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性制裁机制的进步与局限

摘 要：程序性制裁所针对的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并以宣告诉讼行为无效为其基本制裁方式。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这方面比1996年刑事诉讼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证据规则的缺失、制裁的片面适用性等问题。同时为检察机关开展这项工作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程序性违法；程序性制裁

一、问题的提出

程序性制裁理论是一个学者们提出并为之付诸实践呼吁了多年的刑事诉讼理论问题。这一理论以刑事诉讼规则为基础，其核心是希望通过对程序性违法行为的制裁来实现保障人权、维护法律权威、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制裁机制，特别是程序性制裁机制过于疏漏，程序性制裁制度一直是刑事诉讼制度中的空白点。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笔者欣慰的看到，立法者对这一问题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新的规则中不仅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对律师辩护权的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对违反程序规则的制裁措施，尽管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无疑对司法实践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值得每一个研究刑事诉讼的人关注。

二.程序性制裁规则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的进步体现

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大”，同时也是国家公权力机关权力限制的“紧箍咒”，刑事诉讼法的发展方向一直致力于更多的保护人权和维护法治。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刑诉法对各方诉讼主体的权力限制情况，笔者分析了1996年和2012年刑诉法的主要义务性规范。

从表一和表二所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2012年新修订的刑诉法的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比1996年的刑诉法要多了近50%，其中公检法三机关的这类规范增加了45%，其中公安机关增幅43%，检察机关增幅58%，法院增幅29%。这种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的增强趋势对公检法机关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程序要求。公检法部门在执行刑诉法的同时必须满足这些规范的要求才能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否则则会产生侵犯当事人权利以及导致程序违法的后果。

此外，2012年新刑诉法在程序性制裁方面亦有不少新的建树。主要体现在第47条、第54条、第55条、第56条、第57条、第58条、第115条、第187条、第225条、第242条上。其中第47条是关于辩护人、诉讼人的控告申述权规定；第54条、55条、56条、第57条、58条是关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的规定；第115条是关于当事人对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程序性违法的申诉控告权及检察机关的纠正违法行为职权的规定；第187条是关于鉴定意见的可采行规定；第225是关于法院对于发回重审案件的处理规定；第242条是关于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重审规定。

可见，2012年新刑诉法对于程序的重视与尊重比1996年刑诉法有了长足的进步。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的增多以及制裁措施的进一步增强无疑使这一部法律具有了更多的实施保障、增添了更多的人权保护色彩。新刑诉法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亮点和创新之处颇多。在程序性制裁方面的进步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法治国家的必修课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诉讼民主、诉讼文明的必然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民主与法治的进程与进步。2012年新刑诉法总结了我国长期以来严禁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的经验做法，吸收了2010年6月13日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主要内容，一共采用了五条八款比较完整地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科学地界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及外延，同时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基本法中得以确立。

（二）宪法性权利的有限落实

一个完善的法律规范要求对违法行为的实施者进行有效的制裁以及对侵权行为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救济，对于基本权利的保护来说，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法律。然而1996年刑诉法其本身由于缺乏对违反程序性规则的制裁以及缺乏救济规范而呈现出先天不足的缺陷，使其在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上缺乏切实可行的违法制裁措施和救济规则。2012年新修订的刑诉法新增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利，即申诉与控告权。第四十七条规定：“ 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此前对于公检法机关的此类违法侵害当事人利益的行为1996年刑诉法并没有规定救济方法，新刑诉法完善了对此类侵权行为的救济途径，这就使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申诉与控告的权利得到了救济保障。

（三）程序性裁判制度的初步建立

建立程序性制裁机制、通过确立一系列针对程序性违法的程序性法律后果是克服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滥用侦查权力等问题的必由之路。然而，要是没有保证这些程序性制裁措施得以实施的程序规则，假如不存在审查确定某一诉讼行为是否属于“无效行为”的裁判程序，即使程序性制裁措施纵然被完整地确立下来，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实施。因此，程序性裁判制度的建立就尤为重要。

我们欣喜的看到，2012年新修订的刑诉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规定。确立了以庭审为主要方式的程序性裁判机制。该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如果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则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或者材料。这种专门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裁判的程序，有别于实体性裁判，不是以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如何量刑等实体性问题为目的，而是法官根据控辩双方所提出的程序性申请就案件的诉讼程序问题所作的裁判活动。程序性裁判制度被称为“审判之中的审判”。对于体现控辩平衡、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程序性违法分类审查机制的初步尝试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程序性违法行为采取的是诉讼行为无效制度，这种无效制度中存在着十分重要的“不可补正的无效”和“可补正”的无效。即法院对于情节不同的程序性违法行为确定不同的程序性制裁后果。对于最严重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可以自动地宣告无效，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而对于一般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法院则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并对不同的利益进行衡量，可以给予利害关系人一定的补救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新刑诉法非法证据的排除采取了分类审查的方式，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排除方式，即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无条件予以排除，相当于“不可补正的无效”。而对于其他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分成两种情况进行处理，如果取证方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补正或者对其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再予以排除。这种分类审查机制遵循了程序错误与程序性制裁相适应的原则，针对最严重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使用最严厉的程序性制裁，针对一般的程序性违法行为，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允许补正，防止一刀切导致必可避免的实体性错误。对于程序性制裁理论的实践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程序性制裁的局限及检察机关的作用发挥

2012年刑诉法的修订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其在程序性制裁方面的进步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发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客观存在的不足，这种不足是由于中国长期缺乏对程序的尊重以及实体正义的影响造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程序性制裁的片面适用性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订立法者显然更为偏爱证据规则的确定，用了五条八款来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对于违法取证的程序性制裁得以完善。但是对于其他的程序性违法则重视不够，众所周知，程序性违法不仅仅限于证据领域，根据违法后果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违反之后会造成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犯的规范，第二类是违反之后只侵犯公民的一般法律权利，第三类属于重要的刑事诉讼规则，违反的后果会导致公正审判的价值的丧失。第四类则仅仅属于一般的技术型操作规则，违反之后不会带来重大的不良后果。可见，程序性制裁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全面的工程，仅局限于证据领域是不够的。程序性制裁制度既要建立分类审查机制，又要建立全面适用机制，从而达到保护人权、维护程序正义的综合目标。

（二）完善的司法审查程序的缺失

按照程序性制裁理论的要求，程序性制裁应通过一种独立的司法审查程序加以实施。这种将警察、检察官以及法官的诉讼行为的合法性置于裁判对象的司法审查程序，虽然属于法院为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所举行的实体性裁判的派生程序，但是却具有“独立的诉讼当事人、独立的诉讼对象和裁判对象、独立的证据规则、独立的听证机制以及独立的裁判方式”。i2012年新刑诉法对于这方面并没有完善的规定，新刑诉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司法审查机制，但是对司法审查主体的规定却过于混乱，新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侦查、审查、审判等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应当依法排除，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对其进行调查核实。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案件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这似乎说明新在刑诉法、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可以成为非法证据的审查主体。谁发现谁就有权处理，这与独立的司法审查机制所要求的法院作为唯一的审查主体相矛盾。在今后的修订中，刑诉法应该注重解决这一问题，并将相应的程序规则予以完善，从而使程序性制裁机制得以更加科学的运行。

（三）程序性裁判证据规则的缺失

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类程序性争议，法院需要对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确立采纳标准，适用排除规则，也需要在控辩双方之间确立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确定司法证明的标准。而2012年新刑

诉法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规定，这使得已经初步建立的程序性制裁机制缺少了重要的运行机制的支持。在今后的修订中，应注重完善相关证据规则的制定，对于程序性裁判建立有别于实体性裁判的证据规则。对于程序性争议事实的认定，法院原则上应遵循自由证明的理念，对证据方法、证明程序和证明标准不宜设置过于严格的要求。在控辩双方证据的准入资格问题上，可以适用较为宽松的证据能力要求，重在强调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在证明标准的设定上，除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问题需要达到最高证明标准以外，通常适用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标准即可。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的 “法律监督机关”，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和法院的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的权威。从监督的目标和方式来看，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实体性监督，二是程序性监督。在程序性监督方面，2012年新修订的刑诉法第55条规定、第115条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受理申诉和控告的权力。可见，检察机关作为申诉受理的主体，承担着重要的纠正程序违法的职责。在程序性制裁机制的建立中，立法者对检察机关寄予了厚望，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193。

参考文献：

[1] 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张建伟.刑事司法：多元价值与制度配置【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4]左卫民，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5]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