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观约取,吐纳由心

要把眼前这个秀气、稚气的女生与我所看到的思辨老成的文字联系在一起，是一件难事。

一番交流后，我想用“人如其文”论陆怡卿或许正合适，真诚其人，真诚其文。她把自己阅读沉淀、创作探索之路中的些许磕绊、岔路彷徨、幽远曲折向我娓娓道来，淡然，实在，真诚。有那么一会儿，我心里情愿相信是上帝有意眷顾眼前这个孩子―才情、秀美，感性、知性完美融合。台湾作家简曾说：“人得赤心亦得老成，赤心是为了与宇宙抵足而眠，老成是为了与炎凉人情周转。”可贵的是在感性理性边缘行走的她并不觉得自己因为成熟而失去了什么，真诚的情感仍是她的写作理念的内核，她始终认为那些失去的终将会随着时光流转以另一种形式被寻回。

她启蒙年代的阅读书籍在许多人眼里看来相当缺乏“时效性”，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张之路、郑渊洁的儿童文学都是她的床头书，而《傲慢与偏见》《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外国“大部头”名著也让她着迷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说，她不是一个十来岁就开始“我手写我心”的早慧儿童。初一之前的作文都显得中规中矩，属于考场“样板文”。那时她甚至怀疑早期的阅读对于她的写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

初中时，她对“中学生必读书目”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每当老师推荐“四大名著”云云时，她总有些不以为然：为什么非名著不读呢？她的理由很多、很宏大、很有反驳力：蒙田就指责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西塞罗的著作冗长拖沓，博尔赫斯甚至把弥尔顿的《复乐园》和歌德的《浮士德》称为最著名的引起厌倦的方式……所以，她宁愿去欣赏精致小巧的“下里巴人”，《新概念作文》由此成为她的“红宝书”。

《新概念作文》的创作性文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写作审美。她说：“语意不明的抒情散文是她初中作文的‘主流’，也是老师眼中的‘非主流’。”此外，通过《新概念作文》，她还发现了文学上的“新大陆”，诸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巨擘就是从那时起进入她的视线。但与此同时，面对村上春树、卡夫卡、普鲁斯特等高频字眼以及对杜拉斯、萨特、卡尔维诺的不加内化的“用典”，她也产生了疑惑：文学名人及名著是否已沦为点缀文本的讨巧方式。这一思考是她从《新概念作文》的“拾人牙慧”层面深入到亲历经典的起点。

她慢慢意识到，正如食物链的能量传递逐级递减，文学经典不该通过旁人之笔与自己目光相接。她引述了北大教授温儒敏的话：写作属于信息输出行为，而真正对学生的信息结构与精神能量产生冲击的是阅读。

说到底，童年的阅读在她心中埋下了好读书、读好书的种子，阅读方能生成写作。

在她阅读《文化苦旅》《流言》《不朽》等作品的时候，她才逐渐对所谓“经典”刮目相看。赫尔曼・黑塞说：“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真正的价值。”换言之，她希望在生命长度固定的情况下，去拓宽生命的广度，增加生命的厚度。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这诚然是对逻辑思维的一种挑战。通过“深度”阅读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日积月累，她逐渐迎来了写作意义上的精神觉醒。从那时起，“表达欲”成为驱使她搦管行文的原动力。

她的作品曾多次被刊登在《作文新天地》《启迪》《温州商报》等报刊上。她曾获“第十四届全国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特等奖，“全国青少年文明礼仪普及活动”二等奖，“为学杯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三等奖，“第十二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省二等奖，“浙江省首届中学生语文素养大赛”优秀奖，“第四届温州中小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等荣誉。

进入高中后的她，在语文老师成旭梅的启发引导下，写作风格有了大的转变。她尝试着从“准知识分子”的角度审视生活，从真实思考出发进行个性写作，将“现象学”阐发为“本质学”，力求理性思辨能力的真正提高。对周国平、刘小枫、孙立平等学者作家作品的阅读更为其打开了一扇新思维之窗。老师的教诲“要做清醒的有序者”不仅成为她的写作目标，也有意无意地成为她的生活准则。的确，写作，本身就是生命行走的方式，大可观世象明性情，小可察人生姿态、处世原则和生活情趣。

她说自己在这期间曾走向一个极端。过于陌生化的表达和艰涩冗长的学院派文风成为她写作过程中的一大瓶颈。诸如“中国文化性征印象”“文化局外人的生存困境”等学术性用语频频出现，而事实上她自己对这些概念也只是一知半解。超越性思考维度的缺乏使其陷入一个困境：一味地批判“物质性”“现代性”，却只“破”不“立”。这种反复咀嚼式的写作着实败坏了她的“胃口”，写作，成为痛苦的仪式。

还好，她依然乐于阅读，精于阅读，勤于阅读。在“写作疲软”期间，她接触到了龙应台、刘瑜等人的作品，通过那些精辟独到、明白晓畅的文字，她在“理性写作”之余摸索适合自己的新的定位：一种温和而冷静的表达。

她这样概括自己的写作风格：“‘平衡’是我写作过程中一贯秉持的理念，因为简化生命内在矛盾只会导致‘非此即彼’的二维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非常欣赏韩寒新书的标题：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和解’是我写作，也是我为人处世时的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