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新闻传媒的宣泄功能

新闻传播是人类有明确动机的社会活动。新闻传播的价值,在于通过传播者与受传者的沟通交往达到传递信息、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协调行动等目的。除此之外,新闻传媒有时还有这样一种功能:传者借助传媒,宣泄自己的情感,释放自己的压力。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领域的学者,把这种功能称之为“社会排气阀”,也叫“社会安全阀”,即不同阶层、集团的人们,通过新闻传媒表达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同时又在这种表达与诉求的过程中,让这些阶层、集团的人群发发牢骚,吐吐怨气,不使社会情绪和心头愤懑累积得太多太满,久久得不到释放,最后来个总爆发,酿成社会动乱。新闻传媒的这种特殊的社会作用,就是传媒的宣泄功能。

一、宣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宣泄俗称发泄,是一种心理学用语,指人通过某种行为表现来减轻由于情感受到压抑而产生的心理压力的过程。弗洛伊德是最早从这一意义上使用“宣泄”概念的学者。他认为,人的某种本能会使他产生许多同现实生活相冲突的行为冲动,如果这些本能的冲动经常受到压抑便会引发心理紧张,最后导致精神障碍。人只有通过一定的方式满足这种本能的要求,才能减轻心理压力。因此,宣泄成为防治精神障碍的主要方法。国内外许多社会心理学家都认为,宣泄可以减少人的侵犯,同时又主张社会应该为人们提供宣泄的机会、场所和渠道,并将宣泄行为控制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国外有的企业依据这一理论建立了“情感发泄控制室”(Human Control Room)一类设施,让员工在其间发泄对老板或上司的不满与愤怒,以缓和由于生产线运转节奏过快,身心疲惫,人际关系紧张等造成的心理压力。

中国由于长期受封建统治传统的影响和对人权的轻视,对民众的宣泄需求置若罔闻。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有了一定的改变,通过座谈会、民主生活、上级考评、读者来信、上访申诉,以及后来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法,为民众提供一些宣泄的渠道。但民众宣泄的权利在法律上并没有真正确立,畅通的宣泄渠道也未能广泛持久地运转起来。像、刘少奇、这样的开国元勋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十分克制地提了一些意见,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被说成“离只差五十步了”,更何况普通黎民百姓宣泄自己不满情绪的奢望了。

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开始,尊重和支持人民的宣泄权利,在全党渐成风气。邓小平主张避免大民主,实行小民主。所谓“大民主”,就是大规模的民运风潮;所谓“小民主”,就是认真执行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其他民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他说,“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邓小平这段话,分明说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群众以宣泄权利的必要性和执政党的基本态度。

从到,历届中央委员会都坚持了邓小平的路线和他所主张的给人民以出气和提意见的权利,也就是宣泄自由的政策。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他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里,宣泄是一种真实的表达,支持表达权的建构与完善,就是对民众宣泄权的尊重与保障。在考察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只有倾听人民的宣泄和把握人民的情感,才能真实了解群众的心声和把握社情民意。这里,总书记对民众宣泄的看重,流露得十分真切与充分。

二、新闻传媒是民众宣泄的有效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和执法的基本思路是限制公权,保障私权。包括宣泄自由在内的民众权利有所增多、有所保证。今天,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民众在不少公共空间拥有自由言论、评论政务的权利,在私人场所更是可以放胆高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情感。但是生活经验表明,无论是像开会、演讲、公众来信等公共空间,还是像茶叙、宴会、作客、聊天等私人场所,人们可以少有顾虑、自由自在地宣泄表态。不过,这种宣泄表态的影响力、有效性、广泛程度总是比不上利用新闻传媒进行宣泄。为什么新闻传媒在实施宣泄功能时具有其他媒介和手段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呢这是因为,新闻传媒是能够满足民众宣泄需求的有效载体与手段,它可以使当事人的不满情绪或紧张心理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以最大能量得以表达和释放。

新闻传媒作为“社会排气阀”,具备以下几个优势和特点:

第一,及时快速

新闻传媒能够在“第一时间”表达当事人的心境与情绪,而随着这些情感的宣泄与传递,当事人的紧张心理会得到舒解和抚慰。2008年11月3日重庆主城区出租车司机罢运,新闻媒体很快发表司机罢运的原因是:出租车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提高“份儿钱”,加气站点稀少致使出租车“加气难”,黑车欺街霸道使出租车无法正常营业。罢运司机又借助传媒对市民表达由于罢运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的歉意。与此同时,传媒还及时报道重庆市委书记同出租车司机及市民代表座谈的消息,座谈实况由电视、广播、互联网现场直播。这样一来,出租车司机的“憋屈”得到了宣泄,市民代表对罢运事件表示理解,市委书记则表示改善民生乃执政之要,要立即启动问责制度。这样,到4日下午80%的出租车就恢复了运营。正是由于新闻传媒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宣泄渠道,使其内心的不满和生活之困在短时间内得到宣泄和化解。

第二,影响广泛

“有话要说”的人在宣泄的时候,总是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不满之声,看到自己的受屈情境。新闻传媒对他们来说,因为有声有影,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由于它们的分众化、小众化和民众化的特点,更是当事人宣泄情感、舒缓心理压力的首选渠道。2007年3月至6月厦门PX项目危机中,手机短信成为厦门市民最受欢迎的载体。5月下旬,厦门百万市民的手机上传阅着这样一条短信:

“翔鹭集团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厦门全岛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16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

尽管这条短信有一些夸大不实之词,但当事人的不满与紧迫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正是这种影响广泛的宣泄活动,引发不少厦门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再次向政府宣示自己的担忧与不满。

第三,合理可控

在法制齐备的民主国家,对于利用新闻传媒实施民间的情绪宣泄功能的管理控制,一般不会超越法律底线。当事人通过新闻传媒表达自己的情绪、意愿、诉求,往往持之有理,操之有节,不会造成破坏性后果。在我国,由于新闻传媒处于执政党领导与掌控之下,新闻传播工作者又有明确的职业操守,即使对于宣泄功能的实施一时尚无相当的法律规范,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无序与失控状况。因此,合理与可控,是新闻传媒可以作为民众宣泄渠道的又一个特点与优势。实践证明,为确保“合理可控”这一特点得以实现,关键是新闻传媒自身应有正确的定位并按规律运作。以2008年6月的“瓮安事件”为例。起初,《贵州日报》依照过去的习惯,主要通过会议报道“澄清事实”,结果遭到当事人的强烈反对。参与报道的记者接到数十个愤怒公众的辱骂恐吓短信和电话,说记者“制造假新闻”。后来《贵州日报》一改旧貌,实行“开放性报道”,改变前一阶段只报道抽象的会议精神的做法,代之以具体客观公正的深度报道,对事件从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报道,充分传达民众的不满与愤怒。事件参与者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此前被公众辱骂恐吓的记者竟又接到恐吓过他的公众的致歉电话,称记者的报道“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易懂,很好”。这种变化深刻地表明,当事人的情绪宣泄,是出于守法与理性、有理有节的行为,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利益诉求,即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说法”,而不是什么权力追求。新闻传播工作者只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利用传媒作为民众宣泄的渠道,完全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新闻传媒情绪宣泄作用机制的探讨

新闻传媒自觉担负起民众情绪宣泄的功能,是近几年提出的新任务和新问题。我们既无相应的理论指导,又无专门的法律保障,操作方面也没有经验,对过去的失误缺乏总结。因此,探讨新闻传媒有效实施情绪宣泄的作用机制,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双重价值的新课题。笔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第一,体察民情,感悟民心,真切把握民众宣泄情绪与意愿的重点和背景。只有真实了解,才能使传媒的宣泄功能正确实施,求得问题的有效解决。前面提到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就是由于新华社记者对出租车司机的疾苦有了深切了解,对司机无奈罢运的种种原因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全面报道,把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最新进展直接呈现在大众面前,既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避免了以往遇到类似事件时各种谣言满天飞的情况发生。

第二,调整心态,以人为本,增强保障民众宣泄权利的意识。有些领导干部,有些传媒工作者,对于民众的宣泄需求不仅不理解、不支持,而且还认为这些人是“心怀不满的刁民”,“别有用心的乱民”,认为他们损害了国家形象和执政党的威望,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抱着这样的心态,怎么发挥传媒的宣泄功能最近,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中共上海九届市委十次全会结束时的讲话中有一段讲得很好,他说:“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但发展不能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必须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必须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别为目标,必须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福祉和幸福感为目标,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真髓,是新时期群众观点在发展中的体现。”俞正声指出,要防止经济人的自利泛滥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侵蚀,防止资本的逐利天性演变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贪腐的加剧。只要社会公众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受到了侵蚀,群众都有权通过各种渠道提出批评和指责。传媒也有责任为群众的宣泄提供支持和方便。因此,坚持以人为本,调整心态,不断增强保障民众宣泄权利的意识,是传媒能够实施宣泄功能的重要前提。

第三,依靠意见领袖,做好引导、化解与劝服工作。在受众中,有一些人首先或较多地接触到新闻传媒的信息,他们把这些信息结合自己所见、所闻、所思传给周围的人。他们对周围人的影响,往往超过新闻传媒。这些人即为意见领袖。新闻传受活动实践表明,像情绪宣泄这样的社会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群体意愿的个体表现。这些个体所宣泄的内容,实际上代表着地位相近、看法相同群体的共同意见。他们在情感宣泄中起着相当于“意见领袖”的作用。他们所表达的相近或相同的立场与意见,就是社会学所谓的“群体动力学”中的“群体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构成了这一群体的规范和压力,决定着“群体决定”的效应和力度。而在其中起着中坚作用的,是为这个群体拥戴的“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新闻传媒上带头宣泄,呼喊利益相近、看法相同的人们的共同心愿,得到后者的赞同与支持。因此,发现和联络好意见领袖,通过他们进一步做好其所代表的群体的引导、化解和劝服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今天,活跃在版面上的坊间评论家,大量博客和播客的主人,都是新型的意见领袖,值得我们倍加关注。

第四,就事论事,不引发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作为受众借以进行宣泄渠道的新闻传媒,宜就事论事,指向明确,以便宣泄过程中有的放矢,宣泄承受人能够直接听到批评或抱怨,进行反思和改正。宣泄中不宜举一反三,对象无限扩大,从而影响宣泄的聚焦和效果。新闻传媒选择宣泄主体和宣泄对象时,还应考虑合乎时宜,防止产生负面影响,引发新的矛盾。新闻传媒应从全局和能够解决问题的角度全面把握,不能横生枝节,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2008年汶川大地震救灾过程中,个别灾民误信“天遣”的流言,影响抗震救灾的信心。这种消极情绪就不宜宣泄,否则会以讹传讹,令流言广泛传递。有的灾民认为基层干部多分多占救灾物资,怨气很多。这样的流言在当时也不宜通过传媒宣泄,因为抗震救灾工作正值紧张阶段,有关方面不便分心查办此事,同时这类宣泄还会影响捐赠人士对政府的公信力。当然,新闻传媒也不是听之任之,而应安排人手弄清事实真相,待时机成熟时再予以公开报道。

第五,新闻传媒工作者宜若即若离,坚持独立拍板和独立操作。新闻传媒和传播工作者在为民众提供宣泄服务时,宜采取若即若离的做法。对于当事人需要宣泄的内容,传播者应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感悟,但传播者不能、不应完全同当事人持一个立场,以同样的感情去宣泄。事实表明,传播者陷得太深,将当事人的宣泄行为完全当作自己的宣泄活动,容易失去客观和公正。新闻传媒和传播者在支持当事人进行宣泄时,必须坚持独立拍板,独立操作。宣泄什么,让谁宣泄,传媒应有自己的立场,不唯上,不唯书。它只能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在宣泄操作过程中,不要把话说绝,要留有余地。传媒实施宣泄功能,主要做事实判断,少做或不做价值判断。只提供事实,让受众自己去判断,切忌上纲上线,更不能乱戴帽子,妄下结论。

四、风险社会宣泄需求的传媒应对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呈现一些新的发展态势,出现新的矛盾。根据贝克的分析,看中国今日突发公共事件和突发高发的现状,可以确信: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目前正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最突出的时期。据2005年《社会蓝皮书》记载,从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中国发生的数量由每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由起初的73万增加到307万。而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2005年发生的有7万余起。到2007年,发生的已超过8万起。

当今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和高发的原因,从大的方面考察,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各地大干快上,争资源,抢机遇,人为的掠夺性开发导致生态环境不断破坏。乱砍乱伐引起植被破坏,过度放牧致使草原沙化。这些年一些地区暴发的械斗群殴等,就是为争夺草场、耕地等资源而引发的。二是制度设计不合理,社会矛盾常年得不到妥善解决,致使群情激昂,矛盾激化,一些当事人铤而走险。这方面的原因往细分析,又有这样几项:第一是部分地区和行业结构性调整没有搞好,一直存在的城乡矛盾、东西部差距、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分配不公等问题,都可能成为“定时炸弹”而随时爆发。第二是腐败滋生,对公职腐败缺乏有力的抑制机制。权力资本化是当前引发的根本原因,普遍的公职腐败必然大大削弱国家的管制权力,恶化公众同政府的亲和关系。第三是法律供给不足,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有效调节公民与政府、民间与官方的矛盾和冲突。一些领导人用阶级斗争处理问题的旧思维没有改变,处理没有经验,不懂得慎用警力,因而激化矛盾,加剧冲突。

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社会对立和社会纠纷长期得不到切实解决,是突发公共事件和的又一个原因。现在发生的一些仇官、仇政、仇警情绪,实际上是民众对干部特权和社会不公的不满,并不是反国家和反政府。官民结仇,官员应该深刻反思。有些社会对立情绪,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关键是要把敌意减少到最低程度,使对立转化为运用法律武器和民主程序对官员的监督,通过非暴力手段达到社会和谐。

对突发公共事件和的信息公开不够,新闻传媒没能提供民众舆论表达的足够空间,传媒的情感宣泄功能未能受到重视并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付诸实施。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得到重视并切实予以解决的同时,我们更加期待传媒宣泄功能能够得到更为有力的支持。针对过去几年的经验和教训,笔者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应重点有所改进和完善:

对新闻传媒主管部门来说,应以更开放大度和积极支持的态度保障新闻传媒实施宣泄功能。主管部门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要辩证地理解和贯彻“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要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的主张:平日在开放“小民主”上多下功夫,让百姓有说话和出气的地方,就可能避免“大民主”造成的全局性损失。建议主管部门会同司法和新闻等部门专家一起,出台关于支持传媒实施宣泄功能的相关法律,使传媒宣泄有法可依。

对新闻传媒自身来说,要不断增强支持公民利用传媒宣泄情感的自觉性,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并使之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除了继续运用受众来信、民意测验、调查附记等形式,还要通过开展坊间评论、执政评点等新形式,拓宽宣泄功能的渠道,提升宣泄功能的水准,扩大传媒宣泄的社会影响力。平时传媒要主动保持同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联系,培育意见领袖,维护传媒的公信力和亲和力。

对广大公众来说,要珍惜运用传媒宣泄功能的权利,提倡理性宣泄、合法宣泄,使自己的宣泄行为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的大目标相一致。在宣泄中不提不合理或一时难以实现的要求,不说过头话,不侵害他人的隐私等其他权利。

对于新闻传媒宣泄功能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课题。这个课题已经提到执政党、新闻传媒和广大公众面前。笔者愿以本文的一些粗浅看法求教学界与业界,以期引起对这个新问题的较为深入的讨论。■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阶段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8AXW003)

注释:

如社会学者刘易斯科塞提出,社会需要设置一些通道,供不同社会主体间沟通以发泄不满情绪,从而从总体上减少社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这些通道就是“社会排气阀”。马克思谈到英国的新闻传媒时,也谈到传媒的这种有益于减轻舆论压力的“社会安全阀”作用

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新闻战线》2008年第7期

参见欧东衢:《突发性事件媒体与公众的“调和”》,《新闻爱好者》2008年第12期

参见特约评论员张天蔚:《从“罢运”事件看信息公开之后“怎么办”》,《东方早报》2008年11月5日

俞正声:《群众观点须臾不能忘记》,《文汇报》2010年1月11日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15页,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参见邵道生:《正确处理“突发性”》,《社会科学报》2009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