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永不停息

导演弗兰克林・沙芙纳在拍摄《巴顿将军》这部影片时曾经面临这样一种困惑，巴顿是一个黩武主义者，那么，这部影片是要宣扬黩武主义还是批判黩武主义?如果宣扬黩武主义，显然违背了世界的和平愿望，而批判黩武主义又违背了他拍这部影片的初衷，这部影片也因此会失去生命力。

我们叙述上海“热带海宫”的商业案例（参见《南风窗》2000年第10期《热带海宫，一个新上海滩神话的破灭》）的时候，也同样面临这样的困惑，这个项目的策划者叶山鹰显然是一个投机色彩很浓的商人，那么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是宣扬投机还是批判投机？

宣扬投机显然有悖于我们这个商业时代的主流，因为投机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它只是通过投机项目的运作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再分配。批判投机显然也不是我们的职责，在商言商，我们的职责是思考这些投机项目产生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时代背景，以及它运作的一般规律。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下，不少投机活动至少从客观上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很多投机商业活动的过程充满了智慧、创造性和顽强的发展精神，并把许多陈旧的法规和制度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正是我们关注它的意义。

房地产投机时代

古往今来，在商业活动中，投机行为一直在延续，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运作模式。“热带海宫”是一个典型的房地产投机时代后期的代表项目，这个时代产生于90年代初的南方，在1992年底和1993年初的海南达到了疯狂的顶峰，那时全国各地的热钱纷纷流入海南，每平方米房价以每天二三百元的速度上涨。

按现代城总经理潘石屹的话说，那个时期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做局”，意思就是编一个诱人的故事，将别人的资金或资源套入局中，这时期的项目操作者比较注重的不是资本、技术等条件，而是如何精心地“编故事”、设局、造气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在那时得到了最好的实践。

在海南房地产投机时代的前期，淘金者们倒不必特别费心地编故事，只是共同在传播一个故事：海南将成为全国最自由的特区，这里不久将成为独立关税区的“自由岛”。有这样一个最大的故事做概念支撑，投机家们才有机会依靠人们对这个地区巨大的想像空间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那时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故事：身无分文的闯海者借钱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声称携巨额资金寻求土地合作，等愿者上钩的土地拥有者找上门来，他再选出容易融得资金的土地签订协议，然后他再以土地拥有者的身分登出广告寻求资金合作，往往在他的土地订金还未付出之前他就已得到一笔远远超过订金的资金。就这样，那时候每天都在产生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那个时期被人戏称为“每天都是无产者的盛大节日”。

然而，到房地产时代的后期，地区性概念的炒作已不能再支撑项目本身，这时运作者讲故事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开始比较注重对项目本身的包装与投资价值的宣扬。“热带海宫”的操作者之所以能用仅仅不足2000万的资金操作数亿的社会资源，就得益于他对项目的精心规划、包装和多层面的炒作。当然，最主要的就是用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即项目的投资总量与建成后的门票及相关收入的比较，所有听过这个算术题的人无不为这个项目巨大的投资收益所打动。

这个时期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是“没有不好的项目，只有不好的策划”。同前一个时期一样，这时的操作者往往还是强调运筹能力、胆量、技巧等主观因素，不注重自身的建设与客观环境的制约，心态往往都十分浮躁。恰恰因此，使包括“热带海宫”在内的一大批项目最终失败，也使一批原来在房地产投机时代前期积累了相当资本的淘金者又亏在了房地产上。

以海南为例，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海南7000多家公司中，至少有5000家企业参与过房地产，而这5000家企业中大约只有几百家因为某些原因胜利大逃亡。大多数企业在宏观调控一开始便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两年后便玩完了――要么名存实亡，要么搬回到了内地。基础稍好一点的企业，包括众多的股份公司在内，支撑的时间稍长一些，但在亚洲金融风暴之中，也支撑不下去了。来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表明，当年在房地产高潮中注册的企业，现在还存在的不足1/3，而这其中还在正常运转的不到一半。就是那些现在还留存下来的企业，绝大多数也是负债累累，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才没有走上破产这条不归路，起死回生的希望十分之渺茫。

房地产企业的大面积死亡，其他产业的投资又由于房地产的过度投资而窒息，使得海南经济到现在也无法完全复苏。

资本运营投机潮

当房地产的大潮退去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具体的项目与产品赚钱往往是如此的不易，风险环节也多得难以控制。这时有人将投机的目光从房地产转向了更高级的形态――资本，从股份制改制、收购兼并，到上市融资、二级市场运作，所有的领域都活跃着投机者的身影，他们把这些运作叫做“资本运营”，并声称“做过了资本运营的人就好似坐过台的小姐，再做什么工作都没意思了”。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出来，到1997年，全国成立了3800多家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原来搞房地产的公司很快悟出了股份制的“优越性”并及时采取了行动，这些房地产公司的资产总量容易评估得较大，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就可以拼凑出几千万的资产（股本）出来。它们一般是先物色几个合作伙伴――多数是有过业务往来的同类公司和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并签订发起人协议书，然后编制可行性报告、描绘投资项目的蓝图，向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体改办递交申请和进行必要的公关活动。对于擅长此道和具有很强投机能力的这些房地产公司来说，顺利完成上述工作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一批批股份公司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在许多投资者还没有弄清股份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区别时，资金就被这些公司的股票锁定，因为几乎每个公司都在招股说明书中描绘了诱人的前景。山东一家搞啤酒的股份公司甚至在招股说明书中声称他们将用募集资金铺设通往每家每户的专用啤酒管道，让人们可以像喝自来水一样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到新鲜的啤酒，可见当时的招股说明书已荒唐到何种程度。可就是这样的一批股份有限公司，在当时锁定的股本金竟达3000亿以上。

收购国企投机潮

从1992年开始，在黄鸿年的香港中策集团大规模收购国有企业以后，全国又掀起了一波收购国有企业的热潮。几千家国有企业、数万亿国有资产这次被当作投机者的目标。一名民营企业老板甚至说过这样的豪言：“这个再分配的过程大约3～5年，我就是要用这3～5年的时间确立本家族在中国50年的地位。”一些公司正是凭着这样一种投机和浮躁的心态从沿海杀回内地，在各地大搞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这股风潮一直刮到国有资产管理总局，后财政部、经贸委多次下文规范国企转让程序才得以遏制。但参与并购的大部分企业并没有黄鸿年的运气、眼光与运作能力，不但在这个过程中没赚到什么资产，反而有不少企业陷入了亏损国有企业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上市公司是最后目标

资本市场永远是冒险家的乐园，投机者的天堂，而要真正进入这个乐园，就必须得有一家上市公司，因为只有上市公司才能真正参与游戏，也只有有了上市公司才能彻底地解决融资问题，等于拿到了既不用还本又不用付息的无期贷款。为了拿到这个昂贵的入场券，许多公司费尽心机包装项目，编制申报材料自然不必说，有的公司为拿到一个上市指标竟可以跑到偏远的林芝地区去公关，派一个工作班子在那里边吸氧边写材料。当我对他们的艰辛表示出同情时，他们却很想得通地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你想想如果要真的有这家上市公司，那以后就不用这样辛苦，那时候就是别人找你做生意了。”他们的这种说法后来果真被验证。一次我在一家上市公司老总办公室听到一个电话，一家公司要将一个某大学的技术无偿送给这家上市公司，起初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这家打电话来的公司大量持有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最近想拉抬又找不到题材，只是希望这家上市公司拿到技术后配合他们公告一下。后来我有幸认识了这名打电话来的老板，饭桌上他一直劝那个上市公司老总与他们合作，他说：“你做产品永远都是从别人那里赚钱，而二级市场则是从别人那里骗钱，你想赚钱怎么能比骗钱快呢？”

新经济时代的投机

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机商业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几乎是在短短十几年间上演了所有西方投机商业的经典剧目，只是时间大大地延后了，比如1997年的“琼民源事件”就是80年代香港陈青松“佳宁国际”故事的翻版。

在20世纪末席卷全球的新经济浪潮中，中国投机商业的运作模式第一次与世界的节拍如此贴近了，一时间“数码网络”、“基因”、“风险资本”、“创业板”等词汇连篇累牍地被媒体宣扬。连稍有创业志向的大学生都知道上市，知道融来的钱比赚来的钱更多更好用。浮躁的心态弥漫在整个涉足“新经济”领域的公司。

今年4月，时值网络经济最红火的时期，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一个“互联网与国际风险投资研讨会”，我无意中和一些与会者坐在一个餐厅内就餐，这个餐厅热闹非常，那些手提便携电脑、身着名牌西服、头戴金丝眼镜的家伙，个个在电话中讲的全是自己的网络项目如何融资或如何找到好的项目投资的事。我突然感到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在90年代初的海南，也是这种同样热闹的酒店餐厅，人们手里提的是红线图、规划报建资料，电话中讲的全是如何用土地套来钱或是如何用最少的钱套来好的项目。尽管他们讲的故事不同，可他们的眼神里却有着相同的期待和梦想。

好奇之下我查阅了与会者的名片，竟能从中找到几个熟悉的名字，甚至在停车场上发现了几辆豪华轿车的号码如此熟悉。我找到了一辆奔驰500的车主，见面后他不断发出感叹：“我对这辆车的确很有感情，它无疑是我奋斗历史的见证。我刚买这辆车时接国土规划局的人去看项目，后来搞股份制改制，我又开着它跑体改办；兼并某药厂时，我用它接过当地国资局的领导；现在筹备二板上市、做‘双高论证’，它又得陪我去证监会、去科技部和中科院找专家。”他还说，做项目必须紧跟时代，现在时兴包装和炒作科技项目，所以他必须在这个时代最疯狂的时候把项目公司运作成熟后卖掉。“你必须得服从这个大潮，没办法，过去的‘琼民源’都被改成‘中关村’了嘛。”

正是这样一个潮流，这样一群富有投机色彩的商人决定着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的流向，决定着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的配置。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属于智力投机家的商业时代，是一个可以依靠精心的策划而不是资本就可能获得成功的时代。这也许是一个短暂的时代,但愿这个时代能合理地终结，也希望投机家能够早日地将他们的智慧应用于专业化的财富创造，从而让投机家变成真正的企业家。

编后语

有人说中国富豪的发家速度之快，世界少有。一无所有到成为亿万富翁，一般仅用10年左右时间，有的只用几年甚至更短时间！而在新加坡、日本和西方国家，积聚起百万千万美元的家产，平均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这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奥妙可能就是投机。早期投机客是一些个体户、官倒以及后来炒股票和炒房地产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具有市场经济意识、投机意识，具有一般人那时还没有的胆量（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风险意识），因此在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在竞争尚未充分形成时，利用了体制转轨中出现的各种漏洞，如价格双轨制等条件。他们在土地、房地产、有价证券等经济要素市场形成之初，利用了开发前后的价格差、时间差和不规范的市场抢占先机，赚了大钱。据说当时仅海南一地，在炒地皮中赚了1000万元的就有1000人。也就是说，仅这1000人就赚了最少100亿元。不可否认，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经营“奇才”，或者善于开拓专利发明成果的市场，或者有技高一筹的经营手法等等。但从整体来看，用别人的钱尤其是银行的钱铺自己的路，是他们快速完成原始积累的共同特点。特别是在通货膨胀比较高的年头，通过权钱交易借来利率实际为负数的银行的钱，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牟其中的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骗、骗不如借、借不如不还（指银行贷款）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投机和投资的界限在哪里？有时非常难以界定。商人总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新的商业环境和政策背景下，有些早期投机客后来转向了实业，把投机获得的财富做实了；有些人在新的投机中“玩脱了”，从商界销声匿迹；还有一些依然在玩着老牟子这样的“钢丝游戏”，只是更聪明了，手法更高超隐蔽了。无论是股份制改造，收购兼并还是买壳上市，资本运营是每个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企业和企业家都会考虑的事情，但是投机者太贪婪，总是奢望一步跨越，他们做的太少，而要求的太多。也有人说，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这种财富积累的方式和速度，许多人以比尔・盖茨和一夜暴富的网络新贵为例，在这股全球投资新浪潮中，投机家又一次嗅到了当年弥漫海南的暴富气息，许多人摇身一变，成了所谓“风险投资家”，于是触网、包装科技成了今年商界的“赤潮”。但是除了拨动了一下财富以外，他们并不想多做什么。他们认为通过科技创新和经营管理来创造财富太累，太漫长，而摆弄资本的魔方，在大多数人还没有搞明白新经济为何物时快进快出，才是他们擅长的和需要的。海南的沙滩上至今矗立着无数类似“热带海宫”的烂尾工程，许多人的血汗和财富跟着投机者湮没在海水中。在从这个角度看，纳斯达克的暴跌对于中国的互联网产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据说中国的创业板不久即将开锣，在这个风险更高（不知监管是否会更严）的市场上，依然会有投机者活跃的身影，因为投机永不停息。但是我们希望在这个资本和知本联合游戏的时代，无论是资本还是知本，都通过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方式获得个人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