麴氏高昌国时期雇价问题探讨

摘 要 据《高昌某寺月用麦、粟、钱、酒帐》《高昌延寿元年张寺主明真雇人放羊券》以及《延昌廿二年康长受从道人孟忠边岁出券》等契约文书，麴氏高昌时期农业领域里的雇价，很可能是成年雇工每日麦粟1.1―1.2斗，未成年雇工每日粟3―7升；畜牧业或其他领域里的雇价大概在1.83斗至3斗多。雇价以粮食支付为主，银钱及牲畜为辅。寺院的银钱并不充足，主要用来缴纳赋税，少部分用于购买生活或佛教供养必需品；以粮食作交易手段则显得多样化，但很少用于输租与商业交换，继续体现了“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的规定。由于高昌不铸造银币，前期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的银钱此时已退居次要地位。

关键词 吐鲁番文书，麴氏高昌国，雇价，银钱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4）14-0024-09

吐鲁番出土高昌王国时期的雇佣文书，多出现于麴氏高昌王国的中后期，即公元580至公元640年。关于这批文书，早期学者主要从雇佣契约的性质及雇佣关系是封建性还是资本主义性质进行了探讨。①而对于雇价及其支付特点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笔者不揣简陋，试图对此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1.农业领域里的雇价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雇价，学者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解与结论。宋杰先生据《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以下简称《帐历》，为统一起见，全文“账”字写为“帐”字）分析了麴氏高昌时期从事普通体力劳动的成年男子每日雇价为粟4.2斗，劳动强度高者为6.2斗，少年每日则为谷物3斗多。其计算雇价的方法是以食粮的总数除以雇工的数量。②陈国灿先生利用初唐《张隆伯雇董悦海上烽契》“上烽一次一十五日，与雇价钱五文”，即银钱一文雇上三日，按照《帐历》中钱、粮比例，折粟为1.3～1.5斛，则每日雇价为4.3～5斗粟，得出《帐历》中的农业雇价为每人4.2斗粟是日雇价，二月里的4斛2斗可以是雇十人劳作一天，也可以是雇五人劳作两天，或者二人作五天。五月割麦，劳动强度大，雇价更高，故五月帐里所雇，平均每人粟五斗，糜1斗2升。七月蒿糜，所雇为小儿十人，每人得麦2斗8升、糜粟4升，比五月雇价几乎低了一半，比日雇常价的4斗2升也少1斗。所以《帐历》反映出来的当时雇人田作有上、中、下三种雇价，上价粟6.2斗，中价糜粟4.2斗，下价麦粟3.2斗。③陈良文先生指出麴氏高昌某寺的雇价，《帐历》虽见记载，但因雇期不明而无法推算。他认为目前对高昌货币与物的比价不清楚，故无法推算每日雇价。因而只能以唐西州时期雇价略作说明。如《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左右交河郡严秋隆受雇上烽契》载严秋隆受雇上烽十五日，雇值银钱5文，合铜钱160文，折绢20尺，青稞6斗5升；每日则为10.6文，折绢1.3尺，青稞4.3升，这较国家所规定“日为绢三尺”和雇工匠的雇价低得多，反映了西州雇佣劳动是以低雇价为其特征。因这件上烽雇佣契去高昌灭国只有二年，大约能说明高昌时期雇价低少的现象。①

笔者在梳理麴氏高昌国时期的雇佣契约及记载相关雇价资料时发现，高昌国时期的雇价有重新探讨的必要。现转《帐历》②部分录文如下：

6 （前缺）沙弥壹人，食麦伍百升（斛） （升）半，糜粟拾斛肆兜（斗）肆 （升）。作人

7 （前缺）使人贰，食粟贰百升（斛）究（九）兜（斗）……

14 （前缺）僧 人，沙弥壹人，食麦伍百升（斛）肆兜（斗）贰 （升），糜粟（后缺）

15 （前缺）糜粟柒百升（斛）贰兜（斗）。使人贰，食粟叁百升（斛）。粟叁兜（斗），供苟（狗）。麦伍 （升），祀天……

29 （丙戌岁）起二月一日至月竟，僧 人，沙弥，麦伍百升（斛）贰兜（斗），糜粟拾百升（斛）捌兜（斗），麦

30 ……贰拾肆百升（斛）作田种。粟肆百升（斛）贰兜（斗），供雇外

31 人用种麦……

36 起三月一日月竟。僧 人，沙弥壹人，食麦肆百升（斛），捌兜（斗）究（九） （升），粟拾百升（斛）肆兜（斗）。麦伍 （升），

38 兜（斗），供三月三日食。粟捌百升（斛）肆兜（斗），雇外作人贰拾人，用西涧重桃中掘 （ ）

40 （起四月一日至月竟）……粟贰百升（斛）伍兜（斗）贰 （升），用雇

41 外作人 人，用政口皆，并食粮（后略）

44 起五月一日之月竟。僧 人，沙壹，食麦伍百升（斛）贰兜（斗）半，糜柒百升（斛）伍兜（斗），小食粟（后缺）

47 伍百升（斛），糜壹百升（斛）贰兜（斗），用雇外作人拾人，用刈麦并食粮。合麦拾伍百升（斛） 兜（斗），糜粟

52 （起六月一日至月竟）用雇 人种秋并食量。……

59 （起七月一日至月竟）（糜）叁兜（斗），作羹，尽供七月七日食。麦贰百升（斛）捌兜（斗），糜粟肆兜（斗），供雇小儿拾人用蒿糜并食粮。

64 月竟。僧 人，沙弥壹人，食麦究（九）斛 兜（斗）半，小食糜粟肆百升（斛）壹兜（斗）捌 （升）。作人

68 （八月？）麦肆斛，用雇人政车并食粮。

由上揭录文可知，高昌某寺乙酉、丙戌两年的《帐历》对雇价的记载主要是第30、31、38、40、47、59、68行。其中第38行“粟捌百升（斛）肆兜（斗），雇外作人贰拾人，用西涧重桃中掘 （ ）”，第47行“伍百升（斛），糜壹百升（斛）贰兜（斗），用雇外作人拾人，用刈麦并食粮”以及第59行“麦贰百升（斛）捌兜（斗），糜粟肆兜（斗），供雇小儿拾人用蒿糜并食粮”等。虽然这些记载雇工食粮及人数的帐目比较清晰，但是计帐者并未在文书中进一步标明是日雇价还是月雇价，因此我们不可能根据以上数据来断定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农业领域里的雇价。

其一，我们从《帐历》每月对粮食帐目的管理特别是对僧弥、使人食粮的记载都是由每月的月初至月末即“某月一日至月竟”。如乙酉岁某月僧弥计食麦5斛6升半，糜粟10斛4斗4升，使人食粟2斛9斗；又某月僧弥食麦5斛4斗2升，糜粟 ……使人食粟3斛；丙戌岁二月一日至月竟，僧弥食麦5斛2斗4升，糜粟10斛8斗；三月一日至月竟，僧弥食麦4斛8斗9升，粟10斛4斗，使人2斛9斗；五月一日至月竟僧弥食麦5斛2斗半，糜7斛5斗；某月僧弥食麦9斛6斗半，使人食粟3斛。可知高昌某寺乙酉、丙戌两岁对僧弥七人，使人二人的食粮是每月汇总，而非每天的消费。除月有大小之外，僧弥日均麦约2.4～2.6升，粟5～5.5升，合计麦粟7.4～8.1升；使人的每月食粟在“二斛九斗至三斛”之间，人均每日供粟5升。

其二，《帐历》中记载某一天食粮消费均特别标明。如第38行丙戌岁“兜（斗），供三月三日食”。第59行“糜三斗，作羹，尽供七月七日食”。③况且，《帐历》中记载了常住作人二人，大月二人食糜粟7斛2斗，小月二人食糜粟6斛9斗6升，每人日均食粮1斗2升。④常住作人作为寺院长期雇佣的劳动者，他们与外作人的日均雇价差别不会很大。

那么，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农业领域里的日均雇价究竟如何呢？陈国灿先生在《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中收录的《高昌某寺月用麦、粟、钱、酒帐》（以下简称《帐》）①记载了各类人每日粮食的支出，其中包括“客儿”价，相关内容转录如下：

7 起二月一日至廿九日，僧三人，人一日食麦五升，粟一升半，作人一人，大客儿一人，人一日食一斗一升。使人四人，人一日食

8 ……五升，小儿一人食粟三升。

17 十月一日至廿九日，僧三人，人一日食麦五升，粟五升。沙弥一人，日食麦二升半、粟一……

18 一人、大客儿一人、人一日食麦粟一斗一升。小客儿二人、人一日食粟七升。使人四人、人一……

19 ……粟五升。小儿一人日食粟三升。

这件文书记录了僧、沙弥、作人、大客儿、小客儿、小儿以及使人的每日食粮。其中僧二月份每人日食麦5升，粟1升半，计麦粟6升半；十月份每人食麦5升，粟5升，计麦粟1斗。十月份僧每日食粮超出二月份3升半。沙弥一人每天食麦2升半，粟可能也是1升多，合计麦粟3～4升之间。作人与大客儿每人日食粮1.1斗、小客儿日食粟7升，小儿粟3升，使人因文书残，食粮具体数目不得而知。但是从《帐》中所记僧、沙弥每人每日食粮数目看，与《帐历》中所载僧、弥日均食粮数目差别不大。从雇工食粮数目看，《帐》中作人、大客儿人一日“食一斗一升”，与《帐历》中的常住作人日均食粮1斗2升对比少1升。并且《帐》中所载大客儿等人亦是属于农忙时节的雇佣，分别是二月与十月。

其三，关于《帐历》与《帐》的年代。《帐历》的年代，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者认为：“本件记有干支乙酉、丙戌。高昌纪年中属乙酉、丙戌者，有延昌五、六年（565、566年）及延寿二、三年（625、626年），今姑从后。”②郑学檬先生据高昌乙酉、丙戌等纪年认为乙酉、丙戌可能是延昌五、六年（565、566年）或者延寿二、三年（625、626年）所处年代。③吴震先生在《吐鲁番出土高昌某寺月用斛斗帐历浅说》中根据“出土的高昌时期文书中粮食数量用大写，始见于延昌末年，纪年不书年号仅写干支则始于延和末年”，和《帐历》中的记载粮食数量数字及纪年不书年号只记干支，断定《帐历》的年代为延寿二、三年。④町田隆吉先生在《麴氏高昌国时代寺院支出簿の基础的考察》一文中分析寺院支出簿的书式时，亦是按高昌延寿二年、三年纪年来的。⑤《帐》的年代，据陈国灿先生介绍，斯坦因所掘阿斯塔那九区三号墓是高昌王国延寿二年（625）至延寿五年（628）入葬的王伯瑜夫妇墓葬，在王氏夫妇墓葬中出土的就有此《帐》。⑥据此《帐历》与《帐》的年代当相隔不远。因此，笔者以为寺院所雇外作人的雇价差别应该有限。

第四，这两件文书中所记载的雇佣劳动者，无论是外作人、大客儿、还是常住作人，每日食粮实指每日雇价。

唐宋时期，人均日食粮记载情况如下。《新唐书》卷54《食货志》记载：

当时议者以为自天宝至今，户九百余万，王制：上农夫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⑦

《宋史》卷175《食货志》记载：

陕西都转运司于诸州差雇车乘人夫，所过州交替，人日支米二升，钱五十。⑧

《宋史》卷181《食货志》记载：

天圣以来，两池畦户总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为之。户岁出夫二人，人给米日二升。⑨

《宋史》卷194《兵志》：

中兴以后，多遵旧制。绍兴四年，御前军器所言：万全杂役额五百，户部廪给有常法。比申明裁减，尽皆遁逃。若依部所定月米五斗五升，日不及二升。……诏户部裁定，月米一石七斗增作一石九斗。五年诏，效用入资旧法，内公据，甲头名称未正，其改公据为守阙进勇副尉，日餐钱二百五十，米二升；甲头为进勇副尉，日餐钱三百，米二升。非带甲入队，人自依旧法。宣抚使韩世忠言：本军调发，老幼随行。缘效用内有不调月粮，不增给日请。军兵米二升半、钱百。效用米二升，钱二百。乞日增给赡米一升半。①

从以上诸条史料的记载可知唐宋时期人均日食粮2升或接近2升。并且，此时人均食粮数量也被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记载验证。如《唐苏海愿等家口给粮三月帐》：

16 户主刘济伯家……

17 二人丁男，一日粟三升三合三勺。二人丁妻，一日粟二升五合。

18 一人中小，一日粟一升五合。②

又如《唐神龙二年（706年）七月西州史某牒为长安三年（703年）七至十二月军粮破除见在事》记载：

7 米一斗八升

8 右被仓曹十二月一日牒给伊州镇兵雷忠恪充十日

9 粮，典宋祚，官准前

10 米五斗二升

11 右被仓曹十二月十日牒给患兵阴怀福三人充十

12 日粮，典张达，官准前

13 米七斗二升

14 右被仓曹十二月廿三日牒给患兵田文囗等四人……

15 粮，典和让，官准前

16 米七斗二升

17 九月前牒给患兵乔什力等四人充十日粮，官典准前。③

在以上两件文书中刘济伯家五口人日均食粮约2.4升；长安三年镇兵雷忠恪和患兵田文、乔什力等九人的军粮日均1.8升，患兵阴怀福等三人的军粮日均1.73升。由此可知，唐代成年丁的食粮定量一般在每日1.8升到2.4升之间，以日均2升为主。

隋朝开皇年间曾改变旧制，以古3升为1升，唐朝也继承了这项规定。④唐占领高昌后，汉斗基本是高昌斛斗的3倍。据此，麴氏高昌国时期成丁人日均食粮高昌斛斗在5.4升至7.2升之间，人均6升。综上可知，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农业雇价成年雇工每日食粮1.1～1.2斗，未成年雇工日均食粮粟3～7升，均指每日雇价。

2.非农业领域里的雇价

记载麴氏高昌国时期非农业领域里的雇价，比较全面、清晰的契约文书有《延昌廿二年（582年）康长受从道人孟忠边岁出券》（以下简称《岁出券》）和《高昌延寿元年（624年）张寺主明真雇人放羊券》（以下简称《放羊券》）两件。转录文如下：

文书一：《延昌廿二年（582年）康长受从道人孟忠边岁出券》⑤

1 延昌廿二年壬寅岁二月廿二日，康长受

2 从道人孟忠边岁出，到十一月卅日还

3 入正作。岁出价要得糜麦伍拾斛：麦

4 贰拾仵，糜贰拾伍。平斗中取，使净好。

5 若过其（期）不偿，听 家财平为麦直。

6 若长受身东西毛（无），仰妇儿上。二主先和

7 后卷（券），卷成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一倍二

8 入不悔者。民有私要，各自署名为信。

9 时见 倩书道人法

10 侯三安

文书二：《高昌延寿元年（624年）张寺主明真雇人放羊券》⑥

1 年甲申岁九月十日，张寺主明真师从严……

2 阳（羊）壹佰伍拾口，从九月十日至到 （腊）月十五日与雇价糜

3 伍百升（斛）壹日与放阳（羊）儿壹分饼与糜贰兜（斗）。雇价十月上半

4 上使毕。阳（羊）不得出寺阶门，若出寺阶门住，壹罚贰入张寺。

5 冬至日，月鸟（腊）日，真（罢）放阳（羊）儿，仰张寺主边得贾（价）食。二主和同立

6 之后，各不得返悔，悔者一罚二私要，

7 名为信。 倩书……

8 时……

《岁出券》是康长受与其人身附属主人道人孟忠签订的契约。康长受为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在与其主人签订契约之后，可以外出受雇。券中交代了康长受与其主人定约的原因、岁出时间、岁出价、违约处罚、尾署等多项内容。“岁出”“还入正作”本意，据吴震先生解释：

《延和十二年（613年）某人从张相熹等三人边雇佛奴等三人岁作券》①中“岁作”，即任长年佣作。本券“岁出”当指长期（九个多月）出外佣作，“还入正作”即仍还孟忠边任长年正常佣作。②

康长受从道人孟忠边岁出的时间为二月廿二日到十一月卅日，月有大小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康长受岁出的时间合计273天左右，即九个多月。支付给其主人的岁出价糜麦“伍拾斛”，糜麦各25斛，日均价糜麦约1.83斗。由于这是康长受与其主人签订的契约，因此康长受岁出期间其收入必须高于支付给主人的每日糜麦1.83斗。

在《放羊券》中张寺主明真从严某处雇放羊儿，雇价的支付从第2～4行“糜伍斛，壹日与放阳（羊）儿壹分饼与糜贰斗”知，明真支付的雇价分两部分，一是支给严某的雇价“糜伍百升（斛）”；二是给放羊儿的“壹日壹分饼与糜贰斗”，其中支付给放羊儿的每日食粮“从九月十日至到（腊）月十五日”，三个多月至少得糜18斛。寺主明真支付给严某的雇价按最少“伍斛”计算，日均雇价2斗；如若按“拾伍百升（斛）”，③总计日均雇价达糜3斗以上。

3.麴氏高昌国时期雇价支付手段及特点

从已出土文书看，麴氏高昌国时期的雇价支付以粮食为主，银钱次之。但不同雇佣内容的文书其支付方式也不一样。

由表1记载雇佣方面的文书可知，以上文书所记雇价支付纯用银钱3笔，即第3、4、10件；纯用粮食支付的4笔，即第1、5、7、8件；银钱和粮食并用2笔，即第6、9件；在第2件文书中，雇主支付的雇价包括银钱、粟、羊三种。合计这十件文书中，用银钱充当雇价6笔、粮食14笔、牲畜1笔，粮食支付占绝大部分。

雇价支付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提前一次性支付，如第4件雇主在作人劳作之前先支付给受雇人的主人张相熹银钱26文，“钱即毕，人即入作”；有的是先支付一部分给受雇人的主人，其余工价按日支付给受雇人。如第5件雇主张寺寺主明真在支付给放羊儿的主人雇价“糜伍斛”之后，放羊儿的雇价“壹日与放阳（羊）儿壹分饼与糜贰斗”。或者是先支付雇价的一部分，余作毕支付，如第9件雇主康宝谦给受雇者刘祀海的雇价“银钱七文，粮一斛四斗”，“先付二文，余作满后付”。抑或是分期支付，如第2件武城诸人雇赵沙弥放羊，其雇价羊、粟以及银钱的支付就属于分期支付“中羊三口，与粟一斗。从未岁正月到未岁十月卅日，羊五口，与钱……正月内偿放羊价钱使毕。”

综上所述，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农业雇价成年雇工每日麦粟高昌斛斗约1.1～1.2斗，未成年雇工每日粟3～7升；畜牧业或其他领域里的雇价大概在1.83斗至2斗之间，有的可能更高。雇价支付以粮食为主，偶尔用银钱或牲畜替代。

关于高昌国银钱使用情况，《周书》卷50《高昌传》记载“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①宋杰先生认为，从对当地近四百座晋至唐代墓葬的发掘清理结果来看，其中发现的银钱只有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6世纪中叶到7世纪前期，波斯国势强盛，贸易发达，其大量铸造的银币在中东、近东和东欧广泛流行，被当做一种国际货币。我国的西域与河西等地也使用过波斯银钱，国内北朝、隋唐时期的遗址中，先后发现过这种银币33批，总数达到1174枚；其中以吐鲁番出土的次数为最多，共达18批，超过半数。而该地晋至唐代的墓葬里又从未发现过其他种类的银钱，所以我们认为，高昌使用的银钱当以波斯萨珊银币为主。②卢向前先生认为在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公元561至640年间，是“纯粹以银钱为通货时期”，③对此，韩国磐先生根据“这个时期内既有高昌延寿年间的使用铜钱事，又有……”对此作了更正：“可否称此时为‘以银钱为主要通货时期’呢？”④钱伯泉先生认为在波斯萨珊银币在麴氏高昌王国流通和行用达一百三十余年之久，并成为麴氏高昌王国惟一的基价货币。⑤王永生先生指出，玄奘当年曾在高昌生活过一段时间，与麴文泰结为兄弟，两人有较长时间的密切交往。玄奘西行求法回到长安后，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对沿途经过的阿耆尼国（即焉耆）、屈支国（即库车）等国使用的货币都有专门记述，而唯独对高昌国的货币不见记载，⑥可见，整个高昌国时期并不铸造本国通用的货币，在这种情形下，麴氏高昌国时期银钱使用情况如何呢？因记载麴氏高昌国时期寺院银钱使用情况的文书多残缺不全，现以《帐历》等文书分析此期寺院使用银钱及粮食与外界交易情况（见表2）。

表2所列乙酉、丙戌两年合计使用银钱14笔即第1～14。乙酉岁三个月，使用银钱记载7笔，前两个月每月2笔，第三个月3笔；丙戌岁十个月，使用银钱的月份，前七个月有明确的月份，后三个月不明，即正月1笔，三月1笔，四月1笔，七月1笔，某月2笔，另一不明月份1笔。总计7笔。在比较明确的月份中因文书残缺，如丙戌岁二月、五月、六月使用银钱情况不明。从表中所列条目看，这些银钱全部来源于寺院粮食交易，如第四例乙酉岁某月“伍斛，得钱拾文，买胡麻子伍斛供佛明”，第7例某月“粟拾 斛，得钱拾文，用上长生马后钱”；第10例丙戌岁四月“糜 拾究斛，得钱 拾玖文，用上三月剂道俗官绢”，第12例某月“麦拾贰斛，得钱拾贰文，用剂远行马”，第13例同月“麦捌斛，得钱捌文，用买车”。可见，某寺《帐历》中银钱一般来源于当月当次卖粮食所得，且随即消费于当月所需物品或缴纳各种赋税。

第16～30笔是该寺直接用粮食交易的记录，比银钱多2笔，其中丙戌岁七月交易的记录是五次。这些还不包括发给寺院僧弥、使人的每月食粮，外作人等人的雇价。此寺可能有田地至少260亩，种植麦、⑦糜、粟等作物。谢崇光先生以该寺占地300亩，每亩一年两造产粮5斛计，该寺可年收获粮食1500斛。月平均用粮72.8斛，年用粮约873.6斛，⑧由此可知，高昌某寺院除必须用银钱购买的物品或缴纳的赋税外，寺院的对外交易几乎全部使用粮食。其银钱储备并不充足。

除《帐历》外，其他记载寺院使用银钱交易的文书并不多见。与银钱交易有关的寺院文书仅有《高昌延和元年（602年）张寺主元 举钱券》、《高昌卯岁尼高参等二人赁舍券》《高昌高宁临川等处僧逋钱等条记》《高昌重光四年（623年）孟阿养夏菜园券》①《高昌卫寺明藏等纳钱帐》②五件。在这五件使用银钱的文书中，寺院或僧尼银钱的来源虽然没有注明，但是其用途却比较清楚。如“张寺主举银钱贰，还大麦，用上远行……”。“尼高参等二人赁舍支付索寺主钱合计五文”；“高宁、临川等地支付剂僧逋钱一为九十八文，一为 文”；“孟阿养夏赵寺法嵩菜垣（园）卅步，银钱每年贰文，计五年”。在高昌卫寺、张寺、索寺、孙寺等僧人缴纳银钱如“张寺海守银钱肆”“孙寺僧……壹文”等，帐中还出现铜钱字样“同（铜）钱肆”。关于使用银钱的数目，除高宁、临川等地为支付剂僧逋钱使用银钱数量较大之外，其余寺院或僧人使用的数额都比较小，多至5文，少则1文。

使用粮食作交易手段的寺院文书也不多。主要有《高昌延寿元年（624年）张寺主赁羊尿粪刺薪券》《高昌延寿元年（624年）张寺主明真雇人放羊券》《高昌某寺条列粮食帐》③《高昌某人从寺主智演边夏田券》《张阿欢上丁谷寺举价粟条记》④等。如张寺主支付严某羊尿、粪刺薪价“粟柒斛斗”，在另一件放羊契中寺主明真支付放羊儿的主人雇价“糜伍斛”，放羊儿每日“壹分饼与糜贰斗”，某寺支付“大调”用麦“拾究斛……柒斛”，买粪“……叁斛伍斗”……十人食作价粟……价，小麦贰斗，寺主“智举大麦叁斛次举粟”，某人支入寺主智演夏价小麦贰斛五斗，张阿欢上丁谷寺 “举价……粟拾斛”等都是。

综上所列使用银钱、粮食作交易手段的文书可知，麴氏高昌时期寺院的银钱主要用于缴纳赋税，少部分用于购买生活或佛教供养必需品，继续体现了“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的规定。而以粮食作交易手段则显得多样化，但很少用于输租，亦很少用于商业交换。不论是对银钱还是粮食的交易绝大部分都属于一次性消费，用于继续生产型的消费很少。由于高昌不铸造银币，前期作为主要支付手段的银钱此时已退居次要地位。当然，由于资料有限，上述文书的记载并不能全面反映高昌所有寺院的经济情况。即使如此，这些文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麴氏高昌时期寺院的生产生活还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因此，我们期待更多的出土资料来证明麴氏高昌时期银钱、粮食的使用情况，以及高昌寺院的生产生活情况，以还原一个更加有血有肉和真实的高昌寺院。

【作者简介】徐秀玲，女，1976年生，山东临沂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