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当今科技发展与文化互动

作者：高云萍 单位：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有不下百数专门打造金银饰品的作坊，制作的金银饰品工艺精美；有不少漆铺，能够使用螺钿工艺制作高档漆器，即在黑漆表面镶嵌螺片成图案或花纹，而用铜丝嵌出螺片轮廓的一种精细工艺，还有精湛的高级雕漆工艺“犀皮”，即在已做好漆胎上层层叠加黑漆，到一定厚度后刻出回纹或云纹等流动图案后打磨圆润不露刻痕的精湛工艺，如城内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有繁荣的文具制作业，是当时制笔业的中心，也是当时制墨名家最多的地方之一，有以制笔闻名七十余年的屠希，为退居#寿宫的高宗造墨的李世英及其二子，专造#寿宫复古殿用墨的叶邦宪，专造缉熙殿用墨的刘士先［5］。另外，杭州城内的榨油作坊、制糖作坊、制茶作坊等很繁盛，其技艺也都很发达。军器方面。致力于武器的改进，如韩世忠所创的克敌弓经宋高宗亲自改造，“遂增二石之力而减数斤之重”，能射穿两层铠甲，后来杨存中因其“虽劲而士病蹶张之难”而加以改造，使得“彼一矢未竟而此三发”，［6］后来克敌弓发展到能射穿七层皮甲。农具方面。当时杭州近郊在使用发明于东汉但未推广使用的灌溉工具翻车，踏犁得到政府推广。园艺方面，有当时已广泛使用的“唐花”花木促成栽培法，即植于密室里用加温法栽培花木使其早生长的技术；有人工培育出供观赏的金鲤鱼，刘学箕记载：“囊客中都十年，见贵戚豪右，搜网此鱼为佳玩，每尾不下数千钱。”［7］火药制作方面。

火药制作花炮在北宋时就开始了，南宋时此技术的应用和花样更扩大了，如《武林旧事》记载临安陈宝太、夏岛子是专门制作表演各色烟火爆竹的艺人，高宗游西湖时燃放游星式焰火，此时有对火药的再创造———水老鼠和地老鼠烟花的面世，还出现了成架烟火、烟火屏风等高档品种。城市设施方面。南宋时期城市道路由土沙路改为石板路，一些官道的局部采用石板或砖块修砌路面加固路基，如当时的御街全部用大型石板铺就，街道两侧有排水沟，之外还有供市人行走的走廊；在朝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衙的东面建有跨径约5m的单孔石拱桥———临安六部桥；对水道修浚疏挖，杭州城内外生活垃圾堵塞运河水道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处理；有现代意义上的消防部门，政府出资配备了“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8］141，同时也负责社会治安；有继北宋而延续来的医疗设施———太平惠民局，不仅卖药而且治病，在遇到疫病流行时施散药物。医药方面。当时临安内科、儿科、骨科、妇科等方面名医众多，有内科名医陈木扇、陈沂、金杵臼、严防御、罗知悌，儿科名医蕲$家族、李信家族，骨科名医嵇清，妇科的邢氏，还有药学家王俣，多是家传式的民间科技教育的结果。数学方面。南宋杭州有继沈括之后世界上最早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数学家杨辉，他敢于突破《九章算术》千余年来的传统分类格局，非常重视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和普及，在《算法通变本末》中，列有“九归”口诀，非常实用，适合初学者，是中国数学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社会文化方面。南宋临安有当时世界上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新闻传播活动［9］，促进了信息的流通。有文学家朱淑真、张炎、汪元量，思想家张九成、邓牧，南宋宫廷画院中临安籍人士占到2／5左右，画院四大名家中的刘松年、夏圭就是杭州人。上述科技成果大多属于百姓常用的普及性的成果，可见南宋科学技术的发展着重在科技的实际应用方面。从宏观角度看，诚如李约瑟所说，唐代的科技是人文主义的气氛，宋代则较侧重于科学技术方面。单从两宋来看，南宋的原创性科技成果较北宋少，再与元朝比，元代我国传统科学体系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和农学发达，南宋临安的纺织、瓷器、印刷和酿酒等手工业方面的科技成果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尽管这些行业在我国农业文明的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属于宋代以前统治者重农抑商的范畴，但这些行业的技术发展了，为本行业乃至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再有，与现代科技越来越体现出综合化（科学与技术的综合、科技与人文的综合）和社会化（社会建制和社会系统支持）等特点相比，南宋临安这些科技成果多是个人研究和经验方法的总结推进，不是专门研究机构或多方社会系统直接支持的结果。

南宋临安是当时科技最发达的地方，但此时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少。北宋很多科技成果在此时发展更成熟、有更广泛的应用，科技成果获得广泛应用也是科技发展应有的组成部分，其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南宋临安科技发展为何会有如此的成果？与当地社会文化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是社会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宋室南迁，促进了北方文明向南方特别是向杭州的渗透，对杭州经济文化的影响重大，促进都市文明有了质的飞跃。北方移民把各行业原有的技术带来，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经济文化生活的繁荣又出现了新问题需要解决，解决新问题需要新科技的出现，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城市设施方面现代意义上的消防部门的出现，是因为移民大量移居临安，使得住地紧张，住宅等建筑云集紧密，又多木建筑，致使火灾频繁发生，为此政府在各个住宅区建立望火楼，有专职人员日夜轮流值班，而且政府出资配备了“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同时也负责社会治安。纸币会子的印制也是经济发展、为解决钱币携带烦重的难题才出现的。从国家政策看，自北宋以来“崇文优士”的国策，南宋“寒门入仕”、“尊重文士、重用文臣”网罗人才的做法，形成了轻松而浓厚的文化氛围。具体到制度，北宋对科举制的条件仅仅放宽到“工商、杂类人”，依然有限制，南宋对科举的条件则全部放开，基本上不加任何身份的限制了［10］71，这就大大拓展了培育科学知识的土壤。另外，“南宋统治者的＇伎术＇政策是开放性的，同时施与＇伎术官＇的恩泽也较浓厚。”“在人多地少的经济背景下，南宋士大夫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大多开始逐渐改变鄙视＇执伎＇者的传统看法，而有条件地提升＇执伎＇者的社会地位，并为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之诸技术领域的优先发展营造舆论氛围。”［2］42，38学校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临安有掌管全国教育的机构国子监，也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如高宗绍兴十三年临安知府王唤把抗金名将岳飞的住宅作为太学的校址，还有朝廷兴办的武学、算学、宗学、律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全国性学校，还要求“每一里巷须一二所”［11］，设置众多的学校、书馆等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促进了临安教育事业的繁荣，使得居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普遍的提高，进而人才辈出。思想氛围方面，理宗时重视程朱理学，理学开创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探索的新局面，它有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其思想体系不仅涵盖了对传统儒学知识的经史注解，也包含了许多被称为“边缘学科”，如历法、音律、地理等的知识，也就是科学知识也备受关注。另外，理学虽然是一种伦理思想体系，但主张就形而下之器穷形而上之道理即格物致知，从而大大锻炼了士人的科学理论思维水平。综上，南宋临安的科技是当时最发达的，虽然侧重个人研究和经验方法等传统科技发展方式，与现代科技文化有明显区别，但经济生活的需要使得科技成果多集中在我国农业文明的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业，这是带有现代商业社会的特点。这既是宋室南迁社会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科技发展推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文化繁盛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