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的市场与徽商

关键词： 乾隆盛世；市场；徽商

摘 要： 乾隆年间，在深刻反映“经济全国化”、“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网络中，以徽商为代表的商人商帮，扮演了沟通中国式的“二元”经济，连接“传统”与“近代”的重要历史角色。然其自身的传统本质，却从根本上与近代化相悖，埋下了制约甚至阻碍近代化发展的伏笔。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一、经济全国化

乾隆年间，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已经形成。何以见得，有4 个标志：

1. 存在跨地区、跨省际的长途贸易。有关跨地区乃至全国性长途贸易的记载举不胜举。如金陵绸缎销售“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降，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趋淮泗、道汝洛”；长途贸易的商品，无论在品种还是数量上都大为增加。农产品中的粮食也加入了长途贸易的行列，约占商品粮总数的21.6%。数量上，若以钞关税收为参数，到19世纪初，长途贸易量较明末增长了39倍，约占商品贸易总量的30%左右，这在前近代的传统社会，是惊人的数字。有美国学者指出：“在欧洲商业化地区内所出现的长程贸易，带来了有利于各种交易类型发展的崭新商业活动与商业制度，然而，即使将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排除在外，单是中国那些人口密集的地区，其面积大小即已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1]258、261。

2.乾隆年间，水路商业交通从传统南北向的大运河及长江下游一段，拓展到了以整体长江为首东西向的五大水系、沿海及各地方水系，凡能用于商业交通的水道基本都得到了开发利用。形成了完整的，以内河航运为基干，覆盖全国各省区的水路商业交通体系。全国内河航运里程达5万公里以上；沿海航运里程达1万公里以上，基本达到近代航运的水平[2]271。发展到19世纪初，水域航行船只超过20万艘，总载重量达四五百万吨。而英国在1800年仅拥有1 700艘船，总载量185万吨，1841年的总载量不过283万吨，仍远逊于中国。陆商业交通有四通八达的长短途陆路商业干线将各水系、运河、海道组成的水路商业交通网贯连起来，又织成了更加密集更加通达的全国性水陆联运商业交通体系。其中更围绕北京形成了6条全国性的中心商路。这一发达的全国性商业交通网，不仅将所有内地省份、各层级市场网络大大小小的城市、市镇、乡村连接起来，而且将台湾等海岛地区，将蒙古、新疆、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同内地相连。

3.存在全国性的三层（基层、地方、区域）两类（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市场网络。乾隆年间全国性的城乡市场网络，包括以市镇为中心的基层市场；以中小城市为中心的地方市场；以工商业大城市和枢纽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市场。做为各层级市场中心的市镇、中小城市、工商业大城市和枢纽城市，汇集输出、转运分销，发挥了强大的商品集散和辐射能力；各层级市场的网状结构以及相互的联系，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分工和专业化的实现，使市场经济调整全国经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达成经济一体化成为可能；一些专业化生产区，除生活资料市场外，更形成了完整的生产资料市场、雇工市场和资金市场等，成为市场变化的标志和发展的基础。

4.存在主要商品的全国性中心价格。乾隆年间，在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商业运作下，多数主要商品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心价格。各地主要商品的价格，均围绕中心价格上下微调，总的相差不多。如乾隆时常年粮价，江苏地区平价米谷每石1.1-1.2两、中价1.5-1.6两、贵价2两以上；湖广地区米每石1.4-2两；江西地区米每仓石1.5-2.3两；山西地区（平阳、汾州、蒲州、太原、潞安、泽州等府）米麦每石1.5-2两；山东地区（兖州、泰安）粟米每仓石1.4-1.8两；甘肃地区上色（粟米小麦豌豆）每石2两，下色（青稞大豆）每石1.2两等。各地间隔成百上千里，粮价却相差不多，除了官府以平粜等手段进行的政策调节外，主要在于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商业运作——“谷贱则商籴至，则其价必增”，“谷贵则商贩至，则其价必减”。

“全国市场”推动了“经济全国化”的发展。乾隆年间，全国各地均在两类三层市场网络中联成了一体。经济最为先进和发达的地区是长江、珠江三角洲。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城镇化、农业手工业产值、商业发展等均居全国首位，集中了全国最主要的“生产分工细化、环环紧扣、彼此横向依赖有机联系的专业化生产区”和被称为“飞地经济”的早期近代化产业。此外，可分为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3]4。

“全国市场”的形成，使不均衡发展的各地经济，得以以市场经济发展为杠杆，在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不断调整经济布局，不断明确地域分工，不断在新的高度上，整合为分工更加合理、联系更加紧密的全国化经济。而在这一过程中，各地经济都更加依赖于市场，都依据市场的导引，或深层或浅层，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如皖北，由于清末捻军在此起事，在人们印象中是极为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事实上，乾隆年间，皖北已被纳入了两类三层全国性的市场网络，经济十分繁荣和发达。沿淮河及其支流的水陆商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繁荣的市镇，捻军发祥地雉河集雉河集三街一巷——老街属亳州雉河堡；小街子属宿州曹寺村；姚街子和南京巷属蒙城县草桥村。，即是襟带二州一县、水运发达的商业中心，有晋商字号和会馆，也有本地大姓开的买卖，所谓“南王北马势力大，大桥头上数郑家”[4]2。皖北凤阳、皖南芜湖两处设有榷关（税关），分别征收淮河、长江商运航道上的货物通行税，两关征收的关税均较明代开关之初增加了几倍，而皖北凤阳关征收的关税额，还要在皖南芜湖关以上。皖北丝织等手工业原来曾与农业并存，甚唐朝时亳、宿二州贡绢曾位列一等[5]地理志。乾隆年间，在全国市场带动的经济全国化背景下，皖北打破了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依淮北平原重要产粮区的优势，成为单一的专业化农业生产区，嘉道时，皖北税亩13.63万顷，占安徽全省税亩的40.8%。曾经辉煌过的纺织业归于暗淡或销声匿迹，“女子不解纺织”，“妇常牵犊荷锄，与男子杂作”，丝布衣用等物皆仰赖市场参见嘉庆《凤台县志·物产志》、光绪《凤台县志·风俗志》。。当清末黄淮水患连年，传统农业优势丧失殆尽时，市场链条断裂，“不知纺织”的皖北农家无以自补，竟至一败涂地。

乾隆年间的全国化经济，在全国市场的运作下，经济资源（包括生产资源与人力资源）反复配置，不断优化，经济布局反复调整，不断合理化，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二元经济”。一元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专业化生产区和早期近代化经济；一元是东部发达地带、中部发展中地带、西部不发达地带包括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在内的“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中国传统经济是一个完整体系，不似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只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在这种格局中，传统经济与早期近代化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和经济发展后进地区并存。它们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种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截然对立或毫不相关的“二元”；也不是传统经济体系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地位的“二元”，而是对立统一、共生互补的“二元”。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为先导为核心，发展呈梯形状的三大经济地带依次为后援为后续，有机联系、相依互补。经济发达地区品种繁多、物美价廉的手工业品、农产品；先进的技术设备技术人力、巨额的商业产业资金，与经济发展后进地区的粮食、矿产、木材、毛皮、各种经济作物原料、大量的移民、劳动力，洪水般对流，支持了先进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后进地区的经济增长，整体上将乾隆年间的社会经济推上了巅峰。

在“经济全国化”的格局中，商人——商帮，特别是其中与晋商同为龙头老大的徽商，扮演了沟通“二元”，连接“传统”与“近代”，使之成为经济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角色。

二、经济全球化

如果将“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那么，它实际经历了3 个阶段：16世纪中至19世纪初的贸易全球化；19世纪以后由工业革命带动的产业全球化；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全方位的经济全球化。

也就是说，早在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的风暴到来之前，世界范围内便存在着多边贸易关系及从供求出发而自然分工的全球化经济。乾隆时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经济格局之中。而使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的直接因素是市场流通的白银。乾隆时的中国，正处于以商品流通为基础的贸易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之中，而且，以领先发达的经济（包括西方无法望之项背的总产值与人均产值、人均消费水平、内外贸易）、一流的商品（包括西方无法与之竞争的品种、质量、数量及低廉的生产成本）处于这一格局的中心。乾隆年间，中国货在国外市场非常受欢迎，如生丝，外国人赞叹不绝，说：“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6]如土布，18世纪末，每年平均输出100万匹，英国格林堡说：“无论在质地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7]1。

过去很多人以为欧洲一旦开始了工业革命，便自然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中心。历史的事实则是：当时多边贸易关系及世界范围内分工的全球经济中心，仍处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欧洲则处于边缘。尽管工业革命、产业化以及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的必然性，推动欧洲以从殖民地美洲攫取的白银开路，企图挤上以中国及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列车改变其格局最终占据中心的位置。但甚至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企图也不能说变成了现实。1852年，广州一位英国官员报告了中国的情况：“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他不无沮丧地说，“我们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8]60长期以来，中国在“欧洲中心论”影响下被视为封闭落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典型。但正是以这种家庭工业为主要背景的中国，拥有无论从人均产值、收入、消费还是内外贸易，均在当时世界上起主导作用、“最先进、最复杂”、最终非鸦片不足以搞垮的经济。

乾隆十五年（1750），中国制造业总产量大约相当于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占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32%。而当时整个欧洲制造业的总和也才占世界23%[9]181

182。经过乾隆朝的发展，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居世界第一。而今天世界首富美国GDP也才占世界30%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2000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西方经济学家由衷指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也占支配地位”，“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10]19、169。而使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的直接因素是市场流通的白银。

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始于明中期。其时社会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生产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传统社会内部发生着深刻变化，其显著标志之一，便是在元末明初钞法极弊之后、新钞未兴之前，做为贵金属的白银，成为法定的主要货币。白银货币化，使做为缺银国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白银需求，与正在形成的整体世界联系起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成为世界主要的白银产地，16至18世纪分别占世界银产量的73.2%、87.1%、89.5%。拥有世界上最大银矿的美洲秘鲁、墨西哥等是西班牙殖民地；东南亚菲律宾后也沦为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直航美洲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将白银整船整船运至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中国购买中国生丝、绸缎等，转售世界其他国家。同时，秘鲁白银大量输入西班牙，引起西班牙物价高涨。欧洲其他国家物价相对低，这些国家，特别是葡萄牙，则踊跃将货物输入西班牙赚取白银，再把白银运到亚洲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与中国商人贸易，购买黄金和中国丝绸等。而无论西班牙本土还是西属美洲和菲律宾，无论葡萄牙还是欧洲其他各国，其生产力水平都拿不出任何商品值得中国人欢迎和购买。中国凭借着丝绸、瓷器等高产出、低成本的制造业，在全世界无与匹敌，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其他各国唯一平衡贸易的办法就是向中国输送白银。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这种对华贸易，被称为“丝银贸易”、“丝银对流”：“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16、17世纪，菲律宾共运进2亿西班牙银元，只留下80万元，大部流入中国。白银涌向中国的洪流，在经历明清鼎革、清初禁海的短暂阻遏后，随着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重新激荡，与乾隆一朝相始终，直至19世纪初期，持续着新的大潮。这一次，向中国运送白银的主角，换成了以英国为代表、处于工业革命前夜、正在崛起的西方列强以及后起的新殖民主义国家荷兰。中国出口商货之首，则由茶叶取代了丝绸。康熙三年（1664），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首次接受了从中国带来的两磅茶叶。其后不到半个世纪，茶叶成为英国最普遍的日常饮料，每年消费大约在1200万磅。因茶叶进口税率高达96%，英国财政、经济也仰赖之[11]卷七。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国茶叶每年在英国的销售量增加了400倍，在西欧增长了500倍。以致18世纪被称为“茶叶世纪”。

与之相应，中国各专业化生产区或围绕主要港口出现了一批直接面对外贸的密集型手工业行业。如广州周边聚集着大量以进口东南亚棉花为原料的棉纺织户；南浔丝行购销两旺，《南浔丝市行》云：“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熏心”，“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和卖，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12]卷31；著名茶叶产地徽州6县发展成为重要的茶叶出口基地，乾隆时有诗：“乍晴乍雨采茶天，载到西洋要满船”[13]108等。同时，与外贸有关的航海业、造船业、服务业空前发达，小民“借资生计”，充当舵工、水手、伙计等，乾隆初年，仅广东“藉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约计数十万人”参见《庆复折》，转自黄国盛《清代前期开海设关的历史地位与经验教训》，载《史料旬刊》第22期，第803-804页。。沿海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各区域分工与协作的统一市场。全国各地的商品集中到广州、外销到世界各国；广州进口的各国商品转运到全国各地，带动了沿海各区域的物资交流。江、浙、闽、粤四省将沿海各区域经济、沿海与内地经济、中国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联，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繁荣市场。

而外国货物质次价高，在中国没有市场，他们只能向中国支付白银。18世纪前半个世纪， 英国向中国支付了2 600万英镑、约为1亿两的白银，使这个国家的白银几乎耗尽。美国对华贸易也靠白银为支付手段。19世纪20年代以前，银元占美国出口中国商品总额的1/2至3/4，这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恐慌，众议院调查报告警告道：“我们全部流通铸币的数量不见得会多于过去一个年份内所输往印度的数量一倍以上”，并指出：“所谓印度，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个总称”[14]18。其他国家也一样，到粤外国商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参见《文献丛编》17辑，雍正五年七月十九日，福建巡抚常赍奏。。数以亿计的美洲白银和外国银元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彭信威估计：“道光以前的一百四十年间，欧洲船只输入的白银数量要在八千万两以上。如果加上来自菲律宾和日本等地的白银，恐怕有几亿两之多。”（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54页）全汉升在《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的变动趋势》一文中说：“从1700年至1830年间，仅广州一口输入白银约共4亿元。”（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稻禾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页）百濑弘的研究结论是：“在十八世纪中期，经过广东和马尼拉由外国输入到中国的银币额每年不下二三百万元，在其末期即中国的乾隆末期，升至四百万或者五百万元以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六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6页），以至许多历史学家“把中国描写成吸引全世界白银的唧筒”和全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15]539。

“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顺差”，导致白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强化了欧洲、美洲同亚洲的经济联系，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白银是全球贸易兴起的关键性动力。在当时世界白银市场上处于中心地位的中国，无异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在帮助西方列强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工业革命向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飞跃的同时，中国商品向广阔的海外辐射、中国市场向全世界范围扩张，带动了中国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各国多边贸易，致玉米、红薯、花生等高产美洲农作物得以引进，从根本上缓解了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全球1/4到1/3的白银流入中国，或者说美洲1/2乃至更多的白银流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的“价格革命”，满足了中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对货币资金的需求。

白银大量内流，银多钱少，势必引起银钱比价的变化。为平抑钱价，清廷大幅度增加制钱的投放量。乾隆以后直属户、工两部的宝泉、宝源两京局每年铸钱约14亿文，较开海贸易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增加了2-3倍。各省局铸钱增长更快，从前期“旋开旋停”、较少开铸，到乾隆以后每年铸钱17-19亿文。京省各局年铸钱保持在30亿文以上。按官方规定的银钱比价，其价值恰与同一时期进口的白银相抵[16]464。

这一过程是银钱数量攀比上升的过程。其结果是“银钱俱贱，粮食百物俱贵”，出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从米谷价格的非常规上涨，到百物腾贵，物价问题成为困扰统治者、朝野上下瞩目的重大问题。而“钱贵谷贱百物贵、钱贱谷贵百物贱”的传统观点，被“银钱数量攀比上升，银钱俱贱，粮食百物俱贵”现实所取代，说明传统社会经济以粮食为中介、自产自销的简单商品交换，已经变为在全国市场网络中由商人操作的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粮食不再具有通货性质，在商品流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只有法定货币白银和铜钱。这正是盛世经济的表象。

银钱俱紧，百业不畅；货币充裕，百业俱兴。如弗兰克所说：“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新增的货币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长”。乾隆年间货币资金的投入、流通、积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货币资金的投入看，发达的手工业，均有相当数量的资金投入。如井盐“凿井之费，浅井以千计，深井以万计”，“非数万重资不能胜任”；冶铁“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海运船只如集于上海的沙船常有3 500多艘，福建闽台对渡的船只常有千艘，拥有四五十艘沙船的商人不在少数，而造船1只，须银七八千两，出洋大船每只即需数万金等。从货币的积累看，国家岁入银三四千万两、国库存银七八千万两，攀上了有史以来传统经济的最高峰。民间（主要是商人）货币资金的积累也十分惊人，如著名的徽商、晋商，明代资本最大者以数十百万计，清乾隆年间猛增至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国家遇有战争、庆典等，“商人报效”动辄数千万两。

货币资金，是位于人口、土地之后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基本要素。可以说，是来自全世界数以亿计的白银，以及按白银输入数量比例大幅度增加投放的铜钱，支持了乾隆朝经济的繁荣。

“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商人、商帮，特别是其中与晋商同为龙头老大的徽商，扮演了沟通“二元”，连接传统与近代，使之成为经济共同体、与世界经济相联的重要历史角色。

三、以传统承载近代的徽商

如何认识徽商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呢？有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色彩，一是传统本质。

（一）徽商的近代色彩

乾隆年间徽商大规模、经常性的商业运作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具有近代色彩。商品中的民生日用品取代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贩运的主体。商品销售的主要对象从贵族官僚、豪门巨富，扩展到包括小农在内的社会各个层面。商品贩运路线从“城市—城市”，变为“农村—农村”、“农村—城市”、“城市—城市”、“农村城市—全国性市场网络—世界市场”，使一个个原本互不相关，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结成一个整体，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江南地区以输入粮食、棉花、肥料，输出棉布、绸缎为主而形成的高收益型经济格局，建立在全国规模的粮、棉、布、绸流通基础上；珠江三角洲以外贸为导向、以转口贸易为中心经济格局的形成，建立在全国规模各种商品流通的基础上等。如此，使整体实现经济布局的调整、资源配置的优化成为可能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许檀《明清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江南、华北等若干区域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乾隆年间，徽商等商人商帮商业运作的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加速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的进程，促进了城镇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分工、专业化以及新的生产方式和早期近代工业的成长。而粮食作物商品化、经济作物产销与国内外市场紧密相联、城镇手工业高度繁荣、社会深度分工和专业化等，均具有深刻的近代意义。

适应变化了的商业运作，商人商帮的经营管理机制，出现了具有近代色彩新内容。其中“股俸制”、“股份制”、“联号制”主要以晋商为代表，而徽商也有“经理负责制”、号规制度等。

与之同时，一些商人自身的性质发生了带有近代色彩的变化。乾隆年间，不少商人成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包买商”，将原料直接分给手工业者付与一定报酬收回生产产品，再以之为商品出售。还有一些“包买商”以“包买”方式兼营手工业的同时，投资自营部分手工业。如徽州休宁商人陈士策与程姓在苏州合开隆记染坊，把采购来的棉布先在本字号中漂染，自营漂染业部分，然后再以“包买”方式，将漂染好的青蓝布发往踹坊踹压，踹成成品布后，给值收布，销往四方参见《休宁陈姓阄书自序》。。“放料收货”的包买商，对于需要较多工匠、较大设备集中生产、不适合家庭手工业的踹布业等，往往像这样采取垫付踹坊“包头”资本的方式，控制其产品和销售。

（二）徽商的传统本质

1.多数徽商最初经商，不是由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使然，而是由于自然条件太差，使他们不能力田，只能“以货殖为恒产”，本质上属于传统范畴。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经营视野和理念，制约了他们的经营方向和选择，多数徽商也因此从开始便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所谓“挟资行贾”之资，并非自有，而是“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譬如农家所佃之田。一旦有失，即如田地陆沉，“无以偿于其主”，而身家俱尽。

2.徽商在全国性市场网络中承担勾连重任，尽管由其勾连一体的各方属无层次的横向依赖和联系，但徽商自身，却是传统的纵向依赖与联系。徽商最初外出经商，往往父子兄弟联手，在传统小家庭生计结构中进行。经商所得寄资回乡，产生养家活口的示范效应，亲友同乡步其后尘，在经商之地形成“亲朋乡里的松散联盟”。而后形成的商业组织，多建立在宗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其维系和管理，依据传统的宗法关系和族规。随着商业竞争愈益激烈，各大商帮商人基于宗族血缘关系的商业组织进一步发展，则组成地缘性组织“会馆”、业缘性组织“行会”与“公所”，以及不分行业地域的组织“商会”，而其内部仍是“纵向依赖与联系”的层次构成。徽商会馆的共同特点是：供奉徽商家乡的神祇朱熹及忠烈王汪公大帝、东平王张公大帝以为共同始祖，强化了虚拟宗族的色彩。由内而外，徽商向上与官府发生密切的“纵向依赖与联系”。徽商凭借与清廷的特殊关系，特别是经营专卖品的“官商”资格，享有经济特权，获得了巨大利益。并以“报效”、捐纳、子弟科考做官等，向官府寻求进一步的纵向依赖。徽州仅歙县即出大学土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以及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进士296人、举人约近千人等。

横向依赖与联系的全国性市场、全国化经济、全球化经济，是中国早期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勾连其间的徽商，在早期近代化启动和初步发展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传统的纵向依赖与联系，却从根本上与近代化相悖，这便埋下了制约甚至阻碍近代化发展的伏笔。

3.徽商获得的商业利润，少数大商人有用于捐输、买官、行贿等政治支出及奢侈的生活支出，少数特别是经营票号的商人有用于向早期近代化转型的产业性支出，多数商人，在扣除成本、偿还贷金、追加商业资本以外，主要用于养家活口，购置土地、资助公益、维系宗族。徽商“时寄余资置田宅”。绩溪汪村20多户徽商，19户在南京高淳购置大量土地。有童谣说：“乾隆钱，万万年，先买瓦房后买田”。资助公益、维系宗族，更以徽商为典型。这既是对宗族、乡族支持其商业活动的报偿，也是得到宗族乡族进一步支持和帮助的期望。大量商业利润的退出，直接影响了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扩大，妨碍了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综上可知，乾隆年间，徽商及其经商活动，既有近代化色彩，又具传统本质，而传统本质占据主要地位。乾隆年间，徽商在经济全国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支撑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转，可谓是以传统承载近代。而以传统承载近代，注定前程多舛。嘉庆道光以后，随着票盐取代纲盐，海运取代漕运，官府靠山的撤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加之19世纪中期战乱的破坏，徽商以及他们在中国式“二元经济”格局中所代表的传统与近代交相辉映的一个时代，从整体上衰落了。

当然这种衰落，从根本上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生产力发展的竞赛中，中国最终落后于西方，一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找到了改变贸易逆差的商品——鸦片。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一期间徽商的衰落，毋宁说是一种进步。部分徽商跟上了时代步伐，褪去传统色彩、官商色彩，发展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乃至金融资本。

徽商，作为整体出现的徽州经济类人才，在中国社会经济从传统到近代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重要作用、特点特质、思想行为、传奇经历，与中国传统国情、中国式的发展道路紧密相连，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以得出更多符合历史实际，可资社会发展借鉴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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