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

[收稿日期] 2013-0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传播研究”（10BXW004）；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传播”（092DB102）；湖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传播研究”（09k019）

[作者简介] 田中阳（1954—），男，湖南湘乡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史.

[摘要] 探讨“大本大源”是湖湘文化的传统，“原道”是湖湘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原道、卫道乃至殉道成为湖湘文化规约下湖南士人人生基本的行为主导方式。、蔡和森等灿若星河的一大批“五四”时期湖南有志青年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与他们在湖南的文化氛围里形成的“原道”精神密切相关。在“五四”时期短短的6年时间里，湖南社会经历了反袁、驱汤、驱傅、驱张，湖南自治运动，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反日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形成了湖南人一个探讨“大本大源”的“原道”过程，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链条。而“五四”时期的湖南报刊，则成为这一历史转换、文化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成为这一代人才渡河之舟桥，冶炼之熔炉，砺剑之硎石。

[关键词] 原道；大本大源；湖湘文化精神；五四时期湖南报刊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是1917年致黎锦熙的信中提出来的，是他治学的心得，也是他人生志向的表达。

何谓大本大源，在该信中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这里说的所谓“学”指的是学问、学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是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所以他认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早期文稿》，第87页。 按照圣贤愚的划分，惟圣人，即孔孟这样的人才真正悟透了大本大源。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田中阳：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

探寻“大本大源”是湖湘文化的传统，“原道”是湖湘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原道、卫道乃至殉道成为湖湘文化规约下湖南士人人生基本的行为主导方式。屈原、周敦颐、胡宏、张栻、王夫之、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都是探寻“大本大源”的“原道”者，他们构成了湖湘文化的不朽传统和历史文化的氛围，给一代又一代湖南的士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独服曾文正”，崇尚王船山就知其受影响之深。、蔡和森等灿若星河的一大批“五四”时期湖南有志青年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与他们在湖南的文化氛围里形成的“原道”精神肯定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行程中，“湖南人”既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而能够在重重的历史迷雾中，在千难万险中，在无比落后的中国社会，把历史推向前进，使革命取得成功，并且形成“思想”的伟大体系，与他在湖南土地上就形成了的探寻“大本大源”的“原道”精神，更有着不可或缺的关联。而“五四”时期湖南的报刊，则成为这一历史转换、文化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媒介”，成为这一代人才渡河之舟桥，冶炼之熔炉，砺剑之硎石。

在“五四”时期短短的6年时间里，湖南社会经历了反袁、驱汤、驱傅、驱张，湖南自治运动，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反日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形成了湖南人一个探寻“大本大源”的“原道”过程，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链条，从杂陈的主义和学说中，湖南的一代精英，终于选定了马克思的学说，坚定了“走俄国人的路”。

在捍卫共和反对帝制的斗争中，《大公报》（本文所说的《大公报》，均指湖南《大公报》）的社论和时评就几乎篇篇在“原道”，说明帝制不可为、共和是正道、逆历史潮流而动、逆民心而行决无好结果的道理，认定的是“共和”的死理。在《本报宣言》中就宣称“惟知以拥护共和巩固国家为职志”，并声言：“惟以大公无私为本怀，发表中立不倚之言论，据事直书，有闻必录”。在《大公报》以后的生命历程中，尤其是“五四”时期，它是信守了这一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良心的“原道”的立场的。”1915年9月2日、3日《大公报》刊载署名亨瀚的文章《对于筹安会之意见》，就是一篇这样“原道”的文章，文章认为：“由法律上之观察，近世国家首重法治。所谓法治者，政府与人民悉纳于轨物之中，根据法律以为行动也。今筹安会于共和国体之下，倡言反对共和，是否属于法律范围内之行动，自显而易知，毋庸不佞之赘述。至若实行变更国体，为国家根本上最重要之问题，必基于正式立法机关之建议，或诉诸国民全体之解决。今立法院尚在选举之中，而以二三参政之意见建议改变，其违反法律、藐视民意，虽有苏张适不能辩也。此种怪现象，苟发现于法美诸邦，必目为紊乱国宪，而治以适当之处分。乃吾国则言官不以为非，法部不以为责，即内务部有干涉违法集会结社之权者，亦置若罔闻，宁不大可怪乎？”此类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在此时期的《大公报》连篇累牍。袁世凯出于他的文化秉性不但没有听从坚持民主共和的广泛舆论，反而纵容和默许帝制复辟的思潮蔓延，使帝制复辟由一般学理的探讨演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1915年12月12日他正式宣布废除共和，，改元“洪宪”。但随之湖南人蔡锷将军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云南独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奋力投入反袁斗争。护国战争爆发后，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尽管袁世凯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他已没有按计划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的勇气了。1916年2月23日，他又下达了延缓登基的命令，同年3月21日他又召集各方联席会议，中止帝制，23日，正式宣布废止“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年号，83天的皇帝梦至此彻底破灭。两个多月后，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即去世，不足57岁。袁世凯肯定不是心安理得而死的，他理屈辞穷“忧惧”而死是无疑的。有两个湖南人对他的命运影响至大，一个是蔡锷，一个是杨度，他们都深受湖湘文化影响，都倡经世致用，都持原道精神，都秉政治本位，都讲修齐治平，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却扮演了正反两面的角色。在这场捍卫共和，反对帝制的“护国”运动中，湖南人立首功于天下，正如黄兴领导武昌起义、立辛亥革命首功于天下一样。湖南人在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基创业，夯实护本，故说“黄、蔡邦之模范”，引为乡之光耀。而《大公报》在这场斗争中口诛笔伐，擂鼓呐喊，寻根溯源，也彰显了湖南人的人格，彰显了湖湘文化的伟力，为湖南人和湖湘文化在历史上竖起了一座正义之碑、义理之碑、人格之碑，与蔡锷将军的护国军的浴血奋战形成文武相映衬的两个历史侧面。

在反对军阀的统治中，湖南报刊也在寻根溯源，探寻中国乱局之产生的原因。1917年7月《大公报》有一篇题为《原乱》的社论，就是一篇探讨“乱”源的文章。文章说：“记者以为我国致乱之原因，纯由各方面咸有乱根隐伏，所酝酿郁积而成。而当其冲者，特冥冥中为其所驱遣被动于不觉。我国之乱根，第一基于国民之心理。盖我国民权利之欲至炽，而欲得权利也，必先得权力以为之阶梯，不夺不餍，虽生命有所不惜。故立国数千年，常乱多而治少……第二基于国民之生计。我国革命，虽所揭橥者为政治问题，而其成功之速，实原于人民生计之困难，故能云集响应，望风兴起。故谓为政治革命，无宁谓为生计革命。”秋尘：《原乱》，湖南《大公报》1917年7月24日。

这是一篇写得很有意味的文章。这正是中国军阀割据、混战最“乱”的时候。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了国会和《临时约法》，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91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利益，极力鼓动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而美国看破日本的阴谋，又怂恿直系军阀反对参战。段祺瑞则利用他的势力逼黎元洪同意参战，并通电要求解散国会。黎元洪利用段祺瑞与日本勾结的卖国行为败露的机会，利用国内的反段情绪，在英、美的支持下，免除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到天津成立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动员皖系、奉系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并准备进兵北京。黎元洪请张勋调停。1917年6月，张勋以调停直、皖矛盾为名，通电逼黎元洪解散国会，随即亲率辫子兵入京，逼走黎元洪。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激起全国人民反对。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与解散国会都已实现，于是也宣布反复辟，组成“讨逆军”进攻北京，张勋复辟仅12天即失败。段祺瑞赶走张勋后，即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再次担任国务总理，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接任总统职务。段祺瑞废弃《临时约法》，并另组临时参议会取代国会，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联合桂系、滇系等军阀，于8月召开非常国会，建立了反对段祺瑞的“中华民国军政府”，举起了护法斗争的旗帜，不久即失败。面对如此的乱象乱局，《原乱》一文从人性、人的生存需要，经济学等角度切入，分析“乱根”，是颇具说服力的。

湖南的省宪运动更是一场“原道”的运动，不仅是对省宪的价值、意义、方式等进行探讨，还对省宪的每一具体条款展开全民性质的讨论，考究它们的法理依据，因此省宪运动可以说是一场全民意义上的“原道”的运动。

《大公报》专设了“省宪讨论”专栏，发表各种意见，该报的“时评”积极投入，予以引导。时评《民本主义的宪法》写道：“这次湖南制宪有三个根本要义：（一）是人民制的；（二）是为谋全民的幸福制的；（三）是全民为谋自己的幸福制的。把这三个根本要义做元素，‘合一炉而冶之’，铸成的出品，便是‘民本主义’；处处把民本主义的精神附着到宪法上去，成功的产物，便是一部‘民本主义’的宪法”。湖南《大公报》1921年6月17日。

对于“省长”选举，“时评”也努力表达民意，认为：“人民方面大家因为不信任政府，所以对于政府的官吏——大如省长小如知事——就非常冷淡。于今虽听说要选省长，他预料选了出来的人，无论是那种样儿，可决定是没有好处给人民的，因此便不把他放在心里。”

《省长问题的各方面》，湖南《大公报》1921年4月5日。

“时评”甚至对于省宪的某些具体条款，也直接楔入评说。

《大公报》密切关注着湖南制宪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动态，它的时评引导着舆论，把制宪运动不断地推向深入，真正起到了舆论重镇和舆论旗帜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关于制宪构成了《大公报》一个广泛的话语场，每日均有建议，每日均有质疑，每日均在说理，省宪的条条款款都在民众的讨论之中，制宪的方方面面都要受到舆论的监督。

在湖南自治和制宪运动中，关于“女子参政”是大的亮点，也是报刊讨论的亮点和焦点。省议员程希洛反对女子参政，并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激起喧哗舆论。程希洛：《不主张女子参政》，湖南《大公报》，1921年5月16日。

从1921年5月18日开始至6月2日，《大公报》展开了一场与程希洛“商榷”的大辩论，每日均登载有驳文。“第一女子师范第七班全体同学”的《致程希洛书》是最早的一篇驳文，文章对程文中关于女子不能参政的理由逐一进行批驳。文章出自第一女子师范一个班的同学，文化水平是中师生，性别是“小女子”，说的道理也不深奥，但是勇气、锐气可嘉。程希洛是省议员，有钱有势，然这些女学生敢说敢怒，捍卫人格尊严，凛然不可侵犯。5月20日第一女子师范方陶等9名学生在《大公报》发表《对于审查员之希望》一文，继续深化讨论。文章写道：“吾辈女子原知我国以数千年相传之积习，一旦而恍然觉悟，要求恢复人权，必为一般毫无知识鼠目寸光之男子所反对。即此百余审查员开明者固多，而固陋顽朽者亦复不少……今日又有审查员程希洛‘反对女子参政’之文章披露，尤觉令人气愤。程文强词夺理，毫无价值。”接着文章驳斥程文，并强烈要求维持宪法原案关于女权的条款。这一段时间《大公报》刊登了很多批驳程希洛等守旧派的个人署名文章，如陶斯詠的《女子应当承受遗产的理由和对于反对派审查员的忠告》（5月21日）、蒋兆骧的《驳程希洛君的不主张女子参政》（5月18日）、张君俊的《质问程子枢》（5月22日）、李六如的《妇女解放之男子化》（5月23日）、潜庵的《我对于女界要求四条的意见》（5月23日）、毓明的《女子应有承受遗产权和婚姻自的理由》（5月25日）、伍毓秀的《女子应有参政权的我见》（5月27日）、张泉山的《敬告审查员》（5月28日）、易楚珩的《和程希洛先生不主张女子参政的商量》（5月30日）、王德光的《我对于女界所要求的意见》（6月2日）等等。陶斯詠是大家闺秀，著名才女，周南女中师范科的毕业生，曾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副会长（仅为理事），新民学会会员，是“五四”时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她的意见具有代表性。她在文章中说：“前日女界联合会代表多人到省宪审查会请愿，提出女子应当承受遗产及各种条件，昨日报载委员审查时，竟将女子承受遗产一条否认。据他们所持的否认理由，不过是（一）女子要出嫁人家，父母徒损失其财产；（二）女子嫁后，对于父母无扶养之责；（三）女子已得夫家财产，如又承受本身父母之财产，是一人而得两份。此种论调，简直是不承认女子为国家的个人，仍视为家庭之附属物。我要问此刻制宪到底是不是要采个人单位制？如采个人单位制，女子到底是不是占国家的个人中之半数？嫁后是不是还是国家一个人？女子既占国家的个人中之半数，嫁后既仍然为国家一个人，那么承受遗产，即是女子应有的权利。至于扶养一层，不是女子原来不负此项责任，是由为父母的根本歧视女子，不以此项责任与他。女子既承受父母财产，当然对于父母有始终扶养之责，民法上亦可特别规定。若说女子死后财产归夫，和又得夫家的财产，此正承袭财产问题，均可特别规定和限制。并且承受财产，如不根据现代国家组织应采个人单位制的承袭法，则是女子依男子之心，终不能铲除，终视财产为男子私人绝对独有之权利。……我现在代表全体女子，再进一句最后的忠告，你们须快快洗心革面，和主持正义的审查员为一致的主张，以免流毒全国，为湖南之羞。”陶斯詠：《女子应当承受财产的理由和对于反对派审查员的忠告》，湖南《大公报》，1921年5月21日。

陶斯詠的这篇文章文字简练，立意较高，境界也大了很多，她力图从人权、人格、国家、现代民主诸多层面立论，来强调女子承继财产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湖南的自治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当时湖南省宪起草委员13人中的李剑农在他的著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说：“湖南在实行省宪的两三年内，所谓省宪，也仅仅具有一种形式，于湖南政治的实际，未曾发生若何良果。到（民国）十五年北伐军进入湖南，省宪完全消灭。”李剑农：《戊戌以后的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14页，转引自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9页。

但这样的一种结局并不能就等于说这场运动没有价值，这么具有深广度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没有历史价值。它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民主政治、一次可贵的尝试，这么多人来言说民主，言说宪法，言说人权，言说省长，言说权力制衡，言说男女平权，会没有意义吗？这是湖南各界一次全民性的“原道”，所“原”之“道”，均是我国历史文化所忽略之“道”，是现代的“大本大源”之“道”。从历史发展的逻辑链条来看，“五四”时期湖南这6年发生的这些历史事件构成了湖南人探讨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没有这6年历史的铺垫，以为代表的一代湖南精英不可能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甚至不可能有他们后来择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为代表的一代湖南精英，正是在湖南具体的历史环境里锻冶出来的，成长起来的。从这个角度甚至可以说，等湖南精英，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五四”时期湖南人集体“原道”的结果。1916年7月在给萧子昇的信中说：“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要之，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

《早期文稿》，第43-44页。此时，是为汤芗铭被驱出湘鸣冤叫屈的。他对军阀的认识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同样，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所提的建议也不是可行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但正因为有这些历史风雨的历练，才可能最终坚定地认定马克思学说为他探寻的“大本大源”，认定“走俄国人的路”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对于制宪的讨论，、蔡和森等选定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新民学会会员已没有参加了，他们已经分道扬镳走另一条路了。“五四”时期的湖南对中国历史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造就了这一代伟人，“五四”时期湖南人的“原道”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逻辑的终点落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学说上，与中国的先进分子一道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一个伟大的开端，也构成了湖南历史文化至极的辉煌。探讨马克思主义之路，《湘江评论》是重要的一站。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鲜明地支持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已能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这样基于唯物史观的宝贵思想。但这时的思想还是处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大杂烩”的思想状况还很明显。第二次去北京及回湘之后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是促成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关节点。对斯诺是这样讲述的：

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

冲击省议会这件事被看成湖南的一件大事，吓慌了统治者。但是，赵恒惕篡夺控制权以后，背叛了他支持过的一切主张，特别是他凶暴压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们学会就把斗争矛头指向他。我记得1920年的一个插曲，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这次示威游行遭到警察镇压。有些示威者想要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提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页。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彻底轰毁了原来社会改革的思路，使他感到“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罗素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而“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他说，“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信。，湖南自治运动最后也是虎头蛇尾，竹篮打水，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却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摆在那里，因此，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一个“变计”，成为必然的选择。1920年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说到“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的话，同日给罗章龙的信中说到“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的话，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均可知此时处于一种思想转变中的状态。在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上，、何叔衡等赞成布尔什维主义。发言认为：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集。

一锤定音。“只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为代表的一代湖湘精英，才终得“马克思主义”这一“大本大源”，并在以后的实践中，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从而真正实现了他们“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的人生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