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墙”意象浅较

摘 要：本文分别揭示出《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部戏剧中的“墙”意象的内在隐喻和象征，比较它们的不同，并且试图进一步探讨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墙”意象 浅较

一、中西方的“墙”

墙，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它是构筑房屋不可或缺的元素，此乃建筑学界的普遍共识。对“墙”的定义，于中，《说文》释曰：“墙，恒蔽也。”《释名・释宫室》亦云：“壁，辟也。辟御风寒也。墙，障也，所以自障蔽也。”[1]于西，法国的雅克・勒・高夫在《作为文化总体中符号及界限的墙》一文中写道：“墙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两种含义，两个职能。第一个职能是界定一个群体自己的土地”，“除了保护神圣纯洁的土地免遭不纯洁的外界侵扰之外，墙还有第二职能，即保障内部居民及其财物的安全”。[2]

由上述可见，对墙的自然属性，无论中西方，都是英雄所见略同。但粗略考察，不难发现，“墙”意象在中西方文化特别是中西方文学中，以相同的自然属性为基点，发展出相差殊异的文化属性。

在墙满足了人类“住”的生理需求的情况下，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渐成熟，伦理意识的日趋明显，墙在中国被赋予浓厚的礼制意味。《尔雅・释宫》曰：“东西墙谓之序。”[3]《孟子・滕文公下》云：“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父母国人皆贱之。”[4]195《孟子・告子下》又有：“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则不得食，则将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4]376说明在亚圣眼中，墙已有了体现男女之防、男女有别的意味，所以“逾墙相从”才会让“父母国人皆贱之”。

从《诗经》中的“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发轫，凡后世中国文学，普遍接受“墙”的象征秩序和规范的文化意义，并加以发展，及至元明清戏曲，墙意象的使用屡见不鲜。单元代四大爱情杂剧――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之中，便有两部，即《西厢记》和《墙头马上》对“墙”这一意象着意偏重。

“墙”在西方，则更多地被用于对冷漠资本主义社会的隐喻，象征着灰暗、坚硬、冰冷的压抑现实。例如在美国近现代文学作品里，墙的意象总是反复出现。学术观点一般认为，首先使用这一意象的美国作家，当属赫尔曼・梅尔维尔，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尔比》，通篇充斥着“墙”的意象。后世的作家们继承了这一意象，并不断加以改造、扩展、深化，使其成为不断沿袭的重要传统。像20世纪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著名诗歌《修墙》，通过对英格兰乡村两名邻居修补墙壁的描写和对话，谈到世间有许多毫无存在必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墙，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疏离，反映了他们早已被异化的人格。

二、《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墙”意象比较

（一）常见与不常见

所谓常见与不常见，即是指，“墙”意象的使用有没有在王实甫《西厢记》和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基础上，沿袭下来，由此而形成传统意象。

推敲《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中的位置及脉络，可以发现，“墙”意象自《西厢记》始，《西厢记》也因“墙”意象的频繁使用而成为经典。据统计，《西厢记》前后22次用到“墙”。如“门掩着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手挽着杨柳，滴流扑跳过墙去”，“谁承望跳东墙脚步儿占了鳌头”等等。在此剧中，“墙”是相当重要的故事因素和核心线索，“墙”与“逾墙”的意味被最完整、最生动地表现在舞台上，尤其是第二本第三折，张生跳墙后的“搂住红科”、“未作跳墙搂旦科”的舞台提示，将孟子斥责的“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的逾礼行为演为舞台动作、舞台情境，具有强烈的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意味，形成了对读者观众突破礼法、逾越规范的强烈诱引，散发着人性美的思想光辉。

《西厢记》问世之后，伴随着它的巨大影响，后世戏曲对“墙”意象的使用可谓蔚为大观，从而使“墙”意象在中国戏曲无论是关目设计、情境营造、曲词运用中都频繁出现，我们所知的就有白朴《董秀英花月东墙记》、郑光祖《倩女离魂》、乔梦符《金钱记》、戴善夫《风光好》、张寿卿《红梨花》、高濂《玉簪记》、阮大铖《燕子笺》、李渔《风筝误》等等。

而由莎士比亚管窥西方戏剧史，可断言后世西方戏剧对“墙”的运用，少之又少。除了莎士比亚使用外，后无来者，更不用说形成传统了。不唯如此，根据外国莎士比亚研究者的资料发现，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出现的意象多达数千，换言之，“墙”意象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更甚者，只《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戏中，“墙”还不是贯穿戏剧始终的主导意象，而是太阳、星星、炸药之类的“光”意象。由此可见，“墙”在西方戏剧中只纯粹地起到道具的作用，“墙”意象反而在西方小说中得到长足发展，如前所述的美国小说和萨特的处女作《墙》等。

（二）有形的墙和无形的墙

《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有有形的墙和无形的墙。有形的墙，顾名思义，即建筑意义上的墙，具象化的墙。《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里，芳心暗许的少女不仅都居住在“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幽闭环境中，还被来自外界和家庭的管束所阻挠，以致与意中人的相见、相恋困难重重。作品中的“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也就成为痴情男女交流接触的坚不可摧的屏障。

《西厢记》里，普救寺的墙对张生和崔莺莺来说，仿佛“粉墙儿高似青天”，两人只能“无语凭阑干，目断行云”，让读者也随之产生了“将成好事多魔障，天上人间只隔墙”的惋惜之情。与此相似，《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朱丽叶所住的凯普莱特家花园内，亦有一堵高墙，它使一见钟情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难以相见，两人饱受指责、历尽磨难，最终阴差阳错，在音讯不通的情况下，双双殒命。

这两部戏剧作品中，不仅存在有形的墙，更存在文化、伦理方面的无形的墙。那堵矮墙之所以会“也只是粉墙一堵，似隔着万座连城”，是因为它背后牵系着一个民族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即男女主人公所置身其中的礼法规范、社会系统对自由恋爱的禁止与否定。平凡无奇的墙附身为封建礼法或家族偏见的帮凶，变得森严壁垒、不可撼动，“粉墙高似隔银河”，让相悦相爱的男女主人公徒生“咫尺天台只隔墙”之叹。

中国封建文化对“礼”的重视和推崇，使得礼法约束下的众生必须遵守“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因为《孟子・离娄上》规定“男女授受不亲”，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是彼时男女缔结婚姻的唯一途径。凡此种种，持续不断地成为青年男女相识相恋、自由婚姻所无法越过的“墙”。这些便是崔莺莺和张生所面对的严酷文化环境，这种无形的文化障碍则通过“墙”以隐喻和象征，在《西厢记》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与此不同，《罗密欧与朱丽叶》剧里，那堵无形的文化高墙所形成的阻隔，并不来源于中国式的“礼”的威慑与羁束，而是因为他们属于两个“门禁严甚”的敌对世家，他们彼此仇视厌恶，一如罗密欧在剧中对朱丽叶所叹：“我痛恨自己的名字，因为它是你的仇敌。”这种势不两立的局面，总是无法打破，两人的相爱，也成了各自家族难以饶恕的行为，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遭到激烈的反对。当时的西方，家族利益高于一切，并且封建家长专制思想盛行，这导致纯真男女的情有独钟，终于抵不过封建家长权威文化的干预，以悲剧告终。罗密欧和朱丽叶用殉情的结局，向西方社会的“虚文俗礼”以致命的一击。

三、结语

经过对《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戏剧中“墙”意象的对比分析，能够看出，这两部作品中的“墙”，已不单单是外在的建筑中的重要元素，它还是内在的文化障碍的隐喻和象征，它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生发出内容各异的文化涵义。实际上，对这两部世界名剧中“墙”意象的比较，其外延远非笔者此文所能完全概括，这也是名剧之所以为名剧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 刘熙.释名[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雅克・勒・高夫.作为文化总体中符号及界限的墙[A]//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 郭璞，注.尔雅注疏[M].邢，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 赵岐，注.孟子注疏[M].孙，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