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血的文化悲情

“文化悲情”是作者原来为自己这本书所起的书名。我们可以猜想,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对我们习焉不察的劣根性的针砭,是对司空见惯现象的揭示,是对中国文化沉痛的反思,是心中挥之不去的悲凉。阅读全书,我们会发现,作者总是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展开自己的思考。过去一说起圆明园,往往就是控诉英法联军的暴行,是落后就要挨打的现成结论。我们的教科书上就是这样写的,老师也是这样教的。结果,人们记住的只有仇恨,而不是教训。王重旭不满于此,他认为只有找出受辱的原因,才能避免继续受辱。于是,他不停地翻阅史书,不停地思考,终于有了令人惊讶的发现。原来,颟顸的清朝统治者视人类的进步法则于不顾,把谈判代表作为人质扣押,在扣押的39名人质中,被活着送回去的只有19人,其他20则是尸体。而且那19名活着的人质也是遍体鳞伤。这让英法联军无法接受,尤其是听了活着回来的那些人质关于如何受到虐待和残害的描述,狂傲的胜利者忍无可忍了。

这不是在为侵略者张目。作者也指责了侵略者的暴行。如果仅是控诉,还没有跳出原来的窠臼,作者又往下开掘,国力的差距并不可怕,观念的差距才是失败的根本。

回顾“屈辱史”的时候,控诉敌人总是能激起愤怒、唤起仇恨,可要反躬自省、反思自己的过错就不容易了,而这却正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环节。

对天一阁,我们不能停留在对书的珍惜,而不去想书流传到民间才有用;对谭嗣同,我们不能只佩服他“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情,而不去想他这样死到底值不值得;对杨门女将我们不能只对她们的爱国激情神往,而不去想让一些女人去抗敌是多么荒谬。

而这恰是王重旭要告诉我们的。

跳出历史才能认识历史。回顾历史,总让人觉得“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觉得“不识庐山真面目”。要想识得庐山真面,还得跳出以往的成见,把自己放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只有这样你才能见人之所未见,才不会为事件本身的是非所束缚,为一时一地的观点所左右。写圆明园还停留在控诉的水平,那就是我们的可悲。就像万里长城,这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结,如果不跳出去,永远只能停留在自豪的水平。

王重旭认为我们过于赞美长城、热爱长城了。其实,长城和其他的文物一样,我们爱它,不过是因为我们赋予它太多的意义。然而,不能因为我们给长城赋予了意义,便漠视古人付出的生命;不能因为我们认为长城伟大,便不准别人对它有半点的非议;不能因为有意义,便剥夺人的尊严;不能因为寄托了理想,便漠视人的生命。如果把长城的抵御功能和老百姓为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相比,我们宁可不要长城。

“如果和自由女神相比,我想,全世界的人都会宁要自由女神而不要万里长城。”这样的话,如果不是站在一种思考的高度,是无论如何也说不来的。

古人讲,立意须有一番不可磨灭之见。对写文章的人而言,这不可磨灭之见是何等难得。探讨历史固然离不开对真相的披露,对谜团的探寻,这样的文章也会给人留下印象,但如果只限于对真相的披露、对谜团的探寻,而没有独到的、入木三分的见解,总不免是个缺陷。

在这些文章中,《二十一世纪广场的梦魇》是直面现实之作。写这样的作品,极容易流于对腐败的简单控诉,但作者没有。他深入探讨了一个政坛新星走上腐败之路的社会原因和心路历程,真正做到了言人之所未言。他挖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腐败之根,而是整个社会的病灶。他提到:“有些人腐败的目的,不一定都是为了得到什么,有时候不过是为了不失去什么。”虽然仅仅是一句不经意的叙述,却让人忽然惊觉,颇有一语惊醒梦中人之感。

老百姓对腐败只是痛恨、只是痛骂,有时甚至还羡慕,却没有谁去想一想其中的种种奥妙,王重旭替他们想了,并替他们娓娓道来,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让人击节赞赏。

历史的屈辱也好,现实的迷惑也好,无不与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血液中融入了毒素,就像新型流感,通过呼吸就可传染,谁也不敢保证能够幸免。读了他的文字,能够让我们唤起警觉,从而打上预防针,长久地保持清醒。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辛弃疾的词句:“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这些年,各式各样的文章也看过不少,但很多文章不过在那无病,好一点的不过是“啼泪”而已,而王重旭的作品,却是像杜鹃一样,在那里啼血。啼血的杜鹃总会让人警醒、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