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爱书家”杨守敬

杨守敬(1839―1915)，清末历史地理学家与版本目录家，字醒吾，湖北宜都人。从青年时开始，就酷爱收集图书，特别是古代秘籍。他24岁时入京会试不中，却考取了景山官校教习，一有空隙，就到北京琉璃厂去搜集书籍及碑版文字。

清朝光绪六年(1880)，清廷派何如璋出任驻日本公使，杨守敬以随员身份随行，一去就是五年。在日本期间，他广为收集书籍，尤注重搜集流入日本的中国古代善本书。用日本学者德富苏峰的话说，他是趁日本人还不晓得重要性时就迅速把许多珍善本搜集下来。杨守敬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余乃从百年后得见彼国学者未见之书，不可谓非厚幸乎?”

杨守敬收集书籍的方式有三种：第一，自己到书店搜寻价购。当时日本首都东京有书店一百三十余家，绝大部分都买卖旧籍，杨守敬频繁往来于这些书店之间，发现来自中国的珍善本书，就不惜耗重金，“见书肆中所有，皆购之，以飨中土学者”。每一有“斩获”，就喜不自胜，常把兴奋心情留在日记的字里行间，如“不可谓非千载之一遇也!”“数十年闻斯名而不得见者，一旦获之，吾‘不忍文库’之荣莫加焉”等。第二，通过日本友人访求，再行购买或交换。杨守敬不懂日文，但因为当时日本文人大多都能写流畅的汉文，因此，杨守敬得以笔谈方式结交日本学者竹添进一郎等人。尤其是“收藏古书甚富”的森立之、岛田翰二人，杨守敬一赴日本就前去拜谒，笔谈中对其十分尊崇，终于与之结为挚友，彼此之间经常互相切磋，不仅为杨守敬搜寻古籍提供了不少帮助，甚至还“持以来赠”。第三，对难以购买的珍籍借阅来，再加抄录。如《春秋左传集解》一书中国国内罕见，而日本所藏的该书唐抄本又被作为“日本惊人秘籍”的“第一”，严禁向外出借。于是，杨守敬就通过派驻公使馆的日本官员岩谷修多次向收藏该书的“红叶山文库”(原为日本德川幕府的私人图书馆，当时已为日本政府接管)负责人说项，终于使之同意破例借出十天，在这十天中，杨守敬雇了十个人日夜赶工将全书抄录了一遍。

杨守敬收集图书的执着十分感人，到他束装回国时，行装中已有几万册书籍，却仍然想着所发现海内孤本一宋版《尚书注》尚未到手，当船停靠神户港时，他立刻上岸雇车前往大阪，几经交涉，终于将书买到手中。当同行者看到他行色匆促，还以为发生什么大事，结果却是他“携书归舟，把玩不止”，同行人“莫不窃笑癖而且痴”。

杨守敬到日本的第二年，即清朝光绪七年(1881)，驻日本公使一职由黎庶昌接任。黎庶昌亦是一个爱书人，眼见“古书之流遗，何幸复见于异邦”，于是决定将流传于日本的中国失传珍籍编一套《古逸丛书》，“自予得之，且以付印焉”。《古逸丛书》收录了珍籍钞本、刻本共26种，包括《玉烛宝典》、《文馆词林》、《玉篇》(东京早稻田大学所藏的唐抄本《玉篇》被日本政府定为日本国宝)等，在日本刊刻，每种各印一百部，送回国内。其刻印极精，国内许多名人见了都惊讶不已。《古逸从书》的具体规划、校对、印刷联系等事宜均由杨守敬承担。在国外遴选、刊刻中国古籍，并流传回国内，《古逸从书》尚是首创。

在日本期间，杨守敬共收集古籍三万余册，其中不乏价值连城的国宝及珍本；还有不少由高丽传入日本，对研究中、日、朝三国文化流传路线及三国版本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刻本书(高丽本)，如《切经音义》等。清朝光绪十年(1884)，杨守敬从日本离任回国，将这批书全部带回国内。回国后，杨守敬回故乡湖北，在黄冈、两湖书院任教。他先后建立了邻苏园和观海堂藏书楼以储藏图书，连他以前在国内的收藏，号称藏书“数十万卷”。并新编《邻苏园藏书目》、《观海堂藏书目》这两部藏书目录，从而为中国古籍的保存作出了贡献。他还将在日本收集书籍时的日记、心得等加工，编撰为《日本访书志》十六卷，提出了不少关于中国古籍的版本、流传路线和内容等方面的问题(后又由王重民编撰《日本访书志补》，于1903年出版)。同时，他又进行了有关目录学、版本学、金石学等方面的研究。

1912年，清朝被，中华民国成立后，杨守敬被聘为民国政府顾问官、参政官。他的藏书亦随着全家从湖北迁往上海，后迁北京。杨守敬曾有意将藏书献给国家，可是在他身后，家人出于生计考虑，将藏书以三万五千元售给政府。其中一部分被拨交北京松坡(蔡锷)图书馆，后转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一部分珍籍(计一千五百余部，一万五千余册)后又拨交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49年后随建制迁往台湾，成为现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西北政法学院042信箱，71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