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歌嘹亮 第9期

在中国人民发展过程中，军旅歌曲作为我军军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大众音乐文化的一个特殊品种，以其特有的品质和影响力，在特定的文化历史阶段中发挥着其他艺术形式所无以替代的作用。军旅歌曲始终肩负着战斗与宣传的双重任务，在战争年代激励官兵浴血奋战，在和平年代则鼓舞官兵保家卫国。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军旅歌曲

学堂乐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艺观念以及新文艺形式的出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军旅歌曲的产生提供了文化基质。但真正使这一时期的军旅歌曲得到较大发展的，则是当时针对革命音乐文化而制定的具体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明确指出：革命文艺应成为革命宣传中有力的武器，革命的文艺必须与政治结合、为群众服务。并要求“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编制委员会负责监督及审查之责；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这一要求为红军指明了文化艺术工作的方向，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歌咏活动在红军中蓬勃展开，文艺宣传工作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为以后红军的文艺宣传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从内容上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军旅歌曲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反映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活、军事训练的，如《粉碎敌人的乌龟壳》、《下操歌》、《射击歌》等；反映人民对领袖、对红军的热爱之情的歌曲，如《刘志丹》、《桑植出》、《同志威望高》等等；向民众宣传党的政策、红军任务的歌曲，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快去当红军》、《紧急动员歌》等等；反映军民关系的歌曲，如《盼红军》、《十送红军》等；向敌军进行教育宣传，揭露的腐败和劝告敌军向红军投降的歌曲，如《四川调》等。

从歌曲创作的方式来看，这一时期的歌曲主要还是运用了借曲填词的创作方法。其途径主要有：借用各民族的民歌、山歌、小调的曲调及戏曲曲牌填词，如属于民歌的有《八一起义》（江西民歌）、《秋收起义歌》（革命民歌）、《欢呼广州暴动》（鄂西五峰民歌）等；借用清末民初学堂乐歌及旧军歌的曲调填词，如《工农兵联合歌》就是采用学堂乐歌《中国男儿》的曲调填词的；借用外国革命歌曲填词，如《共产儿童团歌》就是根据前苏联歌曲《在篝火旁》的部分曲调并略作改动填词而成的。另外，有些根据民歌填词的歌曲，在填词及流传过程中，受革命新生活、新思想、新内容的影响，在艺术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即在原有民歌基础上加工改编，形成交叉嫁接的新民歌。如《打开米脂城》的曲调就是根据陕北民歌《绣荷包》和《观灯》发展变化而成的。同时也使部分歌曲出现了新的内涵，即歌曲融入了革命乐观主义的感情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如《红军纪律歌》、《打破旧世界》等。

在红军初创时期，并没有确定什么歌曲为军旅歌曲。那时在军队中演唱的歌曲很多。但真正意义上的军旅歌曲并不多，更多的是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新生活的革命歌曲。在长达10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军旅歌曲一方面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歌、歌谣、学堂乐歌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革命歌曲有着传承关系，另一方面，与前苏联等外国革命歌曲也有着密切联系。虽然这些歌曲在艺术形式上还比较简朴，但正是这些歌曲全面而又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根据地的战斗生活和革命群众的精神风貌。这些根据地的军旅歌曲不仅对当时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而且对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旅音乐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旅歌曲

抗日战争时期是战争、救亡与艺术发生更为密切关系的一个时期。由于战争的强大驱动力，一切与战争无关的音乐观念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艺术家的创作心理、创作方式、选材、风格等，也都打上了战争的烙印。抗日战争时期产生了难以计数的军旅歌曲，这些歌曲从表现内容、体裁、演唱形式等方面都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可这一时期歌曲创作的体裁尽管变化多样，但仍以进行曲为主，其原因概出于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和生活环境。在战争年代，社会需要营造昂扬向上的氛围，人们更需要积极、乐观的精神激励，而歌曲、特别是进行曲恰恰可以做到这一点。

从歌曲的题材和表现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军旅歌曲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军民关系的，如《做棉衣》（桂涛声词、冼星海曲）、《赠寒衣于前方将士》（何香凝词、夏之秋曲）等；反映我军战士军事训练、战斗生活的，如《歼灭战》（史轮词、劫夫曲）、《挖战壕》（何士德词曲）等；动员、号召军民抗战、反内战的，如《全面抗战》（塞克词、贺绿汀曲）、《抗战》（柳倩词、冼星海曲）、《保卫国土》（任钧词、曲）等；揭露、讽刺日寇及顽固派丑恶行径的，如《我问你为什么》（书琴曲）、《打杀汉奸》（胡然词、江定仙曲）、《九月的秋风凉》（程波词、李焕之曲）等；表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如《游击队歌》（贺绿汀词曲）、《我们是无敌的游击队》（敏夫词、巍峙曲）、《战歌》（陆华柏词曲）等；表现各军兵种的，如《炮兵歌》（李伟词曲）、《空军进行曲》（锡金词、贺绿汀曲）等；歌颂抗战军队、领袖及共产党光辉形象的，如《歌八百壮士》（桂涛声词、夏之秋曲）、《肉弹勇士》（莫耶词、郑律成曲）、《之歌》（公木、小川词、李伟曲）等；歌颂根据地的，如《延安颂》（莫耶词、郑律成曲）、《万岁啊晋察冀》（邵子南词、周巍峙曲）等；军校校歌，如《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吕骥曲）、《陕公校歌》等；表现解放区军民劳动生产及民主生活的，如《生产与抗战》（冼星海曲）、《生产运动歌》（李英航曲）等。当然，在抗战中产生的军旅歌曲，在表现内容上远不止这些，还有宣传我党、我军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开展形势教育的、表彰先进人物的等等。总之，在抗战时期，抗战作为当时的主旋律，成为音乐家表现的主要内容。以上种种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及艺术家们对抗战活动的关注。

从体裁上看，抗战时期军旅歌曲的创作，主要运用进行曲和抒情曲两大形式。当然也有一些创新，如在进行曲、抒情歌曲的基础上运用了叙事、组歌等方式，为拓宽歌曲的表现空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归纳来看，主要有以下特点：（一）进行曲体裁的歌曲占据主导地位。由于进行曲具有节奏鲜明、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特点，且能表现一种昂扬向上的情绪和力量，可以统一战士的思想和步调，因此，抗战时期大部分的军旅歌曲都运用了进行曲体裁。如《红缨枪》（金浪词、向隅曲）一曲，以果断有力的节奏和富于民间风格的曲调，塑造了意志坚定、乐观自信的游击战士的形象，唱出了他们的战斗豪情。（二）抒情体裁的歌曲也占有一席之地。军民对歌曲的需要并非是单一的，不仅需要激昂的、威武雄壮的进行曲，也需要有抒感的抒情歌曲。在特殊的抗战时期，抒情曲的恰当运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需要。这一体裁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歌曲的表现形式，也加强了歌曲的表现力。如作于1939年的《延水谣》（熊复词、郑律成曲），就借用了传统民歌中“送情郎”的题材，但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通过富有陕北风味的优美曲调，抒发了抗战时期情人送郎出征的感人情怀。此外，还有叙事曲和组歌体裁的歌曲。叙事曲体裁以其较为写实的手法反映了战争中的生活和广大军民的疾苦，其所表现的内容是其他体裁所无法替代的。组歌体裁以多首可以独唱的歌曲组合而成，共同反映一个主题。如《生产四部曲》（李伟曲），此曲包括开荒、播种、锄草、收获4首，反映了陕甘宁根据地储备军队物资、进行大生产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军歌就是后来的《八路军大合唱》中的一首歌曲。《八路军大合唱》共有8首歌曲，它们是《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子夜岗兵颂》、《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八路军和新四军》。这首组歌是1939年八九月间由郑律成与公木合作完成的。其中，《八路军进行曲》问世后很快流传于八路军各部队和抗日根据地，后被正式刊登在《八路军杂志》上，得到中央军委的正式认可。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在华北等地区传唱中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正式将其命名为《中国人民军歌》。50多年来，这首军歌既是人民军队的形象写照，又是中国军队的音乐标识，是庆典、仪式、阅兵、集会中的司礼乐曲，成为中国新军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八路军进行曲》的诞生，标志着新军歌创作已经成熟，并在中国音乐史上耸立起一座里程碑。

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旅歌曲

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使广大中国人民经受了深重的战争苦难。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为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这一时期，随着我军工作任务、性质的转变，部队歌曲也相应地发生了较大变化，而且有着自己所表现的特定内容，这就是以打倒、反映军民生活为主题，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政治色彩。这些歌曲继承了现代音乐史上工农革命歌曲、救亡歌曲、抗战歌曲的光荣传统，紧密配合党的方针、政策、政治任务，伴随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为争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这些革命歌曲的创作、演唱和传播是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新中国的音乐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以后军旅歌曲的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军旅歌曲的题材及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主要有：直接反映人民战斗生活的歌曲，如《练兵》（杨浓词、何仿曲）、《大反攻》（田书词、李明池曲）、《全国大反攻》（荒草词，黄歌、一林曲）等；歌颂和塑造人民军队形象的歌曲，如《野战军好威风》（宋文词曲）、《我是一个兵》（陆原、岳仑词，岳仑曲）、《人民的战士》（希扬词、李尼曲）等；反映人民迫切要求和平的歌曲，这方面歌曲有的内容独立，有的则和其他内容交织在一起控诉了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靠我们打胜仗》（严寒词、晓河曲）、《起来，穷人们》（根据太行民歌填词）、《打倒解放全中国》（安波词曲）等；反映我军官兵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歌曲，如《打》（吴镇词、亚威曲）、《换枪歌》（史行词、次欧曲）等；反映军民鱼水关系的歌曲，如《老百姓是一家》（魏风词、罗宗贤曲）、《军爱民民爱军》（林一词、黄准曲）等；鼓励战士杀敌立功的歌曲，如《立功歌》（宁森词、张一鸣曲）、《刺刀见红更英雄》（谢明、刘枫、晴钟词，庄映曲）；缅怀英雄和革命先烈的歌曲，如歌曲《战斗英雄任常伦》。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军旅歌曲的题材，远远不止以上这些内容。还有关于部队整训面貌的、表彰先进的、开展形式教育的等等。总之，在部队中，可以说事事有歌、事事必歌。这些歌曲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了整个革命斗争过程。

从解放战争时期军旅歌曲的体裁运用上看，除了常见的进行曲和抒情曲外，叙事曲的数量有所增加。叙事曲通过一种更为写实的手法来反映战争生活或表现广大群众的苦难，它所表现的内容和气质是其他题材所无法替代的。如《诉苦复仇》（佚名词、景成曲）、《大别山好比一把剑》（易仁词、时乐曲）等。这些歌曲以讲故事、唠家常的方式，通过通俗的语言和朴素的旋律来进行宣传和教育，使人倍感亲切，并易于接受。另外，还运用了大型组歌体裁，如沈亚威的《淮海战役组歌》。这些歌曲大多数产生于淮海战役的各个战场，生动地反映了处在这个战役中的人民将士越战越勇，而敌军闻风丧胆、兵败如山倒的战争形势。整个组歌自始至终贯穿着人民藐视敌人、英勇善战的英雄气概。

从创作角度而言，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旅歌曲，不同于以前的最大特点是创作歌曲占据了主导地位。创作歌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是很快的，除了涌现出大量的作品外，还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歌曲作家，如罗宗贤、时乐、朱践耳、安波、李焕之、晨耕、陈志昂等。他们创作的很多优秀作品，至今还被广为传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军旅歌曲的发展

在新中国成立后，军歌曾经有过一度辉煌的年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军歌中的一些队列歌曲一度成为社会主导歌曲。从战争年代豪气凌云的《中国人民进行曲》，到激起举国民众爱国之情的《志愿军战歌》，再到五六十年代成为群众歌曲主导的《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以及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十五的月亮》、90年代《当兵的人》等等，军歌旋律响彻大江南北，熔铸于几代人的记忆中，难以消逝。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全国、在歌曲的流行性与其商业命运密不可分的时候，流行歌曲正以其独具的平民性让相当一部分民族音乐工作者感受不同程度的茫然和失落，一向正统、严肃的军歌也面对着音乐文化的挑战。专家认为，歌曲创作是部队文艺创作近年来最着力寻求突破的一个方面，原因在于各种文艺作品中，歌曲在战士中的影响最广，其社会受众也比其他部队文艺作品要广。针对这一情况，1994年，总政治部文艺局组织了部队各文艺单位的近30名词曲作家对军营歌曲的创作方向及创作规律进行理论研究，尔后安排他们到附近的野战部队中深入生活、创作歌曲，并在战士中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后才成稿。同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进行军队歌曲的评奖，提高奖金数额，重奖好歌。通过这一举措，出现了《当兵干什么》、《一二三四歌》等深受广大青年喜爱的歌曲，并成为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电视》栏目中点播率很高的曲目。近几年的军营歌曲事实上已经突破了原有创作模式，或将主要的笔墨寄予抒发豪情，以一种凌云壮志的气势折服了许多内心渴求进步、追求理想的青年；或着眼于生活细节，唤起年轻一代对健康生活态度的重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军营歌曲事实上代表了社会先进青年的道德风貌和理想色彩。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出现的军营民谣，以更加轻松、亲切却不乏使命感和责任心的唱法让军歌焕发出独到的亲和力，播出后亦有较好的反响，如《士兵小唱》、《兵哥哥》等。与此同时，在拥有一支高素质、稳定的创作队伍的情况下，活跃在军旅的艺术家们依然星光灿烂，成为歌坛的一片常青树。他们良好的品质、过硬的本领以及无私奉献的传统，加上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深厚感情，使很多军旅歌曲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树立起一座永远不倒的精神丰碑。

总之，军旅歌曲由产生之初的稚嫩发展到革命战争年代那些激励斗志的经典军歌，再到和平时期那些久唱不衰的军营歌曲，在表现内容上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因而带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创作上尽量接近和符合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要求，使之旋律上简洁流畅且易于上口，歌词通俗易懂且易学易唱，由此而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基础，构筑了各个时代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道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