，他与翰林院学士宋讷谈论读书时说：“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民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恩礼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5]由此可见，朱元璋吸收了儒家民本思想中的“民贵”成分，认为民足才能国富，民安才能国固。

朱元璋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黑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又巴到收割了，完税纳租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害，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 。”[1]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反复告诫大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2]朱元璋以为“天下诸司，尽皆赃罪”，无吏不贪，所以要用严刑酷法来驱使官吏廉政爱民。他派官员到各地进行调查并对臣僚训诫说：“朕素喜除恶务尽，誓欲杀尽贪官。你等肩负君恩民望，必激奋为之。办理案件，须顺藤摸瓜，层层追查。中央六部如有人贪贿，必问清赃物来自何方。如来自府、县，知府、知县也要抓来。不管涉及到任何人，都不能手软留情！”还规定凡是地方官贪酷害民，为非作歹的，许以人民到京师上诉，甚至鼓励乡民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绑赴京师。1372年，朱元璋命令工部特地制作了一块铁榜，申诫功臣（当然也包括各级官吏等）：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菜园、芦荡及金、银、铜、铁作坊的，一律严惩不贷；同功臣之家有特殊关系的也不得倚仗权势为患乡里，否则“刺面割鼻”，并没收其家产，强行将其迁至南宁等边远地区；其余为虎作伥的，各杖打一百，并将其和妻、子等一起迁往南宁。太祖曾与时任中书省长官的胡惟庸有过一次交谈，他说：“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居所者，常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顿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吾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5]朱元璋常言：“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5]，颇有平等待民之意。在他的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救世主，因此，朱元璋治国期间，在农民问题特别是亲民、顺民、富民政策的执行方面，表现出突出的务实性。太祖曾谓刘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刘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5]吴晗先生曾说：“对农民吃饭穿衣问题的关切，从历史上封建帝王加以比较，朱元璋是较为突出的。”[2] 1392年，朱元璋召各处教官训导到京，谕之曰：“汝等皆老儒，来自郡县，民间疾苦，嫁穑艰难，悉为朕言。”[6] 可见同历代帝王相比，其亲民之诚和推行之力是不多见的。

朱元璋为政时间，为确实减轻农民负担，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鼓励生产，严厉督导各级官吏为农民兴修水利，积极劝导农民互助合作，还赋权于民。用里甲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丧嫁娶，疾病患难时，有钱的助钱，有力的出力。春耕秋收时，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若里甲中有游闲懒惰者，要追究里老的责任。当农民发生水旱灾荒，庄稼歉收时，都要蠲免赋税，赈灾救济。即使丰年无灾荒，也要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地区，除免除赋役外，另由官府贷米，或是赈米布施给钞。各地备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储备大量粮食以备救济。太祖曾敕中书省曰：“乡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户部主事赵干往赈之。岂意干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灾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5]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死刑。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要种植桑（束束），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衣所取代，解决了农民穿衣的问题。朱元璋在临终遗言中还说：“腾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这虽然有自誉之嫌，但惜民爱民之心也可略见一斑。朱元璋认为“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治”[6]。为防止各级官员扰民，鼓励官员美政，朱元璋给民以两种诉权：对扰民官的约束权；对利民官的保全权。一方面，给民以诉扰民官吏之权，“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太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7]凡田赋、力役等国家义务之外之科征，如折粮科敛、以社学勒财等皆违法，民有权抵抗。另一方面，赋予民保全官吏之权。民有权陈述善政，《大诰》中言：“所在布政司、府州县官吏有能清廉直干、抚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联名赴京状奏，使朕知贤。”民有权保全贤官，“今后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造排陷……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朱元璋始终把争取民心放在重要位置，在政策和态度上坚持“善治民者，必求夫民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2]。每办一件事都尽力遵从民意，太祖曾言：“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一行一事，兢兢业业，唯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2]1388年，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官田一亩，岁租五斗诚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朱元璋以江南土瘠，令收三斗[6]。

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的民本思想，但较之以前，要丰富扎实、深刻的多，并贯穿于执政的全过程。朱元璋把惩贪和惜民爱民的措施结合起来，足以说明“民本思想”是其惩贪的出发点。

四、朱元璋惩贪思想体系的完备

朱元璋法制思想代表了封建时代法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中国集权时代法制的总结发挥。重典治吏、严刑反贪是朱元璋法制思想体系的一大特点，是朱元璋法制指导思想的闪光点[8]，也是朱元璋惩贪思想体系完备的标志。《大诰》是朱元璋对中国法制的独创性贡献，不管学术界怎么评价这部法律，但其所体现的朱元璋重典治吏、严刑反贪的思想体系是完备的。

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官员的贪赃枉法和地方豪强的不法行为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极其严重的危害，“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基于此，朱元璋坚持重典治吏，对行为严惩不贷。《大诰》的指向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指明朝的中层机构，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贪官污吏和豪强地主。《大诰》共有236个条目，其中70%的条款针对的是官员贪污，20%的条款针对的是地方豪强地主，只有剩下的一点点才是对强盗、贼杀等行为的惩处。《大诰》实际上是以案例、峻令、训导三个方面内容组成而又具有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大诰》取消历代沿袭的“官当”制度，废除官员特权，明令“凡遇官吏贪污害百姓的，罪之不恕”；对“安分良民”，给予保护；赋权于民，朱元璋为了防治官员的贪污犯罪行为，采取“民拿害民官吏”的措施，允许良民手执大诰将害民官吏“绑缚赴京”治罪。朱元璋曾多次亲自接见手持《大诰》上京告状的平头百姓，可以说《大诰》标志着明王朝把重典政策推向了新的阶段” [9]。尽管这一政策只是在明初执行了一段时间，但却开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借助民众力量监督、惩治官吏腐败犯罪的先例。

另外，朱元璋强调刑用重典是在乱世条件下不得已而为的。刑罚的施用应当针对不同的时局“世轻世重”，当今之所以刑用重典，完全是迫于“治乱世”的需要，他认为刑用重典“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也就是说实行这一政策属于权宜之计，并说明刑用重典的目的“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是在“奸恶日增”的情况下为了“去奸去弊，必欲保全臣民”而为的。洪武末年，朱元璋曾经以总结历史的口吻对皇太孙朱允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9]

总之，朱元璋的惩贪思想从萌芽到完备有着一个复杂的过程。他惩贪思想的系统性、完整性，是其惩贪的精神之支柱、决心之源泉、力量之所在。至于其惩贪是为巩固明朝统治，确保明朝江山万年的原因只是历代统治者惩贪的公理，不足以反应朱元璋惩贪的特殊性。

参考文献：

[1]吴晗.朱元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5-63.

[2]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毛佩琦.朱元璋的平民情结[J].人民论坛，2006，(12).

[4]WanglLei.论朱元璋的民本思想及其实施特色[EB/OL].http：//www.省略/Article/Class163/Class128/200912/20091229113459_105630.htm，2009-12-29.

[5]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5[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明太祖集：卷219，卷190.[M].合肥：黄山书社，1995.

[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3[M].北京：中华书局，1963.

[8]黄树海.朱元璋法制指导思想论析[EB/OL].法制史周刊，http：//www.省略/history/list.asp?id=68435，2010-07-02

[9]杨一凡.明初重典考[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31-116.

Zhu Yuanzhang’s Ideology of Punishing Corruption

YANG Qing-yun，WANG Xiao-ling

（Changsha Aeronautic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Changsha 410124，China）

Abstract：Zhu Yuanzhang’s ideology of punishing corruption has experienced a complicated process，from its germination，formation，maturing to consummation.His thought is systematical andcomplete.Zhu yuanzhang was resolute，cruel when he punished the corruption，and he killed a number of corrupt officials.The reason of the above is also the systematism of his ideology.

Key words：Zhu Yuanzhang；the ideology of punishing corruption；the root of punishing corru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