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曲·生于上世纪70年代

“现在的孩子崇拜王大雷，因为他够酷，当年我们崇拜吴群立，是因为他从工厂一直踢到国家队。”

我在听《Un’estate Italiana》，著名的“意大利之夏”，意大利电子乐大师乔吉奥・莫罗德尔创作。这首点燃过一整个夏天以及无数奔三中国球迷对于世界杯以及足球最初激情的旋律，曾被认为是世界杯真正官方主题曲的开始。

当然，记忆中更清晰的还是“意大利之夏”那首英文版本的“To Be Number One”。一曲歌罢，余音绕梁。惟有过往的故事如一张张泛黄的相片，在记忆中清晰而又模糊。

那是1990的夏天，在被阳光晒得滚烫无比的亚平宁，喀麦隆让非洲的足球语言第一次成为世界杯的半官方语言，而一个月后，贝肯鲍尔带着马特乌斯用一座大力神杯为统一在即的新德国献上贺礼，那一夜，德国人在勃兰登堡门外燃放起礼花，我这个生于七十年代的中国球迷在家里划火柴点蜡烛，在一个停电的夏夜，我只能通过收音机收听直播。

与那个年代的气质一样。足球在那时候还保持着对商业化最起码的尊严。马拉多纳、三驾马车和三剑客，以及如同夏日里第一口冰淇淋般新鲜的巴乔，开始搭上了通往商业文明的高速列车，但更多时候，他们被记忆，是因为秀丽的脚法，以及球场上梦幻的身影。

时间无情的流逝，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球迷如今已争先恐后地往三张的年纪猛扑。但那些属于我们的青春岁月，属于那些青春岁月的足球记忆，依然鲜活。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对足球的最初记忆来自1985年的5月19日。当时尚不及十岁的我无法理解那场因不敌香港引发的冲动，但却让我有兴趣在第二年夏天，和大人们一起熬夜。1986年，世界杯第一次拥有了会歌，中国球迷有幸得以在更广阔的范畴中与世界杯接轨。A Special Kind Of Hero，别样的英雄，多么具有诗意的名词。“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墨西哥的夏天属于马拉多纳，别样的英雄也被认为是送给阿根廷人的颂歌。著名舞台剧演员斯黛芬妮・劳伦斯的天籁之音同样也被看作是送给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球迷的成年礼。那一年，我们关于球迷的立场开始清晰。有多少六十年代生人因为济科和罗西而加入巴西和意大利的球迷阵营，就有多少七十年代生人在1986年成为阿根廷的追随者，并且忠贞不渝。

我无法判断究竟是现在随时能够在网络和出版物上找到有关足球一切信息的年轻球迷幸福，还是当年必须靠邮局订阅《足球报》，甚至如今已被人遗忘的中国足协机关刊物《足球世界》的我们幸福。但我相信，和物质一样，太过轻易满足的精神需求都会变得廉价。记得当年我手中有过一本儿童出版社出的《足球手册》，厚厚的绿皮书，载有前13届世界杯和汉城奥运会之前所有奥运会的资料，一时被奉为圣经。现在还有人会像当时那样依靠少数能够得到的足球媒体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做着对足球知识的最原始积累么？

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球迷有靠收音机收听中国国家队征战世界杯预选赛的记忆，有骑行一夜，从镇江去南京只为了现场看一看国家队和江苏队热身赛的记忆。我们曾因为施拉普纳说比赛前球员不能吃苹果而对这个后来失败的德国老头崇拜得五体投地，现在的孩子崇拜王大雷，因为他够酷，当年我们崇拜吴群立，是因为他从工厂一直踢到国家队。

往事不可追。岁月让我们手中抵抗庸俗的筹码越来越少，孩子们总会有对满脸粉刺的青春记忆说告别的那一天。在三十岁的年纪，我们必须要对未来有清晰的基本认知，在理想和欲望的领土上，我们逆转了对于足球的认识，生活让我们不得不明确体育理想的极限。对1970一代来说，对于足球的判断不再用诗意，只剩下真实或不真实。

我们曾努力模仿球星的某一个技术细节，这让我们没时间去关注球星的夜生活，当然，我们不知情也没兴趣。那是一个前现代的年代，我们崇尚草根英雄，我们拒绝奶油脸蛋。那时候天是蓝的、水是绿的、肉是可以放心吃的、理发店是只管理发的、药是可以治病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是当不了教授的，牛逼的足球是要用脚来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