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物说”与“模仿说”中主客体情感关系之比较

摘要：中国的“感物说”与西方的“模仿说”都是各自文学理论范畴中十分重要的命题。本文将从两者的主客体情感关系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问题。进而探讨两者各自的理论特点及文化差别。通过对二者的比较为中西方文论的理解及对话搭建有效的基础和平台。

关键词：感物说；模仿说；主客体；情感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8-0267-01

无论是中国的“感物说”，还是西方的“模仿说”，它们都是各自文艺理论范畴中非常重要的命题之一。中国的“感物说”主要认为艺术产生的主要来源及发起动因在于作者自身的情感反应，即作者的心灵受到了客观事物的激发从而产生并形成了某种情感，而将这种情感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便是艺术。这种特定的方式即绘画、文学、音乐等具体的艺术形式。而西方的“模仿说”则强调的是作者运用一定的主观能动性，选择某一种具体的艺术形式通过模仿再现现实世界或现实生活。从上面对两者概念的简单描述，我们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感物说”和西方的“模仿说”都涉及了作者主体情感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是两种理论对其的认知又是不尽相同的，而对主客体情感关系认知的不同也构成了两种学说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着眼于世间万物与人类情感关系的哲理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美学理论的形成及发展，自然身处其中的“感物说”也不例外。所以在“感物说”中，作者的主体情感与所描写对象，即客体之间两者的关系是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

在“感物说”中，主客两者的关系是以一种相互含糊、彼此交融的状态出现的，作者的主体情感与所描绘的客观事物之间是统一在一起的。“感物说”的核心意思，简而言之，就是作者的心灵因受到客观外物的触动，从而产生了某种情感。在这个概念中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由物生情，说的是作者的创作情感是由客观外物激发出来的，“物”是“情”产生的动力和源头；而第二层意思说的以物表情，毋庸置疑，情感是抽象的，而现实事物则是具象的，“感物说”的第二层意思正是用具象的“物”来表达抽象的“情”。所以在文学的艺术创作中，如果没有帮助表达的“物”，文学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情”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模糊性，作品的清晰性和明确性就会大大降低；但如果在一部作品中只有“物”而没有“情”，作品不但在外在表现上略显单一、枯燥，最重要的是整部作品也会缺少丰富的本质内涵意蕴。以上再次证明在“感物说”的主客体关系中，两者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且不可分离的。

虽然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两者在“感物说”中的地位是相等的，而恰恰相反是有主次之分的。众所周知，一部文学作品的核心在于精神层面的思想或情感的传递。所以在感物说中的描写对象，即“物”，是作者在表达情感时所选择的一种方式或渠道。综上所述，在感物说中的“物”与“情”两者之间，更重要的应该是“情”，而属于现实外在的“物”只是作者表情达意时所选取的材料或工具。这里“物”的性质与戏剧中人物的设置或是道具的选择颇为相似。人物与道具既是戏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但是它们的出现和选取完全是出于对作品本身想要表达的主题情感或思想的需要。简而言之，在感物说中的“物”虽然至关重要，但是“物”的作用更在表“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作者是从自己的情感和审美角度出发来选择、描写和展现客观事物的，因此这是一种以人度物的审美观念。

在“模仿说”中的主客体关系却与在“感物说”中截然相反。在西方的“模仿说”中要求作者要从自己的艺术作品创作中超脱、抽离出来，创作者要和自己所描写的对象保持一种彼此相互独立的状态。强调真实性是“模仿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这就要求作者应该站在被描写对象的角度上而不是创作者自身的角度上，秉承真实、合理的态度去表达和展现所写事物本身应有的特征、情感以及本质。所以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要尽量不掺杂自己作为主体的情感，而是要完整的展现被描写客体的真实状态。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模仿说”中的主客二者的关系不是“感物说”中物我合一的统一整体，而应是两个十分清晰、完整的独立个体。正是由于“模仿说”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尽力克制和约束自己的主体情感，所以西方的文学创作更强调的是创造，而不是中国“感物说”中以抒发作者自身主体情感为主的表达。

“感物说”与“模仿说”这两个美学范畴虽然共同涉及并阐释了“物”与“情”之间关系这样一个相同的主题，但两者在理论内涵上却不尽相同。西方的“模仿说”更强调的是客观的“物”，注重的作者对“物”所进行的文字化的再创造，而中国的“感物说”则不仅仅关注“物”，并且更侧重于作者主观的“情”，情景交融才是中国美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范文亭.“物感说”与“模仿说”理论特色之比较研究[J].语文学刊，2008，（S1）.

[2]周建萍.“物哀”与“物感”――中日审美范畴之比较[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