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城镇化

新一轮城镇化正扑面而来。

但是，要新型城镇化，还是要控制房价？这是一个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城镇化最终就是造城和造房子，各地方兴未艾的“园区热”、“集聚区热”、“新区热”、“试验区热”、“国家规划区热”就是明证。

为什么中央政府对城镇化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呢？

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这样做有利于增加GDP和财政收入，有利于争取优惠政策，有利于设置更多的机构，安置更多的干部等。

而在新一轮城镇化刺激下，现有体制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及园区管理机构很可能将这些区域包装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平台和项目，并大举借债，将区域内城乡的主要资源集中到这些区域，大搞“造城运动”，结果大量新城拔地而起，但因周边农村失血过多，反而相对衰落。

这已经得到事实印证。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出现房地产量价齐涨。2012年12月北京市房协的数据显示，11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2.18万元/平方米，环比10月份上涨5.2%。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汹涌的房价泡沫有所收敛，但新型城镇化的号角刚一吹响，此前的调控不但可能毁于一旦，而且泡沫膨胀或将更加厉害。

现在看来，在控制房地产泡沫和促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出现了一个逻辑悖论：如果要控制房地产泡沫就不能城镇化；想要城镇化，房地产泡沫就相伴而生。其实，在这个悖论背后，蕴涵的是房地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要发展经济，房价就必然上涨；要控制房价，经济就必然下行。

而且，在目前的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下，要搞新型城镇化困难重重。因为新型城镇化如果没有相应产业配套，不但进城的农民无事可干，城镇化也没有资金，很容易掉入旧式城镇化的窠臼。

此前的城镇化模式简单有效，但是这几年却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几乎绝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干部都与土地腐败有关，严重侵蚀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其次是低价圈地，造成大量失地农民，也出现了强拆等，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尤其是恶化了政府和农民的关系。

最后，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效益很难保证，尤其是以土地做抵押的债务融资，在土地价格下滑时具有很大的金融风险。具体表现为地方融资平台导致的债务风险，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引发的银行信用风险。而金融风险可能引发的是整个宏观经济的安全。

更为重要的是，此前的城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土地城镇化了，但大量农民并没有进城，除了户籍的限制外，也没有完善的公共设施和服务，而适合他们从业谋生的产业在短期内也没有发展起来，致使他们成为城市和农村的两栖动物，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农民没有进城，没有他们的消费支撑，被政府寄予厚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就会异化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一个个新城就沦落为“鬼城”和“空城”，鄂尔多斯的康巴什就是一个刺眼的例证。

因此，对于新型城镇化，除了看到改变，也要警惕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