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扶贫:嬗变背后的正能量

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以政府为主导，在过去30多年的反贫困历程中，取得了卓越成就。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人口分布的新变化以及各项新政策的颁布实施，中国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鼓励政府以外的力量积极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来，由此，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专长的领域对政府的活动给予补充，并且协助贯彻政府的政策和方针。

扶贫是天然使命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加强规划引导，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积极倡导扶贫志愿者行动，构建扶贫志愿者服务网络。鼓励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侨联等群众组织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参与扶贫。

为了对此做出响应，促进中国扶贫公益市场的放开，推动NGO在扶贫领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2011年12月6日，在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新闻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指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目前团中央、全国妇联、各类基金会组织、各类协会都在根据各自不同的专长和优势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欢迎鼓励各类群众组织、NGO组织来参与扶贫。各地的扶贫办、扶贫系统都可以提供支持和服务。”

事实上，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极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国际经验表明，NGO是国际社会反贫困的中坚力量，如国际红十字会、行动援助、乐施会、世界宣明会等都是国际社会反贫困领域重要的生力军。

这些年，来自世界各洲的知名NGO组织及国内主要NGO组织、学者与专家时常聚首，共商中国NGO 的发展与扶贫大计，为NGO参与中国政府扶贫项目的执行，促进NGO参与扶贫公益资源的竞争，创新扶贫模式，提高扶贫效率提供了大量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

实践证明，在中国，除了许多国际NGO和境外NGO在开展有关扶贫开发的项目以外，中国自己的NGO也从很早就开始积极地投入反贫困的活动中。在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西南各省区和新疆、甘肃、陕西、宁夏等西北各省区在内的西部地区，在包括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山东、河北等东部地区的贫困地区，也包括许多老少边穷的贫困地区，许多的中国NGO在不懈地开展着各种形式的项目和活动，出现了许多动人故事。大到人们熟知的“希望工程”、“幸福工程”、“烛光工程”，小到“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天使妈妈”、“阳光下之家”等草根NGO，都是由中国的NGO所发动和组织并得到全社会和国际社会关注与大力支持的扶贫开发和公益项目。

“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开通于1999年6月6日，是由河南在京务工青年魏伟发起成立的为进城务工人员在求职就业、劳资纠纷调解、法律咨询等方面提供无偿帮助的公益机构。该机构与北京市东城区基层街道司法所有较为成功的合作。

2004年9月，“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小小鸟热线的基础上挂牌成立，北京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司法所为其调解员制作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工作证”，该委员会成为了北京首家维护在京打工者权益的调解机构。此后，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经常听取“小小鸟”的工作汇报和未来的工作规划，并对其所做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东城区司法局也把向外来群体进行法制宣传的一些活动交给“小小鸟”完成，因为“小小鸟”可利用其在打工者群体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关系网络，更有效地进行法制宣传，达到司法局所要求的宣传效果。

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开展的“贫困农户自立工程”是中国NGO开展生存扶贫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综合项目。贫困农户自立工程包括“饮水”、“搬石造地”和“住房改造”三大项目。饮水项目主要是资助西北干旱地区的贫困农户建造家庭用小型贮水设施，通过贮水设施收集雨水、贮存雨水、解决缺水问题。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水泥、胶管、手压水泵等材料和设备，平均每户资助1500元左右，贫困农户自己投入劳动，进行建设。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甘肃省通渭县、陕西省榆林市实施饮水项目，由基金会资助、当地政府配套及群众自筹，共计投资507.5万元，建水窖1890眼，水泵23处，解决了2018户，8871人及4098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搬石造地项目主要是资助西南石漠化山区（喀斯特地貌）的贫困农户，通过工程方式，解决缺土问题，发展生产。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购买炸药、钢钎等生产工具，平均资助每户800元左右，贫困农户自己投入劳动，建造一亩基本农田，解决两口人的吃饭问题。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贵州省关岭县实施的搬石造地项目中，基金会无偿投入223万元，当地政府配套及群众自筹1306.78万元，总计投资1529.78万元，完成造地面积22315.9亩，新增土地2959.4亩，受益农户7217户，33554人。

住房改造项目主要是资助四川大凉山彝族贫困农户改变人畜混居的状况。依照经济、实用、保暖、卫生的原则，改善住房条件，将人畜分开居住。四川凉山彝族住房改造项目工程总投资1492.9万元，其中中国扶贫基金会投资215万元，共完成3181户住房改造，使13193人改变了人畜混居的状态。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像“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中国扶贫基金会等这样的NGO的活动已遍及中国大陆的所有省区，开展的项目覆盖了有关贫困的几乎各个方面，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在进行着艰苦顽强的奋斗。有人评价，NGO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其精神功能不可忽视。

质疑中转身

当然，辉煌的成就并不能掩盖NGO组织背后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成功就认为，国内的NGO组织与国际NGO组织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甚至可以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几个真正意上的NGO组织。而在社会上，NGO同样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包括相当一部分NGO组织从业人员素质低，缺乏专业知识，组织架构混乱无序，徒有虚名。直接参与并能在扶贫事业中做出相应贡献的就更少，法律框架不完善，资金链不够稳定，缺乏培训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专家号召NGO加强信息交流，寻求潜在的合作前景；争取从政府和国际机构直接获得资金，采用各种法规使地方NGO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来筹集资金；与国外组织进行合作，并开展活动。同时，还有人呼吁NGO应该更多地了解贫困人口的呼声，对不同地区贫困人口的需求作更全面的研究，并在技能转让和人力资源发展方面获得国际NGO和捐资机构更大的支持。

但是，即便很多NGO在参与扶贫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掣肘，但他们依然艰难前行，用真实的行动证明着历史和社会赋予他们的使命，寻求着被信任奇迹的诞生。

近几年，中国的NGO在扶贫开发领域里开展的各项活动，已经证明它们有着足够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前进着。理论上讲，NGO在扶贫开发方面通过开展一系列持续有效的活动，为内陆地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经验并开拓了道路。

特别是在汶川地震后，NGO在救灾及灾后重建中爆发的惊人力量，让其有了被政府、民间认知的机会。震后五年，它们中有的退出灾区，有的渐渐生根。有人说，大灾面前，方显真情。但NGO的公益精神从其诞生那天起便已生根，是与生俱来的。几十年来，NGO在不断发生着嬗变，尤其在扶贫公益领域的进退持守，让其自身实现了良性运转，而与政府、企业之间形成良好互动，也决定着其发展的空间。

与政府上演“扶贫二人转”

2005-2008年，国务院扶贫办和江西省扶贫办提供1100万元的财政扶贫资金，全权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向NGO公开招标，在江西省的22个重点贫困村实施村级扶贫计划项目。同时，亚洲开发银行提供了100万美元，用于支持非政府组织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的设计、管理、评估和推广。中标者将支配每个村50万元的扶贫款。这件事让很多NGO都感到很兴奋：政府要大规模向NGO购买服务。这次竞标的NGO包括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安徽霍山中荷项目和江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

扶贫面向NGO招标，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主任刘冬文看来，是因为中国扶贫已经进入“精细瞄准”阶段。所谓瞄准，就是如何从中国高度分散的小农户里选出最需要支持的贫困户，这也被称为“插花式”扶贫。

事实上，江西的试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招标对象不仅限于在民政部门注册的NGO，也包括工商企业注册的和一些根本就未注册的NGO。当然，“对未注册者来说，在具体的法律地位、资金转账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工商注册的在收入免税一块也有些障碍。”刘冬文补充说。另一个特别之处，是那次招标只面向国内NGO。而扶贫项目竞标，也标志着中国的扶贫模式，跨出了从政府“包办”向“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携手合作转变的第一步。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这次扶贫项目竞标，NGO可以通过市场公开竞争，获得政府扶贫资金，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进行实践演练。而从政府的角度，其意义在于“政府开始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

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扶贫领域，NGO的公益性、志愿性，使得它天然具有灵活性，适合做扶贫工作中“抓虱子”的工作。当NGO与政府有效携手之时，一个完整的扶贫网络才能构建起来。未来，中国的NGO通过扶贫开发活动，必定会更加本土化和成长壮大起来。而在NGO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在中国实现从根本上让贫困人口与全国同步奔小康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