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研究述评

时间:2022-08-17 04:59:27

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研究述评

[摘要]为了深化推进刘少奇研究事业,进一步拓宽其研究领域,13年来(1996―2009),学者们通过不同视角对刘少奇法制建设思想的历史地位、基础、正确方向及其重要内容等思想做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来看,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亟需改善和加强。

[关键词]刘少奇;法制思想;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1)01-0092-06

一、研究概况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后,刘少奇研究工作才逐步展开,刘少奇法制思想的研究则起步稍晚,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但真正开始学术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纪念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召开以后,刘少奇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相应地,刘少奇法制思想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定关注,出现了较为可喜的局面。1996年以来,在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学术界、理论界在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深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笔者通过网络和翻阅大量报刊,搜集到公开发表的有关刘少奇法制思想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13年间(1996-2009),有关刘少奇法制思想的论文约30篇,其中以张英忠的《刘少奇民主法制思想永放光辉》和韩亚光的《刘少奇法制思想探析》等为代表;专著有《探寻法的现代精神――刘少奇的法思想与法实践》(赵明著)、《刘少奇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董一冰著)、《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吴东华著)等;论文集有《刘少奇与新中国》等;原始文献《刘少奇年谱》、《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自述》的出版为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文献史料。现尝试将学术界论及的有关问题加以归纳、评述,供大家批评、指正。

二、研究论及的主要问题

学术界和理论界主要围绕刘少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典性著作,从不同角度切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术研究。纵观学术界13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肯定了刘少奇法制思想的历史贡献

“少奇同志为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系统地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这一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提出的许多意见和建议至今仍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论者不但对刘少奇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问及其前后所做的工作进行了考察和梳理,而且对刘少奇关于法制建设的历史贡献给予了较高评价。王汉斌通过考察,指出刘少奇“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多数论者通过对大量史料进行梳理和总结,充分肯定了刘少奇在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所做的开拓性或历史性贡献。曾庆雄认为这种开拓性表现在:第一,通过决议,加快立法步伐,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工作的需要;第二,刘少奇特别注重人大的监督工作;第三,率先建立人大代表视察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崭新的事物,如何正确认识和运用这个新事物,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刘少奇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而且在实践上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施行付出巨大的心血。论者通过考察刘少奇在起草宪法、指导选举、宣传和阐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方面的工作,对刘少奇的贡献做了肯定性的评价。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法制建设的基础和根本

论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想不仅是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重要方面,而且“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和根本”。

1.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

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思想正是建立在其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思想的深厚基础之上,才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具有任何旧的议会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优越性表现在哪里?刘少奇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映了我国的国家性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最便于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治形式;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

2.不断巩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在我国确立的历史还不长,各项制度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亦是如此。

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论者认为,刘少奇非常注重选举的实质而不是偏重于选举的形式,“我们首先注重的不是这一套选举的形式,而是它的实质,就是说,要使人民,主要使劳动人民真能选举他们所乐意选举的人去代表自己,并要代表能忠实地把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政府中去”。刘少奇较早地注意到了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如果不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有脱离人民群众,起不到反映人民意愿、监督政府执行人民意志的可能。论者认为“这一点,在今天仍有其现实针对性。”

有效的监督是完善和巩固代表大会制度的关键环节。早在延安时期,就提醒我们,要想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窠臼,必须依靠人民民主监督。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论者认为刘少奇明确提出了加强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监督的思想。“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论者还进一步概括了刘少奇监督思想的内容,包括党的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上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监督机关监督等。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了法制建设的正确方向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刘少奇不仅较早地关注和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想,“而且许多内容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工作千头万绪,政法工作更是刚刚起步。在千头万绪中,刘少奇高瞻远瞩,紧紧抓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政法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是一大理论贡献。

1.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政法工作的前提

刘少奇认为只有正确区分,才能正确处理。而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为此提出了机关同时也应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的重要思想,论者对此看法一致。公检法“这三个机关对敌人是机关,对人民来说,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论者指出,刘少奇强调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两类不同的矛盾,对敌我矛盾采取的方法,对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民主的方法。这就为从根本上防止发生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新中国的执法和司法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此外,一些论者还通过文献考察,指出刘少奇“首次提出了两类矛盾的思想和人

民内部矛盾的概念”。

2.倾注心血,全力参与领导调整政法工作

论者通过考察刘少奇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政法调整工作,专门对刘少奇法制建设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1958年“”后,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政法工作出现了不少偏差。为了克服“”造成的困难,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刘少奇对政法工作的偏差做了认真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没有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清楚地、严格地、细致地区分开来。同时,又没有严格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要强调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论者认为刘少奇在这一时期所做出的思考,对政法战线的纠偏和调整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历史地看,刘少奇对政法工作的调整倾注了更大的心血和精力,尤其是指导中央政法小组起草《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等文件。论者无不遗憾地指出,这一指导性文件本来能够有力地推动政法工作的调整,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被搁置了。

(四)完善立法是法制建设的前提条件

依法治国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而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备,立法是前提条件和基础。论者指出,刘少奇首次提出了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随着主要矛盾的改变,国家工作中面临的迫切任务也要随之调整。“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作为第一任委员长,他所面对的是全新的、开创性的事业”,担负着全面领导新中国立法工作的重任。

1.参与领导制订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律创制。1954年刘少奇参与领导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论者运用新的史料,详细考察了刘少奇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酝酿、起草直至通过等各个环节中所做的工作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新近披露的史料表明,刘少奇亲自对宪法草案进行过3次修改,发现3次修改共加写和改写44处,涉及条文22处。论者认为:“完全可以说这些修改是重要的修改,是刘少奇对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订所作的重要贡献。”刘少奇还参与制定了一些配套的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等。比如,从一届人大闭幕到二届人大召开这4年多时间里,“他先后主持召开了5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和109次常委会会议,其中包括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视察制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1954年宪法的制订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形成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架构创造了新的法律基础,它使得逐步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法制成了可能和必须。刘少奇卓有成效地参与领导了新中国初期的立法工作,“对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高度重视宪法的权威

刘少奇高度重视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和权威。“是解决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唯一途径。刘少奇充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本源。”刘少奇强调宪法作为我国的国家根本法,指出“宪法是全体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的”。论者认为刘少奇重视以宪法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没有宪法的这种地位和权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就无从谈起。

(五)公正司法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享受权利的重要保障,是司法机关工作的生命线,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论者认为,刘少奇对公检法机关真正做到司法公正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对策。

1.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独立审判原则,只服从法律。这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也是刘少奇的一贯主张。“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这些思想对于处理好党与政法机关关系有重要指导作用。此外,论者还考察了刘少奇对处理公检法自身关系的思想。“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这一思想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理论渊源之一,对于保证公、检、法三机关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发挥集体力量和智慧具有重要意义。论者进一步指出,它澄清了当时存在的对法制的错误认识,使大家初步了解了公检法机关不仅是的工具,而且还保护人民的利益。

重视司法机关及队伍建设。为了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令和有关政策,保卫国家建设事业不受破坏,司法机关建设必须加强。刘少奇重视司法机关建设的思想,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司法机关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保障了司法机关的廉政建设,“为依法治国的实施开了一个好头”。除了司法机关建设外,论者指出刘少奇非常关心和支持司法队伍建设。刘少奇明确指出健全法制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他要求司法人员不仅要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且要重视业务学习,尤其要注意学习法律,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

2.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论者认为,刘少奇为司法机关严格执法,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树立了典范。闻名全国的“刘桂阳案”就是他亲自过问并得到妥善处理的典型案例。除此之外,还有“饲养员破坏耕牛案”的纠正。刘少奇对这些案子的指示,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法干部教育很深。刘少奇要求司法人员不要回避矛盾、掩盖错误、逃避责任,而应当挺身而出,维护真理,维护法律尊严,做到凡属冤案,予以昭雪;凡属于假案,予以;凡属于错案,予以纠正。用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为法立信,取信于民。

(六)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是法制建设的必要条件

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制性,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然而仅有国家强制力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求重视全体人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力求做到人人知法、懂法、守法、护法。

1.反对特权,切实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条重要的法制原则。任何人和组织都必须遵守法律,没有超出法律之外的特殊公民和组织。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地位,决不应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使他们必须担负更大的责任。”1962年刘少奇严肃批评一些单位有法不依,违法乱纪的错误行为,“有的单位还自己搞拘留、搞劳改,这是非法的,不允许的。此外,有的党政负责人,随便批准捕人,根本不要公安局、检察院这一套。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工地也随便捕人。这种破坏法制的行为,必须坚决制

止”。论者认为,这些论述是刘少奇要求坚决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弘扬法治精神、反对封建特权的真实体现。刘少奇还强调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法律中起模范作用。早在1954年刘少奇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论者指出刘少奇的这一论述,是有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重要思想的最早论述之一,是刘少奇反对特权的法治精神的延伸。

2.加强守法教育,增强法制观念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需要广大干部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论者指出,刘少奇提出了健全法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全体人民中间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刘少奇认为我们的国家机关也是教育机关,公检法部门是工具,同时还必须承担起法制教育的任务。

论者还尝试对刘少奇法制思想的内容进行理论概括,认为其关于法制的科学思想,从内容上来看比较全面,许多地方论述得很深刻或比较深刻,已经触及了法制建设的根本。论者还对其法制思想没有实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原因得到如下启示:第一,深化和拓展对社会主义法律内涵和外延的认识;第二,提升和强化对社会主义法制重要性的认识,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问题、中心问题、难点问题;第三,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以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第四,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第五,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中培育法制精神。

(七)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几对关系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尤其是在有几千年封建文化影响的中国进行法制建设,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除了做好上述谈到的方面外,特别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论者一致认为,将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与法制思想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刘少奇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显著特点。刘少奇精辟地论述了民主和法制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制建立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之上,在整个立法过程中贯彻群众路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制是人民民主的有力保障。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途径和形式,参与制定法律和法令,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社会主义的立法,是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的,是民主的立法。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既需要人民和政府、群众和领导自觉遵守民主的原则,同时也必须用强制的手段对于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侵害人民民利的行为进行惩治,从而保障民主顺利进行。刘少奇不仅强调社会主义各项民主制度的实现要靠法制保护,而且要求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切实贯彻民主原则。刘少奇注重保障公民的民利,认为遵守法律和民利得以实现是相一致的。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在实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形势下,仍有现实意义。

2.党、政府与法制的关系

坚持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中国法制新时代的开启。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中共的召开,又为新时代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第一块坚定的基石。这一切以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创立和发展,与党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党对社会主义法制的领导主要表现在:在立法方面,即国家法制的制定是以党的政策为依据的,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并不就是一回事;在司法方面,检查、督促一切国家机关,包括公、检、法严格依法办事,严格遵守法律,不许有任何违反。论者指出,刘少奇认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绝不意味着以党代法、以党代政。实际上,党委包办司法工作,就会使党陷入日常事务之中,忽略大方向上对法制工作的领导,这样既削弱了党的领导,又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学术界对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研究,从反对法律虚无主义,重视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建立国家的法制,到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模范守法,司法机关必须严格执法和保证司法公正,再到加强法律监督,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干部队伍等都有所涉及。但实事求是地讲,与刘少奇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党建思想等的研究相比,其法制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纵观13年来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些成果,从数量上来看,一般总结、归纳性文章多,理论、学术研究性文章少;、应时而作多,长期深入研究少,文章大多集中发表在1998年和2008年前后,即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前后,就是证明。下面谈一下笔者的粗浅想法,供大家批评指正。

(一)两点不足

1.研究思路不够开阔,重复研究太多。论者多是着重对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表过的主张、意见以及做出的指示进行梳理,总结其对法制建设的重要贡献。而多数论者往往又是对同一个材料或重要论述做出具有个人特色的阐释,重复研究,缺乏新意,费时又费力。

2.研究深度不够。目前学术界对刘少奇法制思想的一些理论观点尚缺乏深入研究,如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内涵厘定不清,对其法制思想的整体性研究不够,对其法制思想的特点缺乏认识等。已中,论者们曾分别论述了刘少奇在法制建设中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只是提及或梳理,遗憾的是并未做深入研究。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少之又少。这种研究状况,与刘少奇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是不相称的,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也是不相适应的。

(二)几点思考

首先,要引起学术界对刘少奇这一课题研究的认识和重视。同时,进一步发掘新的史料和有价值的文献(如《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的出版),进行深入研究,使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其次,加强现实意义的研究。刘少奇法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文明属性,当前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法制建设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实有必要。将刘少奇的社会主义法制思想与依法治国、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等时代课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增强时代感。

再次,加强比较研究,拓宽研究领域。大多数研究成果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与逻辑统一法,虽然推动了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有缺陷和遗憾,较为单调的研究方法难以突出这一思想的独特性和科学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把刘少奇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的思想加以比较,比如:刘少奇与董必武法制思想的比较研究;刘少奇与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比较研究等,从中找出刘少奇法制思想的独到之处,正确认识其历史地位和作用,把刘少奇关于法制的思想引向深处,这应该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最后,对其历史局限性也需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但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尚属空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历史,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坦诚地讲,刘少奇等党内高层领导者都曾讲过一些错话。如刘少奇曾提出过政法机关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作党的驯服工具;执政党不受法律的约束等。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反思比较彻底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我们应把全面深入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出发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历史局限性的研究,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做到客观、公正。只有这样才能丰富刘少奇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内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有益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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