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不曾蒙灰的承诺

林徽因一生中有一个最重要、几乎是唯一的女性知己，是来自美国的费慰梅。1932年，费慰梅来到中国与费正清结婚，住在北平羊宜宾胡同，离林徽因所住的北总布胡同只有数百米。28岁的林徽因和23岁的费慰梅，一认识就成为互相信任和依恋的挚友。费慰梅常在傍晚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到梁家，穿过内院去找林徽因，她们在客厅舒适的角落坐下，泡上两杯热茶后，就迫不及待地倾诉为对方保留的故事。两人都对中国艺术深怀兴趣，她们用英语交流，谈论文化，切磋艺术，直达灵魂。1934年夏，费正清费慰梅夫妇邀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去山西度假，那是一次令人怀念的“夏日行宫”。1936年，费慰梅回到家乡马萨诸塞州剑桥，此后，两家仍有书信往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9月5日，林徽因一家悲痛地离开了北总布胡同三号院，他们乘轮船来到长沙，之后再转昆明，最后辗转来到四川南溪李庄。抗日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知识分子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苦苦挣扎。费慰梅在林徽因一家最困难的李庄时代，给予了很多帮助。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想起一批寄存在费慰梅处的书稿图片，因中美两国后来不能通信，无法寄回。梁思成托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捎去口信，让费慰梅把书稿图片寄到英国一所建筑学院一个姓刘的女学生那里。费慰梅承诺一定办好这件事。可是，不知为什么，刘姓学生没有把邮包转交到梁思成手中。二十一年后，蒙在鼓里的费慰梅才知道这件事，她日夜难安，但她几乎没有办法在人海中再找到二十一年前那位刘小姐。费慰梅后来问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想在北京他家和他父亲的同事中打听那位刘小姐。梁从诫说：“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在英国的这位学生。我父亲一定是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的人。如果邮包不是寄丢了的话，那么只能怪他自己看错了人。不管怎样，都已过去了二十一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也许，邮包真是寄丢了，有一段时间，费慰梅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珍贵的邮包却总浮现在她的脑际，她认为，邮包或许还被保存着，自己必须再努力一次。

费慰梅又转向伦敦寻找。她找到一位好友，一位退休的大使兰博特爵士，给他写了一封信，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求他帮忙。信被转交给英国建筑史学会的提姆洛克，提姆洛克记得学会里的一位秘书女士曾住在纽卡索，担任过那所建筑学院的注册组员。电话联系后，秘书女士想起了有那么一位刘姓学生，二十年前的一位高年级生，刘怀贞，经查询，刘怀贞后来成为一名注册建筑师，在新加坡开业。提姆洛克马上打电话给英国建筑师注册处查刘怀贞的登记号，终于找到了刘怀贞在新加坡的地址。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当年的刘小姐还保存着那个包裹，后来包裹寄回到梁思成的遗孀林洙手中。

费慰梅在二十一年后才发现，自己曾经承诺的事没有顺利完成，虽然她保存的包裹寄达证明足以证明她确实照办了，但她仍忧心忡忡，因为她对梁思成林徽因的工作是了解的，她知道什么是他们最珍重的，所以想方设法要找回那个邮包。这就是真正的知己！对费慰梅来说，寻找邮包不仅仅是对挚友的交待，更是对自己人格的交待。

摘自《无锡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