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卷首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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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开疆拓土与文明输出是绵延数百年的连续过程，上期我们已经介绍过西汉那些开疆拓土的前辈英雄，本期继续介绍东汉时期的英雄人物。开疆拓土与文明输出，不仅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英勇善战的将军，还要有奉公守法、推广教化的官员，还要有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文化。本期对汉代名臣、循吏、酷吏、文化人物的介绍，便力图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理解汉代文明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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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汉代文明的深入研究，我们逐渐发现很多重要的偏见要打破：

第一，要打破将传统与现代割裂开来的偏见。

按现在通行的观点，现代文明是来自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对立的新文明，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与中国的传统文明相决裂。

但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汉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现代意识”，如公共意识、公民意识等。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大臣汲黯认为：大臣的职责就是“抑制天子的邪心”，这话是当着汉武帝的面说出来的，也得到了汉武帝的默许，而且汉武帝认为汲黯是社稷之臣。这说明，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公认“社稷”是高于“天子”的，天子与大臣都是为“社稷”而服务的，“社稷”就代表着公共理性。汉武帝时的另一位名臣卜式，是一个放羊的牧民出身，但每当国家有大事，他都慷慨捐款，他不图当官，在被汉武帝“诳”得做了大官御史大夫后，竟然提出要停止盐铁官营等向民间敛财的政策，汉武帝只好把他调到别的岗位上。在卜式看来，老百姓自愿向国家捐钱是一回事，而国家通过其他手段加大百姓的负担又是另一回事，百姓固然要对国家尽义务，但国家也不能对百姓滥用权力，这种意识，已和现代社会里公认的“公民意识”相差无几。

汉代就已经存在的“现代意识”表明：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任何“现代”都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如果我们抛弃形式主义的偏见，认真客观地分析中国传统文明的话，发现会有很多要素是可以作为现代文明要素而长期存在的。

第二，要打破“儒术”只是一个狭隘的学派的“偏见”。

众所周知，汉武帝时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均将此理解为儒家学说成为唯一的官方意识形态。但事实上，汉代的“儒术”已是融汇了道、法、阴阳诸家的文化“大杂烩”，而不只是春秋战国时那个狭隘的学派了。这时的“儒术”只是个符号，其所指的乃是一种融汇百家的复杂而开放的文化体系，这不仅是汉代的文化特征，而且也是此后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特征，所以，仅仅从“儒家”一个门派的角度去理解传统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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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史料梳理与现场踏勘结合起来，是本刊的一贯传统，为做好这几期关于汉代历史反思的文章，本刊记者走遍了祖国的东西南北，本期发表的三篇行走手记记录了一部分的行走过程。需要强调的是两点：一，现场踏勘是不可或缺的治学环节，它能提供很多文献史料中没有的东西；二，现场踏勘是我们亲近古人的最佳方式，只有在那些斑驳的古代遗迹面前，我们才能体会到古人的生命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