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的“天地之上”

去年１１月在云南，看《天地之上》前，我问：“什么是‘天地之上’？”看《天地之上》后，我又问：“《天地之上》要说什么？”总之，没弄明白。今年４月，《天地之上》来北京演出，我又去看，为的是弄明白。

节目单上开篇的“著作权人阐述”仿佛在回答我的问题：“什么东西能高居天地之上？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惟有自然，能够居于天地之上。”然而这回答却更让人不明白。什么是“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云：“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天地间有“道、天、地、人”四种主要规律（“大”规律），而“王”（这里是动词，治国之意）乃其中之一。“人”的规律（即社会规律）要效法地的规律，地的规律要效法天的规律，天的规律要效法普遍规律（即“道”），普遍规律（“道”）就要效法它自身的样子。这里的“自然”二字，即意为“自身的样子”。同样，在《老子》十七章里：“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自然”二字，也是“自己这个样子”。自己这样子能够居于天地之上吗？是我没读懂《老子》，还是编剧没读懂《老子》？总之我是不明白。而让人不明白的艺术作品是谈不上艺术感染力的。

张建民的“创作宗旨”要稍微明白些。他说他要“将民间舞的‘原生性’特质与‘作家舞蹈’作品完美地结合。“民间舞的‘原生性’特质”与“作家舞蹈”，两个新名词，有创新。这倒可以从字面上去揣度。然而这“作家舞蹈”是否就是要用大篇大篇与台上的舞蹈不怎么相干的字幕，让观者的眼球应接不暇？那大篇的字幕看似颇有文采，那就是“作家”？而那台上与文学贴不拢的舞蹈，就是“作家舞蹈”？本来诗乐舞结合是中外的传统，但那舞因为与“诗”游离，且不能表达“作家”的思想，便应了文艺批评中常说的“思想大于形象”。其实好的舞剧也好，舞蹈诗也好，是大可不必用文字来说明的。

不管如何说，看第二遍比看第一遍好很多，至少是第二遍有修改，拿掉了藏族踢踏舞中那原原本本的《大河之舞》的爱尔兰音乐。还有那让人莫名其妙的插在“‘原生性’特质”的云南民间舞中的舞蹈课堂教学。大约是编剧想制造一点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或又想来点创新。殊不知这一来就更不明白了。

我一向认为张建民是一个有才气的编导，我也曾对他在芭蕾舞剧《玄风》中的卓越表现大加赞扬，如不规则长绸的运用。然而就拿这不规则长绸来说吧，却又大量搬到了《天地之上》中。且不谈藏族的哈达冷不丁地变成了不规则长绸人家是否接受，单就这用法，就不免使人有重复照搬之感。而编导手法的重复照搬，可是创作的大忌啊！

还有，在中国舞协举办的“《天地之上》座谈会”上，被资华筠老师批评为“败笔”的几段孔雀舞，确实也没舞出个名堂。试想想，早已被杨丽萍舞得淋漓尽致、举国熟悉的孔雀舞，你要再编却又编不出个名堂来，岂不让人有效颦之感！当然，我完全不相信正在创作的鼎盛之年的张建民会江郎才尽。我只是希望他以后多动动脑筋，比方他在《天地之上》中动过脑筋的岩画舞和鼓舞，就编得很好。

还有那开场，节目单上说的是“亿万年前的事”，那就是史前社会或原始社会吧。怎么那时候的舞蹈同奴隶社会的典型的塌腰撅臀的舞蹈动作一模一样呢？

再就是我在座谈会上听汪曙云老师讲有创作人员说《天地之上》是“学院派民间舞”。如果真有人这样说那可是大谬不然。如果真有人把你们某学院教出来的民间舞称为“学院派民间舞”，那才是真真可悲。因为既然民间舞有“‘原生性’特质”，那就是一个鲜活的、有无穷生命力的东西，假若把她包裹成了“学院派”，将这个活体标准化、格式化，岂不要成木乃伊？到了这个份上，你说可悲不可悲？

有人问我，这个作品囊括了本届“荷花奖”包括“作品金奖”、“编导奖”在内的五项大奖，却怎么看也看不明白呢？我说我也看不明白。那人家又问，那连看都看不明白的东西为什么还能得大奖呢？那就有人会说了，并不是所有好的东西就都一定能让普通人看明白，看不明白要检查自己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