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元代杂剧婚恋模式发展的巅峰

摘 要：元代才子佳人的婚恋模式是在民族心理、历史事实和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社会现实等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西厢记》为才子佳人模式注入了新的婚姻爱情观，使这一模式所体现的思想性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西厢记》在艺术上也代表了元代才子佳人剧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才子佳人模式 王实甫 《西厢记》

所谓婚恋模式是指“由于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原因而导致婚恋中带有恒常性的东西；尽管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地点可以变化，但核心内容、基本冲突却不发生变化”[1]（P54）。《墙头马上》、《倩女幽魂》、《拜月亭》等一大批作品的问世标志着一种新的婚恋模式――才子佳人模式的形成和确立，而《西厢记》则是这个才子佳人模式发展的巅峰。

一

元代的才子佳人剧大多是表现文人书生和大家闺秀的恋爱故事。剧中的贫弱书生与富家小姐一见倾心，中间历经种种磨难，但最终以团圆结局。元代的才子佳人大多符合这个模式。元代才子佳人的婚恋模式是民族心理、历史事实和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下降的社会现实等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学习学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也就是说登上仕途的必备条件就是要有“才”。人人都渴望功成名就。因此，“才子”在封建文化中是备受推崇的。“才子配佳人”是读书人心目中的爱情理想。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奠定了才子佳人模式在元代婚恋剧中的坚实基础。

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给广大文人提供了进身之阶。即使是出身贫寒的读书人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出将人相，实现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愿望。但是元朝的科举考试停顿了78年之久，这对广大文人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悲剧。再加上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这就使读书人的地位一降再降。身份的巨大反差使元代的知识分子对历代文人的美好前程艳羡不已。为了寻找一种精神慰藉，剧作家只能在作品中去实现他们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梦幻生活。尽管才子佳人剧中的“才子”身份低微，处处被人轻视。但是这些“才子”却连连中举，并且获得“佳人”的青睐。剧作家以此来成就他们心目中的美好姻缘，弥补心中的无线缺憾。元代的许多婚恋剧都符合这一模式，比较著名的有《墙头马上》、《拜月亭》等。所以，元代的才子佳人剧的女子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在反抗外力的阻挠，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表现了一种积极的主动精神。她们对封建门阀观念的反抗和对婚姻自主的追求相当强烈，这在以往的爱情作品中是没有如此明确地表现过的。元代的才子佳人剧往往表现了剧作家进步的爱情观。这一点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二

《西厢记》描写的是书生张生在普救寺遇见相国之女崔莺莺，二人一见倾心，通过侍女红娘的协助，冲破封建礼教约束而私自结合，最终以张生中状元，二人成就美好姻缘作为结局。可以看出，《西厢记》是一部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的戏剧。但它与元代其他爱情剧作相比，王实甫又对才子佳人模式有所突破，他为这一模式注入了新的婚姻爱情观，使这一模式所体现的思想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文学史上崔张故事主题思想的几次演变，理解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演绎出的进步思想。

“西厢记”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小说中的张生对莺莺不仅始乱终弃，还被时人赞为“善补过者”。宋代出现的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的《商调蝶恋花》逐渐表现出了同情莺莺的倾向。但同情归同情，依旧无力转变莺莺的悲剧命运。这一问题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得以解决。《董西厢》将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发展为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董西厢》提出了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问题，但是这种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却并不十分明确，张生在追求莺莺的过程中，还有过短暂的思想动摇，崔张结合中的感恩报德、功名富贵思想也还比较浓重。

崔张故事发展到王实甫的《西厢记》才变得完美无缺。王实甫在继承《董西厢》思想和艺术成果的同时，着力刻画了崔莺莺、张生、红娘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表现出他们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不满和对恋爱婚姻观念提出的直接挑战。他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姻理想。强调了婚姻的基础是爱情而不是其他一切东西。王实甫刻意选择从受封建制度、伦理道德压迫最深的女性角度入手，尤其是对女性主角莺莺追求婚恋自主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细致描绘极大地改变了以往崔张故事的主题思想，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

其次，王实甫的《西厢记》对“情”的关注比元代其他才子佳人剧更进一步。由宋入元，社会思潮发生了变化。因为元代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重各族固有的。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程朱理学独尊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越来越松弛无力；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的情况下，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自觉的要求。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怀有进步思想的剧作家在爱情作品旗帜鲜明地强调“情”的自主，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禁锢。像关汉卿在《拜月亭》中提出：“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白朴在《墙头马上》中提出：“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这反映了人们希望“情”得到尊重和满足的强烈愿望。王实甫对“情”的关注比关、白等人更进一步，他对封建礼教和封建伦理的反对也更加彻底。因为关、白等人的良好祝愿还是针对已婚夫妇而言，而且作家在作品中流露了封建门第观念等落后思想。

王实甫所祝的“有情人”，则包括那些未经家长认可自行恋爱私定婚姻的青年。他不再考虑政治地位，家世利益而注重青年男女的两情相悦：“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3]P192”王实甫希望所有的恋人能够如愿以偿，等于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里，这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张生和莺莺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他们的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而且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力量强大，这便使这对恋人争取婚姻自主的努力越发困难。张生和莺莺一见钟情，在二人恋爱道路上历经了多次阻挠，最终，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战胜了莺莺那份没有感情的婚约，爱情的力量使他们终成眷属。在王实甫以前，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响亮明确地提出：“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个口号已经成了一面旗帜，至今激励着恋爱中的青年男女。

三

《西厢记》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艺术上也代表了元代才子佳人戏的最高水平。明初贾仲明对他予以很高的评价：“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关于《西厢记》的艺术特色，前人已多有论述，此处只谈一下《西厢记》比及元代其他才子佳人戏在艺术上的高明之处。

首先，王实甫对杂剧体制进行了创新，使他可以在比较充裕的空间了展开崔张故事。元杂剧的体制一般是四折一楔子，一剧基本上由正旦或正末一种角色演唱到底。在这样短的篇幅里，表现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当然是比较局促的。因而造成“剧情简单化和某种程度的模式化的缺点”[4]P117。鉴于元杂剧体制上存在的种种弊端，王实甫对元杂剧体制进行了创新，以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巨制演绎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也不再由一个角色一唱到底，而分崔莺莺、张生、红娘三个角色演唱，有独唱，有对唱，形式更加新颖活泼。因此，王实甫得以用大量篇幅描写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过程和恋爱心理，深刻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开篇莺莺就表达了自己的怨春心情：“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3]P2”这表明了她对自己的包办婚姻并不满意。服丧在身而已有婚约的莺莺主动回视了张生一眼，这是莺莺真情的流露。当夜，二人隔墙对诗寄情。爱情的种子，埋进了两人的心底。“孙飞虎事件”后老夫人的赖婚使二人的感情更进了一步。尤其是莺莺：“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也，虚名误赚了我。[3]P103”莺莺迫切希望和张生在一起，但当红娘带来了张生的简帖，却发起脾气：“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看惯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这小下截来。[3]P135”莺莺的反复无常与她所受的教育和处境有关。这反映了她追求爱情和恪守封建礼教思想的斗争。王实甫对莺莺这一行为的描写深刻细致的表现了她内心世界的复杂。王实甫虽也重视对郎才女貌的描写，但却未止于此，而是让二人的爱情经历了种种磨难。二人历尽艰难而不改初衷，由爱貌重才一步步发展到心心相印，感情发展水到渠成，丝毫不觉突兀。而在元代其他爱情剧中由于体制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进行如此细腻的描绘。因此郑振铎在《文史大纲》中也指出：“《西厢》的大成功便在于它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细腻的写张生与莺莺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爱情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

其次，《西厢记》的语言艺术也为元代才子佳人剧作之冠。元杂剧的语言一般口语化、通俗易懂。与之相比，《西厢记》比较重视文采。朱权《太和正音谱》称：“如花间美人。”但《西厢记》也不是一味满足文人墨客的欣赏心理，他的语言又是通俗易懂的。王实甫不仅能精心杂糅经史语言，还大量使用市井俚俗的有丰富表现力的方言俗语，饶有兴味，雅俗共赏。如一向为人称道的“长亭送别”曲文：“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3]P190王实甫正是这样将典雅与通俗自然地融为一体。才使《西厢记》散发着长久的艺术魅力，千百年来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

《西厢记》体现了元人爱情的杂剧的最高水准。虽然经历了历史洪流的无情冲击，依然在艺术的长廊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王建科：元代家庭叙事文学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王季思：全元戏曲（第一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设，1999

[3]王实甫：西厢记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4]邓绍基：元代文学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