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供给比单纯扩大需求更有益

核心提示：单纯依靠扩大需求已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新一轮改革将更多地关注改善供给。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虽然在短时间内起到了一定效果，但是也带来了诸如债务危机、通货膨胀等后遗症。

根据美国金融专家的研究，战后美国政府在应对前10次经济衰退所采取的财政、货币刺激力度，平均仅为GDP的2.9%，而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的力度，超过之前10倍以上。目前，美国国债约占GDP的100%，日本国债已经超过200%。越来越高的债务使发达国家每年要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还本付息。在未来30年内，主要发达国家需将财政收入的30%～50%用于还本付息，这样下去必然会爆发更多的债务危机。

鼓励投资释放活力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他们的很多观点与凯恩斯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给和需求总是均衡的。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自由经济活动是促进生产、增加供给的关键因素，而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根本没有必要对市场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带来的后果是破坏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损害经济中的供给力量。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鼓励消费、忽略储蓄的思想。在凯恩斯看来，人们习惯于过度储蓄，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市场萧条和百业凋敝。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和熏陶下，重消费轻储蓄的思想贯穿于战后政府的政策之中，超前消费、高消费等消费主义蔚然成风。供给学派主张恢复“节俭是美德”的传统，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鼓励人们进行储蓄和投资。

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奉行的就是供给学派的思想。里根政府刚上台时，美国经济面临着通胀和经济增速下滑双重压力，当时的里根政府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主要就是改善供给。第一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此抑制通货膨胀；第二是推动放松经济管制的改革，包括减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美国经济的活力。这些措施的推出，让美国经济比较快地走出了滞胀的困境，并为其后20多年的持久繁荣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实属罕见。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奇迹，除了得益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婴儿潮”引发的“人口红利”之外，还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密切相关。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的供给方面有了巨大改善，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都是从经济的供给方面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供给管理倾向显著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的关键时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在经历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会呈现台阶式下降的特征。目前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因素、自然因素、政策条件等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其中潜在增长率下滑已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中国广义货币M2已经是全球第一，地方债务、通货膨胀压力凸显，贫富收入差距拉大，企业和劳动者税收负担重，积极性需要进一步调动。

如何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扩大内需显然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还会带来更多的副作用。

党的十以来，新一届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被外媒称为“经济学”，并归纳出其三大支柱是“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基本特征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重视改善供给面。

其实，仔细观察并分析中国新一届政府已经实施和明确的政策措施，不难发现其政策措施以强化市场机制、放松政府管制、推动结构调整为主线，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结构性减税、减少政府开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等，均带有明显的供给管理倾向。

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2012年以来，中国加快实施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在减轻企业税赋和调动企业积极性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通过结构性减税，对鼓励发展的产业或地区予以减税，对限制发展的产业予以增税，可以起到优化经济结构、助推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走向集约的作用。

从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来看，经济效益差、地方债务等问题阻碍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必要进一步推出减少行政审批、改革国有企业、扩大就业等措施，从供给方面做出调整和改善，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的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支点杂志2014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