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狐2014”

“猎狐2014”

中国重拳出击追捕外逃贪官的信号，在2014年1月已经明确释放。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国（境）外合作办案机制，加大防逃追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做好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工作，加强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3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强调无论犯罪嫌疑人逃到哪里，也无论逃了多长时间，检察机关都要坚持不懈地将他们缉捕归案，决不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

5月，中纪委会同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外交部、央行等部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强调，努力营造有利于国际追逃追赃的氛围，让外逃贪官无处遁形。中纪委的内部机构也作出了相应调整――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被整合为国际合作局。

7月22日，公安部部署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这被认为是2014年以来我国开展境外追逃行动的又一记重拳。

“热门”与“冷门”

2013年11月，重庆某银行支行原行长余国蓉被缉拿归案。余国蓉15年前出逃时涉案金额高达28亿元，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1.3亿元。在一些地方职工月平均工资还不到1000元的当时，这样的涉案金额是个天文数字。

1999年6月25日，重庆市公安局对此进行立案侦查，7月31日，余国蓉出逃境外。此后14年，余国蓉多次改变身份，公安部经侦局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了红色通报，并两次派员到柬埔寨和泰国对其进行缉捕，但都被其逃脱。2013年，在获取了余国蓉藏匿于泰国某处的情报后，公安部经侦局迅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工作小组赶赴泰国，在泰国执法部门和公安部驻泰国警务联络官协助下，经过连续6个昼夜的奋战，最终将余国蓉成功抓获并押解回国。

不少与余国蓉一样心存侥幸者，最后等来了类似的命运。根据公安部7月的通报，自2008年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抓回经济犯罪嫌疑人730余人。而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2013年762个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被抓回，追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

中国贪官外逃问题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贪官携款外逃，不仅导致大量资金外流，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法纪权威和政府形象。

近年来，外逃贪官也开始由“热门”部门向“冷门”部门蔓延。如2013年6月湖北省公安县政府通报该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失去联系”，广东也先后发生2起县区政协官员“失联外逃”。此外，在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重要领域，官员外逃数量也开始上升。

“裸官”与护照

“贪官不打无外逃之仗。”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宁波滕头集团董事长傅企平说，“仓皇出逃的少，预先谋划的多，一些官员把出逃作为最后的底线，事先做好了资产转移、家属外迁、多本护照等多种准备工作。”

如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童白言，出逃前其妻女均已移民定居国外。蒋基芳和童白言属于典型的“裸官”。

他们会逃到哪里去？总结近年来“裸官”外逃的案例，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分析说，那些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最看中的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容易接纳外来者。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蒙古国、俄罗斯等，这些国家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较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其风险也较大。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特别是打击贪官外逃方面配合相当紧密。非洲、拉美、东欧等一些国家，如突尼斯、厄瓜多尔、匈牙利等，这些国家是那些办不到直接去西方大国证件官员外逃的跳板，一有机会便会过渡到西方国家去。太平洋岛国和中美洲一些国家，也是一些外逃贪官的热门之选。

曾经办追捕外逃官员案件的有关人员介绍，贪官外逃的路径也很清晰：转移资产一家属先行一准备护照一猛捞一笔一辞职/不辞而别一藏匿寓所一获得身份。在这一链条中，护照的准备非常关键。

广州市原副市长、增城市委原书记曹鉴燎办的就是假护照。2013年底，曹鉴燎被广东省纪委，此前，他的地产界朋友苏萌曾劝他赶紧外逃。曹鉴燎办理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假护照，护照上的信息是“曹小华，男，1961年1月生”。最终，曹鉴燎失去了自由，“曹小华”的身份也随之曝光。

浙江省永康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兵也栽在“假护照”上。2008年底，朱兵以看望在美国读书的女儿为由，向金华市委组织部提出出国申请，由于发现朱兵与一外逃企业家关系密切，他的要求未获批准。于是从2009年初开始，朱兵策划冒名顶替骗取护照。他让人找到了一个与自己年龄、身高、相貌等相似的外地人冒名顶替办理护照，然后朱兵与“替身”一同开车前往江西弋阳县公安局，用“替身”的户籍资料，以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旅游为由冒名申办护照，被顺利受理。朱兵觉得冒名申办护照容易，因此又伙同“替身”到弋阳县公安局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第一次因该局出入境管理科民警不在未办成，第二次再办时，在上饶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审核时被识破，朱兵因此被抓。

也有贪官利用手中所握权力，能够通过公安机关办理真护照――当然，是改名换姓的。江西省原副省长案发后交待，其假身份证是南昌市某派出所副所长给办的，也给妻子和子女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又如，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都被查出持有多个身份证。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使用其他身份因私出国很容易得逞。

2014年1月中央印发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追逃四大路径

在有关追捕外逃贪官的新闻报道中，人们经常会看到“红色通缉令”这个名词。什么是“红色通缉令”？它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报，有效期是5年。期满之后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可以再续5年，直到抓住为止。只要犯罪嫌疑人在逃，“红色通缉令”就会一直发挥作用。

中国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目前已与超过6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

“红色通缉令”发出后，就开始了对外逃罪犯的全球追捕。具体来讲，目前中国境外追逃有四大路径：引渡、移民法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截至2014年7月底，中国已经与38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并且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含有具体引渡条款的多边公约。

通过国际引渡合作，中国成功将一批逃往境外的犯罪分子引渡回国。例如，2002年从泰国将挪用公款7.1亿元的广东省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原总经理陈满雄和法定代表人陈秋圆引渡回国；2009年从阿尔巴尼亚将涉嫌特大金融诈骗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沈磊引渡回国，途中还在意大利成功地实现了对沈磊的过境引渡。

移民法遣返是在无引渡合作关系情况下实现对逃犯的遣返的有效手段之一。2011年7月23日，厦门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被成功遣返，就属于此类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