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为“爱国”做点什么?

“我，一个普通的南京市民，我自愿自费刊登本广告”――4月18日，一则“盼奥运、护圣火、反‘’”的整版广告出现在《现代快报》的头版头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南京市民花费巨资刊登了这则广告，“以此来表达对祖国的支持，对北京奥运会的支持。”去年，他还曾主动捐款1万元，委托报社记者购买《南京》电影票，赠送给南京市民。

这则广告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登广告反”的行为感动了广大公众，人们纷纷用键盘敲击出表达崇敬之情的话语。除此之外，公众对于报社是否该收这笔广告费似乎也颇有微词，我估计报社有可能会将这笔广告费退还。但是无论如何，市民以登广告的方式来表达爱国之情，普遍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在我看来，“登广告反”的真正价值，倒不在于这则广告本身所能达到的广告价值本身――事实上，“盼奥运、护圣火、反‘’”是全球爱国华人共同拥有的情感，不需要别人通过广告的方式来“广而告之”或者予以提醒。“登广告反”的真正价值，与其说是这一行为的社会传播价值，倒不说是这一行为的个体表达价值。换句话说，“登广告反”是一种个人爱国情感的表达方式――找到一个途径来表达并且成功表达出来了，这比表达方式本身的效率和效果更为重要。

在一些西方媒体和一些外国政客对中国形象恶意毁损以及对中国人民感情无端伤害的时候，在势力借助奥运圣火全球传递之机大搞破坏的时候，骨子里的历史悲情遭遇到膨胀的西式傲慢，让有一个问题顿时盘横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头：我们能为“爱国”做点什么？

无论是抵制家乐福，还是“登广告反”，在我看来都是人们对这一问题做出的个体回答。换言之，都是公众爱国情感的真诚表达。不同的表达方式本身，无所谓谁优谁劣谁好谁坏，也无需用所谓“理性”来试图剥夺公众情绪表达的权利，更无权将自己自封在一个道德高地上对公众的爱国表达冷嘲热讽。只要不触犯法律的底线，这样的爱国情绪表达都应该得到尊重――任何人尽可以不同意尽可以不参加，但至少不能用“理性”的大棒擅自将别人的情绪表达贬为劣等。

当然，公众的爱国情感表达固然是完全自由的，但基于整体的高度，不同的表达方式之间却真实存在着表达效率与表达效果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不少人对“我们能为‘爱国’做点什么”的认知是模糊的，因而爱国情感表达在方式上往往是从众的，甚至是盲目的。但这并不是一些知识分子们可以举起“理性”大棒来指责公众的理由；相反，由于我们的社团组织力量很薄弱，由于我们的观点市场未能真正形成，这时候更需要我们的媒体特别是学界站出来，为公众提供更多表达效率更高、表达效果更好的爱国情感表达方式，供社会公众自由选择。

我们能为“爱国”做点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果总是网民在兴奋表达并且迅速联合，而学界非但不履行自身职责，反而置身事外专事冷嘲热讽，那就难怪要被人唾弃了。这个意义上，“登广告反”更像是一种控诉：除了登广告之外，谁能告诉我一个更好的“爱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