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密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

同志的散文《忆大山》（原载《当代人》1998年第7期）后经作家康志刚在其博客上转发和《光明日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媒体转载，持续产生影响。当前，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重新学习这篇文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同普通群众实实在在地交朋友

上世纪80年代，作者在河北省正定县担任领导职务时，与当地作家贾大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作者到福建担任更高的领导职务，但与贾大山的联系却并未中断。文章记叙了自己与贾大山相识、相知、相交，直到贾大山过世，十余年间的深刻交往。

其时，贾大山虽然短篇小说《取经》已在全国获奖，但他毕竟是一个“业余作者”，充其量只能算“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严格说来，就是县文化馆一名普通职员，普通群众而已。

但“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作为时任县委副书记，当地想求见的人一定很多，但同志却敲开了一个普通“业余作者”的寒门陋室。

作者作为领导干部，之所以躬身下问，拜访这位普通百姓，是因为他慧眼识才，发现了贾大山身上的闪光点。贾大山不仅会写独具气韵的小说，还有令人钦佩的品性：善意，自尊，谨慎，正直。这些，在别人的眼里算不得什么，但在同志眼里，这是普通群众身上的朴素品质，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尊重的。

初次联系，同志不是要求贾大山到县委或自己的办公室里来汇报，而是主动“登门拜访”。临别时，贾大山握着作者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里坐坐。”

细细品味贾大山的话，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干部亲自登门拜访，他深受感动。从称呼上看，他没有称同志、同志或，而是直呼其名，连姓都给省了。这说明，他从心灵深处是信服这位县领导的。二是作为群众的大山是希望和上级领导交朋友的。这里，“初次见面”和“神交已久”就很值得体味。三是群众对领导干部有企盼。在大山们那里，是希望干部下基层的，因为只有沉下去，才能真正听到群众的心跳与脉动。有工夫常来坐坐，不仅仅是一句客套话，也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深刻地揭示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这一优良传统；绝不是一句空话。

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和群众心连心，群众就会和我们手牵手。事实上，人民群众和党的干部在奋斗目标上是一致的。在同志的眼里，作家贾大山就是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他虽然无意仕途，却有着非凡的政治理想。当党和国家的事业出现偏差时，当腐败现象得不到遏制时，当社会稳定出现动荡时，总会出现他的身影。他会用作家思维来处理问题和化解矛盾，主动为领导分忧，为民众解愁。同志从他身上看到了巨大的精神能量，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积极争取他的帮助。在前进的道路上，他们相扶相持，一起成长。

二、平等相处，用真心交友

也许有人疑惑，同志与大山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为什么会有这么持久的联系？以作品的时间线索为切入点，梳理俩人的交往过程，就能清楚地看出作者是如何保持与普通民众的密切联系的。

1982年3月，同志离开中直机关来到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三年时间里，两人的交往甚密。文章说：“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他邀我，他是主动的，我是被动的；我邀他，我是主动的，他是被动的。俩人就这样，拉锯似的，你来我往，没有年龄界限，没有地位尊卑，没有贫贱之分，没有上下之别。他们表面上是“漫无边际的闲聊”，实际上多是“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俩人已到了“无所不及，无话不谈”的地步。特别感人的是，有时谈话结束太晚，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休息，他们就采取“叠罗汉”的方式，“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在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作为县里领导，叫门卫开一下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同志却甘愿为客人蹲下身子，宁愿让人踩着自己的肩头翻过去，也不愿给门卫添麻烦。大山也是一样，深夜送同志回机关，也会蹲下来，甘为人梯，用瘦小的身子，托起高大的朋友。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和贾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对身边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也关心备至。其平易近人、亲民爱民的品格，由此清晰可见。

1985年5月，同志要去南方工作了，俩人“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在有些人那里，人走茶凉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动人的景象。“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是在为三年来彼此建立的深厚情谊而落泪；他们是在为三年来彼此发展的紧密关系而落泪；他们是在为三年来彼此习惯的相处方式而落泪；当然，也是在为今后彼此的牵挂而落泪。泪水折射出的是兄弟之情、手足之意和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

后来，同志“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会与大山通电话，送上“问候和祝愿”，并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大山方便的时候，到他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大山虽然没去，但同志还是放心不下，时常向人打听大山的近况，甚至托人给大山“带去一些薄礼”，寄上一张张贺年卡，以此表达自己对大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时，已离开正定县六年的同志，再次回到了第二故乡正定。他看到贾大山，就像看到了兄长，看到了亲人。他用欣赏的笔调在文章中写道，此时的贾大山已是正定政协专职副主席了，“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同志的欣赏是不难理解的。有人一旦有了一官半职，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而贾大山为官之后，却保持着清洁的精神，保持着平民的心态，保持着高尚的情趣。虽然由于时间紧，俩人没有像昔日那样长谈，但都把对方留在了心里。

平等相处，感情真挚，是我们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换个角度，干部也是群众，群众也是干部。干部只有把自己当群众，群众才会把干部当干部。干部不能太拿自己当回事儿，如果，群众觉得干部太像干部了，像得高不可攀了，群众也就不，会再把干部当干部了。作为共产党人，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如果能在群众中广交友真交友，我们的工作就能赢得广泛的支持，我们的想法就能赢得广泛的理解――我们的快乐就会永远大于我们的悲伤！

三、深情眷注。做大山永远的朋友

作为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容易，但长久地保持紧密联系就难了。有人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也会联系群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地点的转换，最后还是失联了。在解决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上，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忆大山》里最后有两个细节特别感人。

一是作者在北京开会期间，抽空去看望病重中的大山。1995年深秋，同志从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做了手术之后，就一直惦记着他，后来又多次打听大山的病情。当他看到大山时，“眼中的大山已不是昔日的大山”，面色、形体、眼睛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于是，同志“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方”。

不难看出，面对大山的病情，同志十分揪心。大山刚刚辞去县文化局局长职务，50出头，有强烈的创作欲望，正是创作不断走向成熟的黄金季节，可病痛却折磨得他卧床不起！

虽然无力回春，但同志对大山的真挚情感，却浸透在字里行间。先是听到不好的消息，心里蒙上了阴影。接着亲身探望，对病中的老友怀着一腔情感，深情注视，甚至对老友眼里闪耀着的亮光都捕捉到了。虽然安慰的话已显得“苍白和无力”，但作者却以握手、表情、坐在床头等肢体语言，和病中的老友进行着深情的交流，即便到了临走的时候，作者也没忘记留下一定还来看他的话。作为领导干部，是否在用心联系普通群众，是否在用意关心普通群众，群众心里自有一杆秤。这杆秤可以称出真善美，也可以称出假丑恶。在联系群众这个问题上，只有怀着真挚的情感，群众才能感受到真实的温暖；只有带着善良的心意，群众才能感受到善意的关爱；只有送上美好的祝福，群众才能感受到美丽的春天。

其二是作者主动提出与弥留之际的大山照合影。1997年春，同志兑现了一年前的承诺。在农历正月初三，这个充满了春节气氛的特殊的日子里，他再次回到了正定，回到了大山的身旁。用作者的话说，“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愈加憔悴的面色，愈加瘦小的形体以及嘶哑的声音，浑浊的眼光和连话都说不连贯的状态，说明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面对这样的预感，作者不仅情不自禁地握紧了大山的手，而且“泪水溢满了眼眶”。在与大山的交往中，记不清这是同志第几次动情的泪水了。一个没有真情实感的人，一个没有博大仁爱之心的人，一个对别人的痛苦漠然处之的人，永远都不会理解这泪水的纯度和温度。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主动提出和大山照张合影。这张合影，将俩人不倒的友谊定格在了历史的记忆里和情感的风烟里。合影后的第8天，年仅54岁的贾大山与世长辞。同志在文章中动情地说：“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

不难看出，同志对大山的离去是多么的不舍。回忆十余年来历久弥坚的交往，从初次见面，到最后的不离不弃，充分展示了作者与大山这位普通民众之间的真挚友谊。笔者认为，和基层群众打交道，最最重要的还是真情。怀着真情到群众中去，才能获得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工作动力，才能凸现意想不到的工作效果。同志用“真情”这两个字，不仅拆除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防盗门”，而且打开了领导与人民之间的“隔心门”。

更叫人感动的是，大山去世以后，同志仍不离不弃，又以文字的形式，对俩人之间的交往进行了深情的回忆，写出了《忆大山》这样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时间、地点变了，俩人的情谊没有变。即使人不在了，同志也要在百忙之中，专此拨冗作文――人走茶不凉啊！

《忆大山》这篇美文，用生动的事实，揭示了我党紧密联系群众的深邃内涵，成为当前群众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不仅是文坛传诵的佳话，也是政坛美丽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