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空难五周年

今年11月21日，是包头空难五周年纪念日。5年前，东航MU5210失事，6名机组人员、47名乘客、2名地面人员罹难，东航试图以21.1万元／人的价码一揽子解决遇难者的赔付问题。不满的32名遗属因此走上漫长的诉讼之路。

崔明华孤独地坐在127平方米的三室两厅里，回忆起5年前的一个早晨。

那个寒冷的早晨，内蒙古包头市的南海公园里，结了层薄冰。一座摩天轮在树林边矗立，几十艘铁皮游船挤在湖面上打盹，三三两两的老人喷着粗气在湖边晨练。

53岁的龚喜莲在凉亭里压腿，她头戴黑帽，身穿孔雀蓝夹克、灰裤、绿胶鞋，身上还系着一串钥匙，是名聋哑人。

62岁的白德金正从播音楼里往外走，这名铁路退休工人为了每月多挣350块钱，谋了份替公园值夜班的差事。

南海公园两公里外，就是包头机场。

嘀!嘀!嘀!47名乘客正在登机口排队检票。

航班：Mu5210；起飞时间：8:30；机型：庞巴迪CRJ-200；目的地：上海。

黑色40秒

2004年11月21日，是个星期天。

MU5210机长王品和其他5位机组人员正在紧张备飞。王品是一名优秀的东航机长，累计安全飞行近1万小时。庞巴迪CRJ-200隶属东航云南分公司，2002年开始营运，仅飞行5000小时。这架长期在温暖南方飞行的支线飞机。被临时调配到了寒冷的北方。

乘客里，31岁的高素(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工业路派出所副所长)怀揣一台卡西欧相机，将赴上海办案。

37岁的马华是包头个体户，她刚刚谈下一单价值几亿元的工程，要借道上海去温州谈项目。

40岁的陈苏阳(上海复旦复华科技公司总经理)谈完一笔生意，将要回家。

43岁的艾宪良(山东德州德龙机床印度尼西亚分公司总经理)和同事李志明，刚刚带着印度尼西亚客户林志兵考察完包头钢铁市场，将赴上海继续考察。

50岁的郑文晶(包头市发改委副主任)将赴上海参加“十一・五”规划培训班。

同机者中，有公司老板和职员、军官、科研专家、政协委员、旅行社踩线员，还有一对第一次坐飞机的老夫妇――他们将赴上海参加女儿的订婚仪式。

8:21，MU5210提前9分钟起飞。

庞巴迪CRJ-200机翼没有进行任何的除霜除冰处理。起飞不到40秒，飞机失速，这只大鸟像喝醉了酒的醉汉，引擎喷着黑烟，屁股着了火，很别扭地一头栽进南海公园，翅膀刮过播音楼屋顶，尾巴蹭过摩天轮，冲倒大树，机身四裂，爆炸、烈火、浓烟、尖叫，平静的湖面上烈焰冲天，升起一朵蘑菇云。

6名机组人员和47名乘客身首异处。冲天的大火烧焦了正在压腿的龚喜莲和正要迈出门坎的白德金。

山东德州，崔明华孤独地坐在127平方米的三室两厅里，回忆起5年前的那个早晨。

那天起床后，崔明华给父母准备完早餐，又叫来大夫看病，老父亲颈椎手术后瘫痪，在床上躺了20多年。

“那天，我莫名其妙有点烦，早餐都忘了吃。”崔明华烦的是，丈夫艾宪良昨晚曾从包头宾馆的餐桌上打来电话，告诉她今天要飞上海，后来，他却始终没有告诉她航班信息，这在以前从无先例。

艾宪良是山东德龙机床的一名骨干工程师，被外派到印度尼西亚将近10年，一年只能回家三四趟，这次回来在家仅仅待了3天。

中午12:30，老父亲把崔明华叫进房里，他盯着电视：“你爱人给你来信了吗?他现在在哪呢?”老父亲有个习惯，每天中午12:30准时打开电视，看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

崔明华心一惊，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字幕：包头、上海、航班、事故。

她定了定神，马上给艾宪良打电话，不通，再打与他同行的李志明手机，也不通。

下午1点，崔明华找到丈夫单位的工会主席，让其打探消息。一会儿，单位来电，委婉告知，失事航班上有李志明和艾宪良。到晚上，官方消息证实，MU5210全机遇难无一人生还。

崔明华把在青岛上高一的女儿叫了回来。11月23日凌晨3点，崔明华家及李志明家一行10人，坐上开往内蒙古的列车。“孩子不吃不喝，完全崩溃了。”

在北京读中国矿业大学材料学研一的高昱，是在11月21日下午接到的电话，“家里只说我哥病了。要我赶紧回去”。高昱想找同学弄张机票，同学告诉他：“别坐飞机了，包头有架飞机掉下去了!”

高昱突然想起，哥哥高素曾提到要去上海办案。他马上打哥哥的两部手机，无法接通，他最终是哭着从哥哥所在派出所的所长嘴里证实了哥哥遇难的消息。

“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我俩最亲，他对我的关照就像父亲一样。”高家有六兄妹，高素是老四，高昱是老六，老四是家里也是村里最有出息的一个。

从北京到包头，坐火车要12个小时，高昱和堂弟一路没有睡觉，“心里特别的痛，想哭，哭不出来，没有眼泪”。

包头空难发生的12天前，中国民航总局刚刚宣布，中国民航航空运输安全飞行已达500万小时，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纪录。

10天前的一个航空意外是，两个流浪少年钻进停靠在昆明机场的川航空客A320飞机起落舱内，未被察觉，结果一人摔死。

那一年，中国还发生了多起“人祸”：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特大瓦斯爆炸，致死166人；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致死12名婴儿，致伤229名婴儿；四川南充蓬安一艘客船超载，触礁翻沉，致死66人；吉林中百商厦特大火灾，致死54人：广西浦北长岭烟花爆竹厂爆炸，致死37人……

21.1万元的“人道主义”

崔明华在包头待了10天。

那10天的记忆，像破碎的残片一样在她脑海里快速闪回。

“现在想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哭到晚上不睡觉，想好多事情。想不通，为什么人刚刚回来3天，一下子整个都没有了。”崔明华声音哽咽，不停擦拭着泪水。

因为到得晚，山东德州来的两家被单独安排在一家宾馆。此时，到达包头的至少有300名遇难者家属，他们通常是两三家一组被分散安置在不同宾馆。就算是到空难现场祭奠，也要分批分次错开安排。

高昱事后回想：“东航是怕家属在一起容易出事。”律师郝俊波分析：“那时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就会比较强势，东航谈赔偿一个都谈不下来，分散，可以个个击破。”

崔明华感到庆幸的是，躺在冰柜里的丈夫艾宪良，留了张全脸。高昱看到哥哥高素时，额头以上全部缺失，只能用假头拼齐。空难当天，包头市殡仪馆出动了33名工作人员、15辆殡仪车。《苍天无情，人间有爱――写在11・21空难发生后》的新华社通讯中写道：“完成一具遇难者遗体的整理、美容要比平时多花一倍以上的时间，美容师往往一站好几个小时，累得都直不起腰来。为了减轻遇难者家属的痛苦，他们不惜时间，细致工作，人手不够，又从呼和浩特市调了20多名殡葬工作人员。”

不久后，东航事故处理小组工作人员拿

出一份《“11・21”空难赔偿款支付暨责任解除书》，上面写明：东航云南公司愿向遇难者近亲一次性支付赔偿金21.1万元人民币，其中人身赔偿金14万元，行李赔偿金0.6万元，抚慰金3万元，丧葬费1万元，食宿交通补助费2.5万元。“以上款项的支付将一揽子解决‘11・21’空难罹难者赔偿的全部善后事宜。东航云南公司对此的赔偿责任是最后和全部的赔偿责任，受偿方代表和罹难人员家属、近亲或有继承权的人同意并保证不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理由向东航云南公司或它的关联公司、人提出任何的索赔和求偿诉讼。”

东航方面称，21.1万元赔偿的根据是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第132号令，民用航空运输旅客伤亡赔偿最高限额为7万元人民币，综合考虑上浮到了14万元。同时上浮了100％的行李赔偿金额。

“人没了，钱有什么意义?没有比人的生命更珍贵的了。现在空难还没闹清楚，你就谈免责!”东航给高昱和崔明华造成一种想赶紧了事的恶劣印象。

有传闻称，起飞前夜，MU5210机组人员曾在神华五星级酒店纵酒狂欢K歌一夜，第二天便匆忙起飞。

高昱说，东航雇佣的事故处理人员为了让家属早签协议，“还在家属中间挑事，跟这个人说一套，跟另一个人说另一套，挑出矛盾就有人做决定把合约给签了。因为飞机上多半是有公职的人，家属不签赔偿协议，他们就找上面的领导做工作，给你施加压力”。

负责接待遇难者家属的有东航高层和5组工作人员、近千名包头的政府工作人员。崔明华记得，当时接待自己的是当地一位姓张的街道办主任。

事实上，空难赔偿有三部分。第一部分，遇难者赔偿：21.1万元是基准价，不同的家属会与东航达成不同的协议价。2005年3月，地面遇难者白德金就获得了39.3万元的赔偿金。但至今，仍有11名遇难者家属未与东航达成协议。第二部分，保险理赔：空难次日，太平洋保险即向6名机组人员亲属支付了共90万元保险理赔款，中国人寿为25名意外险投保人赔付了1046.4万元，其中一位死者买了两份保单获得80万元赔偿。第三部分，第三方责任赔偿：2006年9月29日，被空难污染的南海公园获得东航2140万元的赔偿。

漫长的诉讼：包头－北京－上海－美国加州－北京

空难一周后，郝俊波出现在了包头市街头。

他从加拿大约克大学毕业，刚成为北京力珉律师事务所律师不久，所里就接到来自美国加州一位叫迈克・皮尔斯的空难原告律师的电邮。

皮尔斯是名空难官司的掮客，“包头空难诉讼可以到美国打”。

力珉的律师们讨论后则认为，“根本立不了案，就是浪费时间”。

闲着没事的郝俊波决定先到包头碰碰运气。

他先到设有遇难者家属接待办的“天使宾馆”，前台小姐很警觉，“事已经处理完了，人都已经走了”。

幸运之神是一名的士司机，他刚刚拉过遇难者家属，这名记性超强的的哥，穿街过巷直接把郝俊波拉到了高素岳母家。

郝俊波于是见到了高昱，这名有头脑的北京大学生，迅速把包头本地的10余名遇难者家属召集到了一块。

郝俊波折返北京，在2005年下着大雪的一月，他和皮尔斯住进了包头的神华宾馆，并召集遇难者家属在大会议室里开会。

皮尔斯，70多岁，长得像布什，是名职业演讲家，有着多年的空难索赔经验。他分析包头空难的问题可能出在：东方航空的管理、加拿大庞巴迪的飞机、美国GE的发动机上。他提到了美国民事诉讼的“长臂管辖”原则，即只要被告和立案法院所在地存在某种“最低联系”、涉及美国利益，就可打官司，而事故的所涉三方都在美国有业务。他还引入了美国空难官司流行的“风险”，即打不赢官司不要钱，打赢了再按比例收钱，律师费的初定收取比例是索赔额的45％。

郝俊波说，当晚，就有包头外事警察守在了他们房间门口，皮尔斯的律师证被收走，他们还遭到警告：“你们再弄，就抓起来!”

家属们想，“老外这么大老远跑过来弄这事，有戏”。但又怕遇上骗子，于是委托高昱回北京上学时打探虚实。高昱回京，查看了郝俊波的律师证，又到在亮马桥使馆区的律师事务所里坐了坐，“打电话时，前台说的都是英文，很国际化”。

作为包头遗属的牵头人，高昱将签好字的10余份委托书交到郝俊波手里。

另一边，上海的赵霄洛律师也在替陈苏阳的遗孀桂亚宁往包头、上海、北京的法院递诉状，均告无果。郝俊波遭遇了一样的尴尬。

2005年8月17日，郝俊波(后跳槽至雷曼律师事务所)、赵霄洛联合美国律师(方后更改为里夫律师事务所)、32名包头空难罹难家属，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郡高级法院，以“幸存及非法死亡之诉”GE、庞巴迪、东方航空。2006年11月2日，诉讼进入调解阶段，原、被告双方达成一份总金额为1175万美元的一次性赔偿协议，全部赔偿由英国一家保险公司替投保的被告支付，双方律师鼓掌欢呼诉讼完结。2007年年初，郝俊波等召集空难遗属讨论如何分钱，推算下来，每名遇难者可获30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东航称自己的律师越权，并迅速将其解聘。2007年7月，美国法院下达《中止诉讼指令》，案子被退回中国。2007年11月、2008年6月，郝俊波等代表32名罹难者家属两次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递交诉状，均未获准立案。

与此同时，在律师和空难遗属的推动下，2006年2月28日，民航总局公布《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将国内空难赔付上限定为40万元。只是法不溯及既往，包头空难不能适用新赔付标准。

2006年12月21日，国家安监总局通报“11・21”包头空难事故调查处理结果，认定这是一起“机翼污染”的责任事故。东航董事长李丰华、总经理罗朝庚等12名责任人受党纪、政纪处分。

好在“中止”不是“终止”，留有活口，郝俊波说：“如果中国不立案，我们还能杀个回马枪，回美国玩去。这可能是东航之前没想到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后来北京二中院给我打来电话说：你们来立案吧!”2009年8月10日，北京市二中院正式受理包头空难集体诉讼，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被立案的空难集体诉讼。郝俊波也将诉讼标的从和解协议的1175万美元，变成1.23亿元人民币，增加部分是“利息和律师费”。

戏剧性的是，东航也把空难家属告上了美国法院，索要自己花费的律师费。9月7日，空难家属向北京二中院追加诉讼请求，要求包括东航在内的三名被告归还收取死者的机票费及利息47225元。诉讼状上写道：“空难死者不仅生前要向航空公司支付机票费用，死后还要为把他们送上死亡之路的被告支付律师费。”

包头空难这五年，遇难者家庭多因家中失去了顶梁柱，或企业，或孕妇流产，或遗孀改嫁，或因老年丧子父母早逝，或家人患上抑郁症、自闭症、精神病。两年前，崔明华的父母先后离世；2006年，东航的人也结束了对她每年两次的例行探望，孑然一身的她幽幽地说：“毕竟人没了，我们还要有尊严地活着，只能走(诉讼)这条道吧。”

10月30日，郝俊波写了一份开庭申请，他希望在11月21日――包头空难五周年纪念日，在经历五年漫长的等待后，中国法院能第一次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