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是”比“所有”更重要

人生，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虽然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其为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却是永恒的。在创造中，人们总是希望成为物质丰富的“我”，这种“所有”心理可以理解。但更应保持一股积极进取的青春活力，在对社会的贡献中，成为人格完美的“我”，这种“所是”目标值得追求。人生的价值，是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统一。一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人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这种“所有”式的人生价值还不完善。追求真、善、美的高尚品格，掌握服务社会的知识和才能，这种“所是”式的人生价值必不可少。一个人只有置身于社会与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中，才会迸发出灿烂的生命之光，才会获得最大的人生价值。

“所是”与“所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人的“所是”，是一种内在的素质修炼，呈现一种自然的存在状态，由不断的成长而达到丰足自在，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与生命的乐趣；人的“所有”，是一种外在的财富欲望，它往往用金钱来衡量生活的质量，有时超出生存的基本需求，不遗余力地谋取可有可无的东西，结果心纡结而不解，神惶恐而不安。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认为，君子所得于自然的仁义本性，即使行政于天下，却不能增加分毫；即使穷困于家中，也不会减少分厘。在人生中，作为“我是什么”的“所是”，比“我有什么”的“所有”要重要得多，也更为本质得多。一个人的品德与才能等等“所是”，是任何力量也剥夺不了的一种真实的拥有；而一个人的财富与权力等等“所有”，却是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的一种暂时的占有。因此，人的一生，还是应该通达，把“所是”看得重一些，把“所有”看得轻一些，物质上如果保持恬淡，精神上就能有更大的空间去丰富自己。

《荀子·修身》中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一个人真正的完美，不在于他拥有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品格比财富更重要，如果一个人丢失了自己的灵魂，那么即便他得到了整个世界，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只有真实的自我，才能让人真正地容光焕发。当一个人只为内在的自己而活着，“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时，这种“所是”是难能可贵的。

富兰克林和爱因斯坦，两人都是关注“所是”，淡泊“所有”的科学家。富兰克林在电学、物理学、植物学、数学、化学等方面，曾有许多贡献，并且是美国独立运动的坚强战士，参加过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工作。可是，他从不考虑“我有什么”，而注重“我是什么”，一直以自己曾是一名印刷工人而自豪。他在为自己写墓志铭时，只写“印刷工富兰克林”，只字不提自己获得过的众多荣誉头衔。爱因斯坦认为“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常常为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并且多次表示：“人们往往注意我们发明了什么，有哪些著作，实际上，我们这些人的道德行为对世界的影响，从某种意义来讲更大。”

生活中，我“有”什么，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而我“是”什么，却较少为人们所关注。这种重“所有”，轻“所是”的现象，是对人生幸福的一种误解。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经说过：“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 生活的幸福，不仅包含着享受，更意味着创造，“所是”才是创造的基础与源泉。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对“所是”与“所有”，也有一段形象的比喻：“人的生活应介于理想和普通美德之间，我们所希望的是，到我们家来的客人，赞颂的应该是我们的为人，而不应是我们家中的陈设。能够视陶器为银器的人是伟大的，视银器为陶器的人也并不稍少一点伟大。”

宋代教育家程颢曾有诗云：“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生活的底色总是那样的自然与纯正，尽管“所是”那么朴实无华，“所有”往往光耀炫目，我们还是应该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把脚步踏在创造的节奏上，努力成为一个最好的自我。人的生命只有创造与奉献，才能赋予生活以意义，并具有永恒的价值。

《易经·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文中“所是”指向的是精神世界的价值追求，即所谓的“道”；“所有”侧重的是器物层面的物质财富，即所谓的“器”。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可见对“所是”的追求最终造成的是肩负道义的完善人格与精神境界，而对“所是”的标榜则不足以真正充实、恢弘生命的厚度与深度。又曰：“君子不器”，“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更足见智识之士“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德理想主义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则申明对“所是”的终极追求最终可以取代对一切“所有”的根本——生命的执着而成为人生的唯一意义。

古今中外，正是无数“是其所是”以致弃其“所有”者的牺牲奉献，才令人间正义永驻、正气长存。

言：“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即使平凡如你我，可以“一无所有”，但断不能“一无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