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斌:逃得出冤狱,讨不了生活

医院

9月，念建兰带着弟弟去了两趟天安门，这是念斌身体能承受的极限。

第一次在中秋节那天，北京的阳光明媚得竟有些刺眼。姐弟俩肩并肩坐在广场上，暂时忘掉了病房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和半封闭空间里的压抑。念斌像个孩子，会因能外出而打足精神，露出久违的笑容，“像做梦一样。”但身体是诚实的，走不了几步就必须坐下，休息良久。

极度疲惫不只因夜夜无法入睡――因为精神压力，也因为疼痛，他每晚最多只能睡三个小时。他还失去了大部分自理能力，例如刷牙这样简单的动作，也必须有人协助才能完成。

脱下“工”字镣铐，念斌开始重新适应一切。他踉踉跄跄地学习常人的走路方式，学习如何与常人接触、交流，接受8年里他错过的这个世界的变化。更多的，他不得不继续交给姐姐来处理。

念建兰每日奔波于医院的各个科室。她去得最多的是内科和骨科，但最近除了给弟弟治疗腰肌、脊椎受损部位和严重的胃溃疡疾病外，医生建议她再去看看神经科，“（他）肌肉萎缩的病很复杂，还需要神经系统的专家来治。”

她满脑子都是弟弟的治疗方案。在如愿将念斌从死刑判决中夺出来后，现在，她只关心如何让他逃离病魔。

鼠药专家

从2006年7月起，念建兰的人生就只剩下一个方向。那天她接到家里人的电话：弟弟被警方抓走了，然后是福州平潭县警方的消息。他们在全村人面前正式公布：经侦查，认定念斌在邻居丁云虾家的烧水壶中投放含氟乙酸盐的鼠药，致丁家一儿一女中毒身亡。经过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念斌已承认罪行。

自那以后的8年，她不断听到比这更坏的消息，“如果自己没有坚持下去，已经死了四个念斌。”

念家在小儿子被带走的那天就塌了。父亲几个月后含恨离世，兄妹几人虽及时带着母亲逃离故乡，母亲却精神失常。

年幼的侄子和柔弱无助的弟媳撑不起为念斌伸冤的重任。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唯一的单身者，刚做完阑尾炎手术的念建兰在病床上做出决定：她宁可不要爱情，也要救出弟弟。

走法律途径去救一个死刑犯何其难。念建兰不熟悉法律，她为自己找到的第一个努力方向是研究鼠药：既然所有证据都围绕含有氟乙酸盐的老鼠药，是不是了警方的证据，就能还弟弟清白？

哪种鼠药含有氟乙酸盐？洗过的锅能否检测出这一毒物？疑问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她跑遍附近五省搜集鼠药，但含有氟乙酸盐的鼠药是剧毒，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生产。搜集的过程遭遇过无数次怀疑和拒绝，除了通过友人关系，念建兰还为自己找到了掩护的身份。一次听说某工厂有这种鼠药，念建兰找上门，在负责人的质疑中，她坦然告知对方自己的身份：“我是化工所的研究人员，专门负责这方面的。”

跑得最多的，是中科院福建物构所。这是国内唯一可以鉴定氟乙酸盐的机构。物构所的门卫认熟了这张风尘仆仆的脸，因为同情她的遭遇，物构所的一位大姐还在私底下告知收费处的工作人员：以后这个人再来，就不收费了。

会计出身的念建兰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因此变成“专家”。在后来与业内人士来往的几次研讨会上，从业几十年的老专家也忍不住惊叹她对氟乙酸盐、质谱图（离子经质量分析器分开后，经检测记录下的图谱）的了解，“这些专业名词，就算是学这一行的记起来都会吃力。”

法律是武器，但她太弱

但凭这些无法法院判决。念建兰需要律师，一位敢说话的律师。她决定去北京找。

几乎所有朋友都反对她北上。一位朋友试图以自己的经历劝阻她：“北京是有中国最好的律师，但你认识他们吗？你怎么知道自己找到的不是骗子？我曾经就是因为轻信，被骗走了30万元。”

“我没有30万元可骗。”她默默地回答，不去，弟弟就一点生还的希望都没有。她揣着仅剩的2000元钱，踏上进京的列车。

初到北京，她租住在阴暗的地下室。没有窗户，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由己念彼，念建兰可以想象出弟弟在更糟糕环境里的绝望，“我不想在这样压抑的地方去争取一线生机。”

搬出地下室后，她终日窝在出租屋里上网。看博客、翻案例，大量查阅律师信息，直到遇见张燕生，“她就是我想找的律师。”张燕生精于各类刑事诉讼，主办过数百件重大疑难案件，更曾多次将死刑冤案。

只是简单翻了一下念建兰带去的卷宗，张燕生就决定接下这件案子。平潭警方办案的荒唐是那么明显，光取水样就能发现很多问题：警方声称从铝壶中取水送去样检，但取证拍的照片显示壶是空的，对取水的过程也没任何记录。

他们将所有可以检方证词的证据提交给法院。福州高院却在2010年4月的二审上第四次宣判了念斌死刑，并将判决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一旦核准，念斌再无生机。接到福州高院通知的那天，天正下着毛毛雨。从满怀希望到彻底粉碎，念建兰竟不记得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她恍惚着来到一处公园，爬上小山。从这里，她能看见关押弟弟的看守所。

这是离弟弟最近的地方，生命虽然美好，在这一刻却已和他们无关。

否极，好消息姗姗而来

念建兰提心吊胆等着最坏消息宣布的那天。楼上的那只靴子却在三个月后才落下，用另一种方式。

她收到弟弟最新寄出的信。“上个月，我见到了几个法官，他们说是最高法复核我的死刑时，觉得有问题。”“他们跟我说最高法重物证、轻口供，就是你念斌今天跟我说所有都是你干的，我们也要去查物证。”

三年来，第一次有人听我的声音了。她反复念弟弟的话，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哽咽。

2010年10月，死刑判决被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她以为弟弟很快就会被宣判无罪释放，但这一等，又是几年。

2012年3月，念建兰见到了“传说”中的吴华英，和她一样，吴华英也为蒙冤的弟弟而北上呐喊。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很多类似遭遇的人。大家彼此鼓励，这让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下的念建兰找到了出口，她不再是孤军奋战。

吴华英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念建兰，要想尽办法制造新闻，让更多人知道你的情况，但“发微博时尽量保持冷静，不要过多攻击福州高院”。她始终不习惯吴华英行为艺术一样的出位争取，尤其后者激烈的上访方式让她心虚，“我怕自己变成长年累月蹲在门口的访民，看不到希望、没有尊严。”“更怕自己被抓进去，就没有人去救弟弟了。”

从吴华英开始，她得到的帮助越来越多。2013年10月，两人在机场拦截到斯伟江律师，一小时后对方当即答应为念斌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张燕生，斯伟江，然后是国内众多知名法学家、证据学专家、法律同仁和媒体记者，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念斌案中，事情一点点朝着更好的方向扭转。

平潭警方终于交出了6年前就该公布的证据――他们断定念斌有罪的质谱图。带着这份图，念建兰与张燕生绕道深圳前往香港，寻求更权威的鉴定。

一周后，香港专家告诉她，死者尿液中检测出的氟乙酸盐质谱图居然和标准样品的质谱图一模一样，“这就相当于把心脏病患者的心电图给了另一个人，然后说那个人有心脏病。”

这是裸的造假，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关键证据。

念建兰雀跃不已，专程在香港大学校门前留影，“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碰触不到的平静生活

2014年8月22日，念斌出狱。那天，分离多年的念家人齐聚

北京，兄妹几人抱头痛哭。“我想把无罪释放的证明回家烧给爸妈，他们可以瞑目了。”念斌说。然后他看到兄姊们勉强的表情，念建兰告诉他：“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澳前村的念氏家族曾风光一时，百年传承，几房人热热闹闹地住在相连的三栋房子里。

2006年8月10日，平潭警方在几百村民面前宣布了念斌就是“投毒者”，半小时后，受害者丁、俞两家召集数百人砸毁了念家的两层小楼，也殃及到其他几房人。

打砸持续了十来天，仇恨却可能持续几代人。虽然念家人及时逃离老家，却从此分散各地打工，再不敢回家。

没有找到真凶以前，念斌依然是丁家人认定的凶手，他们不相信警方和政府会出错。法院宣判念斌无罪那天，丁家人也悉数到场，法院工作人员怕念家人的出现会刺激到他们，曾要求念建兰“如果控制不了情绪就不要进去了”。念建兰执意要亲眼见证弟弟洗冤，“我能控制。”但她低估了自己的控制力，更低估了仇恨无处发泄的破坏力。宣判结束，情绪无法自拔的她被法警拖了出去，耳边充斥着丁家人的怒吼声、哭声、与法警激烈冲突的打砸声。

老家没了，北京也不是他们的长期落脚处。因为弟弟还要治病，兄妹几人都挤进了医院的陪护病房。

治病的钱，念家现在并不发愁，除了打工挣的钱，还有张燕生律师和其他朋友的资助。念建兰发愁的是弟弟的未来。

这个三口之家虽有两个男人，小的，还在念书，大的，基本丧失劳动能力，靠柔弱的女主人打零工挣的钱，朝不保夕。

“我在争取国家补偿，这至少能稳定弟弟的生活。”念建兰为弟弟的未来继续马不停蹄。她强调自己在乎的不是这笔钱，“多少钱都不能补偿将跟随我们一辈子的伤痛，但他们欠我们一个说法，一个郑重的道歉！”

心怀感恩，才不惧怕未来

这是现代版的“杨乃武姐姐”，一名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将念建兰放到“姐姐”所能承载的最高海拔上。她接到全国各地的电话，坚强和执着频频出现在赞誉之辞中。

“最坚强的不是我，是我弟弟。”她对所有人说。

8年里，她不断收到弟弟的信。尽管身处黑暗，念斌的善良却从未黯淡。4次死刑、10次庭审的背后，是念斌不断把身边的每一份善意珍藏起来的举动。这些善意如黑暗中的烛光，照亮他前后，给了他坚定的信念与走下去的勇气。

念建兰把弟弟信中记录的每一道光，都记在心里：

“姐，今天又有一位狱友帮我揉了腰。”

“姐，我今天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出狱的狱友写给我的，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姐，请代我感谢张燕生、斯伟江这些好律师，是他们给我带来了生存的希望。我也很感谢那些还没有忘记我的朋友。”

“姐，告诉智轩，爸爸很爱他。让他好好读书，不要仇视社会。”

“姐，你一定要找个对你好的人，别只念着我的事。”……绝望时她便念这些信，鼓励自己振作。在弟弟眼里，她的人生没了自我，远离正常人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事，我孩子都会打酱油了。”8年中她歇斯底里地谩骂过、绝望地嘶吼过、狠狠地咒怨过，一腔的仇恨。但是她也渐渐地像弟弟一样，在心中列出一份感恩名单，记录下哪怕只是曾经对她微笑过的人。

名单里有无私相助的律师团、甘冒风险的专家、抱团取暖、一同抗争的吴华英等义士、身边的每一位朋友还有媒体。她决定用更快乐、更积极地方式生活“来回报大家的期望”。

面对媒体时，她的心态依然复杂。她曾把弟弟获救的希望寄托在媒体的报道呼吁上，念斌刚出狱时，她也急切地想通过媒体的帮助，为念斌抗辩或争取什么，但她想传递的声音总不完整，“不是被删掉就是被剪掉。”念建兰干脆以消极的态度面对所有记者。

但现在，她学会了包容和换位思考，其实你们也不容易，她对《家人》记者说，“大家都有苦衷，我也理解你们的苦衷。”

生的问题刚刚解决，真正的生活，不过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