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 融入江河峡谷的魂魄

金沙江边的彝族聚居区有个金阳县,山奇高,谷巨深。县城的孩子玩篮球,一不小心,球儿飞下山谷,要想捡回来,就得走好几天。一天,有个孩子离奇失踪了,当大人们终于找他回来,都啼笑皆非:原来,他是去找天边边了。

大山深处的这孩子一直很奇怪:天的边边在那里?天边边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这孩子叫杨勇,后来成为“长江漂流英雄”之一。1986年及之后那场有十多名好汉牺牲的漂流热潮,曾被认为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时代进程,上升到了民族尊严的高度。这是一个至今谈起来仍颇沉重的话题,但不管怎样,客观上,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个、一拨拨好汉以各种名义走向荒僻野外。

“长漂”之后20年,中国科学院成都土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杨勇,一直游走在青藏高原进行着他自己的科学考察,乐此不疲。

探险家杨勇

从唤醒中国当代探险意识的长江漂流开始,杨勇就一直穿梭在中国西部的高山峡谷间,常年的野外生活,让他一步步走向成熟。

1998年杨勇组织雅鲁藏布江漂流,那次漂流后来让他最引以为豪的是:没有死一个人。这可以毫不夸张说是杨勇、幺哥等人的冷静使队伍数次化险为夷,没有全军覆没。1986年轰轰烈烈的“长漂”,共有11人先后不幸遇难。

几个月艰苦卓绝的雅鲁藏布江之行,先“官办”后“民间”,种种曲折,到了搞笑的程度。队长杨勇是全队的灵魂和精神象征,承受的最多。自始至终,杨勇一直平静地“稳起”,最危难的时候总是不急不躁,他总是悠悠的一句:有啥子嘛?他有点口吃,于是有了个精彩的段子:

“长漂”的时候,有一天,他负责压浪、t望。

突然,他紧张地大喊,“前头有个大……大……大……”

“大啥子么?”众人问。

“大……大……大……”半天,杨勇终于“大”完了,道:“大滩。”

这可生死攸关马虎不得,众人皆大惊,齐问:“那儿呀?”

……又是半天,杨勇终于说:“过……了。”

学他说话,是一帮大男人江上探险之旅的共同开心果。不过对于杨勇而言,那次险途也不过就是一次野外考察。

前行再前行,这对探险家杨勇来说不是一个问题。

科学家杨勇

长年游走在高山峡谷间,缺衣少食,离妻别子,每次考察之后迎来的几乎都是经济陷入困顿,那么,究竟是什么支撑着他疲于奔命,乐此不疲?

杨勇自己说,跑出去做环保,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我觉得自己的精力依然很旺盛,呆在城市里简直就是浪费生命,能跑就会继续跑下去。”

实实在在的,不管风吹雨打,杨勇每年都在坚持他的野外考察,一直没有偏离他大学时代的地质专业,回到城市就埋头写他的考察报告。很多年了,他的境况实际上和自由职业者差不多,没有哪个单位给他考察经费,一切全在自愿。而他的考察成果,在常人看来有大多是大而无当的。仅就这几年而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家公园构想》、《易贡特大山体灾害的影响和对策》、《雅鲁藏布江生态与环境》、《南水北调与生态变迁分析》、《近十年来长江上游生态环境退化与对策》等纷纷出炉。2006、2007年,他又自筹经费完成了南水北调西线的考察,带回丰富的实地感受和资料。

青藏高原已经成了杨勇的大本营,他说自己会一直跑下去。“我想自己在青藏高原跑了这么多年,对高原的生态要素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深度。人类在开发自然中做了很多蠢事,现在高原生态环境存在人为恶化的现象,比如乱伐森林、乱开矿山、乱修公路、滥杀野生动物、超载放牧等等,这些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生态衰变过程也许自然演变需要100年时间,人为的恶化10年就可以达到,如果不警醒,西部大开发也有可能是大规模的破坏性开发。”

于是,科学家杨勇找到了自己继续奔跑的理由。

民间环保人士杨勇

民间声音,民间观点。十多年来,有点唐吉诃德般的,杨勇一直固执地坚持着他在朋友圈里也难免视为“大而无当”的苦行僧考察,以自己的方式发出哪怕最微弱的声音。

1995年成都阴沉的冬季,他刚成功穿越了著名的“黑竹沟”。面对记者的采访,他似乎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几乎就是一问一答。在一个“苍蝇”馆子（四川俗语：小酒馆）他抓过菜单点了几个菜,吃了一会。没有酒,但当谈到长江生态时,他的话突然多了起来,滔滔不绝,俨然换了一个人。这个民间人士人最关心的却是政府高官才能管的事情:还原“大香格里拉”的川滇藏区域发展之路,打破省域界限,消除重复开发的弊端,实现区域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和良性互动。最近，他又开始关注南水北调起来。

随手抛出几份文件,题目都很大:《川西、滇西北、藏东南三江流域生态建设与旅游资源综合开发的建议》、《三江流域生态屏障工程建设的试验示范研究》、《关于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建成世界级国家公园暨解决墨脱地区交通运输设想的报告》等,读起来都很费劲,但却是他一次次实地考察的结晶。

十年磨一剑,杨勇这个民间科学家、环保痴人,现在有点修成正果的味道。――很多报告得到了官方的重视,部分观点已经成为施政方针。杨勇这个中国科学院成都土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成为其中一些课题的领头人。

但他依然尽量保持着自己的民间身份。“保持民间方式其实挺好。”杨勇认为,国家正牌的科学家有充足的资金与大兵团作战的方式,但同样也有弊病。“我不擅长跟人打交道,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更独到更敏锐,更容易达到目标。国家也应该正视这种体制外的积极性,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有国家的研究,也有民间的研究,大家都会有好处。”

这就是民间环保人士杨勇。也大约是他们那一代人某种共性的一个极端个案。忧国忧民,难以摆脱的某种使命感。不知道还应该再说什么,人们只有对执著的理想主义者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