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评说学界弊病(专家访谈)

访谈专家

章开沅　(国际知名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

冯培恩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浙江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黄天骥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原常务副院长、教授、中国戏曲研究会副会长)

葛剑雄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

杨东平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指导)

“学阀”的腐化最可怕

章开沅

当前学术腐败涉及面比较宽，比如抄袭问题比较严重。完全抄袭的只是极少数，多数人是没有创见，这更让人忧虑。现在能真正下功夫做原创性研究的人不是太多，大都是拿第二、三手材料进行研究。此外，学术资源分配不公平，有的单位或者个人占有很多，一些参与学术资源分配的领导处于近水楼台，获得很多资源，没什么名气和背景的学者则占有很少。

我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说过学风问题，如今看来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善于活动的人越来越被看重，老老实实做学问、坚持道德底线的反而吃不开。大学的传统是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社会的良心在大学，而我认为现在的大学精神已经面临崩溃，这不是危言耸听。

谈到学术腐败，人们常常批评年轻的学者，可我一向认为，现在最可怕的不是年轻人，而是处在学术第一线、占据着领军地位的人，其中的不少人已经腐化了。这些人如今大都在40～50岁左右，权势很大，即使不称“学霸”也可称“学阀”。他们赶上了学术研究的好时候，但是很多人挂名越来越多，出品的东西却越来越滥；或者是想做官，官瘾很大，不仅在学校做，还要到党政机关做。专心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

年轻人相信第一线的学者，认为他们代表着学界的规范，是学界的模范。但这些学者常常说一套做一套，这如何以身作则，会把我们的青年带往何处?

如今的腐败面那么宽，对国家危害那么大，道德的败坏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关键在于现在是市场经济的大转型时期，个人利益的驱动决定着很多东西。此时关于荣辱观念的明辨显得尤为重要。最可怕是不知耻，那是无可救药了。

我对学术腐败者深恶痛绝，但有时候却同情他们，他们不这样做能怎么办呢?规定一个学科带头人一个特聘教授一年要出多少篇论文，要在哪里发表，这可能么?所以常常只有互相骗骗，很好的人才都毁在制度上了。国外的高校往往是公开招聘，考虑多种因素，不会用简单的标准武断地否定一个人。

我看光靠改善学风很难解决学术腐败问题。各行各业不能认为大势所趋自己没有办法而推诿，首先要洁身自好，坚持道德底线，同时还要影响周围的人。该讲的要讲，该揭露的要揭露，该惩处的要惩处。

通过改革铲除不良学风滋生的土壤

冯培恩

当前，确实存在学风不正的现象，一些地方还出现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等学术腐败问题。学风不正的特征可归结为―个“假”字：假材料、假数据、假成果、假学历、假作者、假考生等，简直无“假”不有。学术造假的滋生和蔓延，有学者自身素质不高、学界风气不正的原因，不过我认为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科技体制和机制改革不到位，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纠正学风恐怕很难。

政府有关部门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尺度、方法来评价和考核教育科研单位的业绩?所谓“世界―流”或“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其标准和内涵应该如何界定?对于这些基本问题国内尚未形成共识，而政府主管部门目前实施的一些举措和办法客观上并不能导引教育科研单位树立科学的、业绩观，相反却易于导致急功近利，给“学术泡沫”以生存环境，给弄虚作假以可乘之机。

政府有关部门掌握了国家用于教育和科研的资源，当然有权也应该对资源的使用制定科学的规划、正确的导向并实行严格的监督。但如果对资源分配的审批、检查、考核和验收过程全部由政府或其延伸部门一手包办，一些官员个人还拥有对不同量的资源的直接审批或处置权，这就必然会在客观上给不正学风提供滋生的土壤。

教育和科研单位为了争取资源，忙于申报、评估、考核，疲于“学术包装”和部门“奔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单位怎么能认真处置其下属的个人或群体发生的学风问题呢?

近年来录用和选拔干部过分强调学历，―些官员不得不靠学历增加晋升的机会，一些商人也需要用学历提高自己或企业的“软性”竞争力，他们中有些人的能力达不到入学的门槛，或者即使入了门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正常的学习和考核，但他们有的有权，有的有钱，于是他们的权和钱就有可能导致学风不正乃至腐败的发生。

需要肯定的是，广大科技和教育工作者是反对学风不正、学术腐败的，但也要看到，不正之风还有继续蔓延的趋势，导致其蔓延的根基还没有消除。找出学风不正问题的症结，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目前学界的迫切任务。

评估不科学误了天下苍生

黄天骥

近年来我们的教育和学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发展，值得肯定。但同时，学术腐败现象在某些领域呈现出越来越猖獗的趋势，引人深思。

学术腐败比过去严重厂，原因很复杂。近年来，某些学者过分追求个人名利，忽视传统道德，但是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不少在过去没有学术腐败行为的学者在今天不能守住道德底线，我们必须对目前的某些机制进行反思。我个人认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形成的某些评估制度给学术发展添了大乱。学术界很大的悲哀就是很多事情都要进行评估，然后跟经费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产生腐败。

首先某些评估的做法不科学。如每年的高校排名，常常以高校数的多寡作为衡量的重要指标，这样便容易造成量化，而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质”而不是“量”，过于重视量化，必然会忽视“质”。评估制度如果不科学，就会误了天下苍生。

评估的量化，其实也考虑到“质”，体现在的杂志级别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衍生了学术杂志自身的腐败。有些杂志采取腐败的做法提升自己的层次，这样的杂志可信么?有些杂志收取费用发论文，这样发表的论文可信么?学术腐败已经渗透到学术界的肌肤了。当然也还有一些刊物坚守办刊原则。

学术的许多方面是不可比的，越是高深的东西越不可比。能说古代戏曲一定比古代诗词高明么?所以不能以发表多少文章为依据去评估学术水平的高下。

其次，某些评估机构和组织的权力没有受到监督。如果没有机制来监督评估机构，在利益面前，仅仅依靠良心不足以抵御腐败。

在评估的过程中，出现了越评估越腐败的怪现状。近年学术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跑点”，即每圈一年或者每几年，教育和学术部门要在高校增设新的博士点、重点学科点等，各种点可以争取项

目和经费。学校便提供经费给老师到各地“跑点”，起码要请相关的专家吃饭，此外还会滋生一些不为人知的腐败。我认为应该把办学自交给学校，让学校自己决定哪些点该上，哪些不该上，同时让社会和同行去评价，让有关部门去监督，以达到体制上的制衡。

实际上，无论一个学校还是一位学者，其水平都不是评估出来的。陈寅恪被公认为上世纪的文化权威，可他连硕士、博士学位都没有。30年代他从海外回国后到清华大学应聘，因为不是博士，被认为不够条件。当时的梁启超已是清华的大人物，他对清华校长说：“他的学问比我还好，他都聘不上怎么行?”最后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大学的老师，成了大学问家。以前的清华、北大，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办得多好，而那时候并没有所谓的评估制度。

假如黄禹锡事件发生在我们这里

葛剑雄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学术腐败，这个新名词伴随学术界的丑闻“一路窜红”，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学界丑闻都可以归为学术腐败。

韩国的黄禹锡事件肯定属于学术腐败，因为它已与权力扭结在一起。对于我们目前的学术事件，我觉得还是区分为两种情况才合适：学术事件与金钱、权力发生关系，或依附于金钱、权力产生的，属于学术腐败；而普通的抄袭、剽窃、造假等等，应该属于学术道德、学术规范范围，当然这里面有轻有重，一个研究生写论文时抄袭别人成果，他当然应该承担责任，受到相应处理，但若把这个说成是学术腐败，似乎有点过分了，也不准确。

只有分清是非，才能找准原因，找出相应解决办法。比如学术腐败，它已不仅是学术问题，甚至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困难在于，一旦学术与权力产生关系，便很难真正解决。前一段炒得沸沸扬扬的武汉大学某教授剽窃案，什么“汉芯事件”等等，大家有目共睹且盼望加以处理，但结果怎样呢?不了了之!韩国的学界现状和我们有点相似，希望振兴本民族的心理特别强烈，这样就催生了急功近利，催生了韩国和中国的“黄禹锡”们。不过不同的是，韩国处理此类事件非常迅速，也不避讳。如果黄禹锡事件发生在中国，可以想象处理过程有多么困难：递条子的，捎话儿的，要求保护民族科学家的，建议考虑国家形象的……很可能“黄禹锡”现在仍安然无恙。

有权有钱的人为了提高身份，挤进高校“做学问”，通过关系、金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这些已过时了：现在他们已不满足于――个学位，而是争先恐后地挂名高校做教授、做博导。官员忙于公务，商人忙于商务，他们哪里有时间做学问?但他们居然科研成果不断，这就让人奇隆了，明摆着是在造假嘛!四川省前副省长李达吕刚刚卸职重回高校任教的新闻一出来，叫好声一片，媒体纷纷报道，可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还写过一篇文章。时隔不久，此人果然“东窗事发。

所以对于这样的学术腐败，只要权力不介入，其实很好办。如果权力不再干涉学术，学界空气势必清静很多，空气好了，才有可能扭转整体氛围。

而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问题，需要的是进一步强化、深入。其实中国的学术历史并不算长，清末民初才开始(此前虽有，但更多依靠个人道德)，然后又经历一次次运动。学术界有稳定的发展，也就是这十几年的事情。所以我们虽然有了学者，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学规”。出现混乱，也是在所难免。何况现在整体的社会环境如此，当然会影响学术界。前一段我去一所高校，发现一件怪事：星期日，所有的学生却在上课，问询老师才知，这一天是公务员考试日，如果不把学生揪来上课，他们大概都要去做(替考)了!

看着咱们的官员、老板、学者如此“当利不让”，不禁想起国外的两个人物：里根和基辛格。当年，美国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校方想邀请里根，总统作演讲，里根提出了一个条件：授予他“名誉博士”头衔。校方开会商议，研究后不同意里根的要求。他们宁愿不要总统来演讲，也不轻易授给他“名誉博士”头衔。而基辛格，原是哈佛大学教授，去白宫任职前，哈佛校长问他，你是自己辞去教授一职，还是让我们宣布辞退?基辛格选择了自己辞职。当他退出白宫想重新回哈佛任教时，同样遇到了难题，校方认为他已不适合担任教授。

这是哈佛让人感动的地方。如果在我们这里，哪个大学能做到?

可怕的是出了事基本不追究

杨东平

当今学术界有两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是学术环境越来越恶化；一个是学术惩处、学术制裁太薄弱，不是惩处力度不够，而是基本上不予追究!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独特规矩，即所谓“行规”。学术这个行业也不例外，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硬性规定。这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了很远。比如，如何定位学术论文的引用、剽窃、抄袭之间的区别?我们的研究生甚至学者，都不知道该怎样区分，但在西方国家，这些规定被写成明文条例，印在小册子上。你的学术研究，就开始于研究这个小册子，研究这些条例。引用别人文章20个字不加注释者，即为剽窃。他们那里甚少有人敢触犯条例，因为惩处有明文规定，相当严重且不会受到袒护。一旦有破坏规矩者，就做好准备改行吧，学术圈他是绝对呆不下去了。

这样明确的学术规范当然起到了很好的监护作用。所以虽然西方并不是绝对无学术丑闻，但他们的学术环境要优于我们许多倍。我们的一些行业比如商业也有规矩，一位经理如果出事，至少五年不能再担任经理。为什么我们的学术界到现在连这样简单的规矩都没有建立呢?学术环境的恶化迫使我们必须考虑此事。

学术惩处环节的薄弱，又在无形中助长了“学术恶化风”。我们现在对于剽窃、造假这类学术事件的处理手段是什么?基本上是不予追究。犯罪风险和犯罪成本如此之低，如何不让“恶者继续作恶”呢?其实出了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予追究。前一段武大某教授的剽窃案，还有当年北大的王铭铭事件，不正说明这点吗?学校觉得这样是在维护自身声誉，其实不然，纵容只会影响这个学校日后的整体学术水平，更有一些正直的学者会不愿再呆在这样的环境中，而选择离开。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一直在办，我以前参与过策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它的立足点就是广大民众对于真正学术的尊崇和向往。包括今年凤凰新开的几个节目，都非常有深度，真正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而我们内地吸引观众却还只能依靠一些庸俗的节日，这也许是大环境造就吧。大的社会环境如此，学术怎会好呢?

(访谈《学人评说学界弊病》由本刊记者郭芙秀、陈川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