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公山紫金砚考

公元1101年，苏轼既老且病，由岭外归来特意过真州，向米芾借一紫金砚，两月后，逝于常州前“嘱其子入棺”，又被米芾赶去索回。据米帖：此砚产王羲之故乡临沂，又是王羲之生前濡墨者，故称“右军砚”。

既有“右军砚”，则当为西晋或晋前物。但临沂三种石砚皆非紫金石；鲁砚中紫金石维产临朐，但唐朝才开发，故皆不得为“右军砚”。前于西晋者，唯安徽八公山紫金砚。王羲之幼时，其父王旷曾坐镇寿春，任淮南太守——此羲之得砚之机也。故“右军砚”当为安徽八公山紫金砚。

一、佳妙紫金砚为东坡、米芾所好

北宋大书法家米芾，字元章，极爱石，曾以醉石后拜石之举被人称为“米颠”。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有书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紫金研帖》（“研”通“砚”。《释名》日：“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如濡也。”）文曰：

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回去住去哉！

苏子瞻即坡，北宋大文学家，与米芾同为书法“宋四家”之一。他从岭外归来，赴常州终老之前，过真州访米芾，此一紫金砚当是在真州借去者。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米芾称此砚为“传世之物”；其二，米芾很尊敬坡，以佛家语称为“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对于清狂如米芾者，出此誉已极，但他仍认为紫金砚不该与苏“同去住”；其三，东坡已老且有疾在身（当年即逝），由真州返常州竞“携”一沉重之砚去，临死前还“嘱其子入棺”。南此，我们可见紫金砚何等美妙与珍贵，东坡、米芾爱它达到了怎样狂热的程度！

但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前此帖一年，即元符三年（1100年），米芾还有《乡石帖》：

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历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用此石矣！元章。

此外，米芾的《宝晋应光集》卷八，还载有杂书一则记此事：

吾老年方得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砚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出其下。新的右军紫金砚石，力疫书数日也。吾不来斯，不复用此石矣！

在此二则中，米芾用两种方式评价紫金砚：一，直接用语言赞赏其为“人间第一品”，甚至毫不掩饰地用名砚对比，“端、歙皆出其下”；二，用行动表明“新得”之际欣喜若狂，“力疾书数日也。”但是这里也说得很明白：“新得”之紫金石是“右军乡石”，旧藏之砚为“右军砚”。右军即书圣王羲之，因其曾任东晋“右将军”而称之。羲之故乡是琅琊郡，即今之山东临沂。这就意味着：如此佳石佳砚，乃羲之故乡物，至少也是鲁砚。

二、“右军砚”确为王羲之用砚

那么，米芾所称之“右军砚”，是否王羲之用过的砚呢？

米芾所在之北宋，还有许多王羲之真迹传世，他不仅见过一些，自己也收藏了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与献之《十二月帖》三张真迹——他的“宝晋斋”正是以此取名的。现今传世的王羲之字已无真迹，其中《大道帖》、《中秋帖》便是米芾面对真迹的临作。既然写在纸上最不易保存的王羲之真迹他那时都能得到，那么羲之用砚之坚石当更易于流传到那时。米芾是个极见真性的人，他不喜欢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字，便在《海岳名言》中用极尖刻的言辞，批评那些世代公认的书法名作：“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真”者正书也）“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倘此砚非承传有绪而证据确凿的羲之用砚，他绝不会自欺欺人地称为“右军砚”。他这种人，有可能因感觉之误说错砚的产地，但绝不会置品行于不顾而瞎说砚的承传。

另，东坡心态亦足旁证：他临终前绕道“借”砚。死前又以此借来之砚“嘱其子人棺”——这种有点“耍赖”的心态，很不合他的性格，须知他是高唱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旷达诗人，若此砚非确凿可信的“右军砚”而仅一自然妙石，他绝不会如此。今人林散之既不愿葬仙去之地——既是六朝古都又是当今繁华大都市的南京，也不求叶落归根葬于故乡乌江，而留下遗嘱葬于与己毫无关系的安徽马鞍山，为的就是李白陵墓在马鞍山当涂县，想在“太白楼”边“与李白为邻”——此见古今心同，亦可窥东坡之心，堪证“右军砚”之承传有绪真实不虚。

三、“右军砚”非鲁砚乃八公山紫金砚

那么，“右军砚”与“右军乡石”是否一定如米帖所称产于山东临沂呢？

首先，“右军砚”既是王羲之所用者，它就只能是西晋或晋前物，而米芾“新得”之紫金石则未必，它可以被容许产于北宋或稍早——尽管米芾说此石此砚实质“无异”。这，便给我们留下了再作考察的余地。

其次，查鲁砚中真正产于临沂，有可能被名副其实地称作“右军乡石”或“右军砚”者有三种：“薛南山石砚”、“徐公石砚”、“金星石砚”。前二种皆非紫金石质。金星石砚出处距羲之故里最近，亦果有“羲之石”别名，但砚石是矽化泥质灰岩内含有硫化铁细晶，亦非紫金石质。这样，它们都与羲之所用，东坡与米芾所爱之紫金砚无缘。距王羲之故里临沂琅琊数百里之遥的青州即今之临朐，倒是真的出产紫金石砚，以之成“右军乡石”或“右军砚”十分勉强，但以其属鲁砚姑且称之。米芾《砚石》曾称此“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看来他说的正是此砚石。但据《中国书法大辞典》（梁披云主编，香港书谱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释：此“紫金石制砚始于唐盛产于宋。”宋人高似孙《砚笺》则云：“紫金石出临朐，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唐时竞取为砚。”由此，我们便可估计：米芾“新得”之“右军乡石”有可能是临朐紫金石，盖宋后于唐也；而同时我们也可断定：米芾所谓“余家所收右军砚”绝非临朐紫金石砚，盖晋前于唐也——米颠所察二者“无异”（之地相近或相同）是真，但判其同出则可能有误。

这方紫金石砚究竟产于何地呢？查：产紫金砚先于晋者，只有寿春紫金山，亦即八公山。

寿春即今之安徽寿县，紫金山正在城边。此山因汉淮南王刘安聚苏非、李尚等“八公”于此撰写《淮南子》而得名“八公山”，又因淝水之战中八公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名扬天下。但此山还盛产紫金石，汉朝时就已开掘制砚，因此又名“紫金山”。由于“八公山”名气太大，又因此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使制砚业于宋后数度失传几致绝迹，“紫金山”之名遂湮没不闻。今此山的东西两侧分属淮南市与寿县，乃是解放后的行政区划，现两地皆恢复了制砚工艺。宋人杜绾（字云林，北宋宰相杜衍之孙）著《云林石谱》曰：

寿春府寿春县，紫金山石出土中，色紫，琢为观，甚发墨，扣之有声。余家旧藏“风”字样砚，甚发墨，特轻薄，皆远古物也。

《书法辞典》（范韧庵、李志贤编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4月版）释“紫金砚”辞条的全文也这样说：

产于安徽寿春（今之寿县）紫金山，因此亦称寿春石砚。东坡得米芾所藏紫金研，嘱其予入棺，可见其厚爱也。

很显然：一、此典释此辞条，仅举寿春紫金山，可见寿春紫金山即八公山，是紫金砚最重要的产地；二、此典断然判定：东坡与米芾所爱之紫金砚，亦即东晋王羲之所用之砚，就是寿春紫金砚！

《书法辞典》此释是有道理的，因为寿春以紫金石制砚，始于汉，盛于唐宋。就连前引《云林石谱》，作者亦称自家旧藏寿春紫金砚为“远古物”。东晋之初，王羲之父王旷就曾坐镇寿春，任扬州北境的淮南太守（见《中国书法全集·卷18，王羲之王献之》一书刘涛《王羲之与王献之》文中“家世”一节）。作为一郡之行政首脑，王旷在任中得到寿春紫金砚，又将其带回建康（南京）家中，当是极其自然的事（他是文人，自然爱好佳砚）。于是，这就使王羲之拥有八公山紫金砚而为“右军砚”有了充分的理由。

四、王羲之用八公山紫金砚更合情合理

但王旷任中得砚带回家中，尚乏具体史料，我们不妨作一番事理推断。尽管前文已论证：山东晋前无紫金砚，“右军砚”不可能是王羲之的“乡石”。但为了便于推断，我们不妨先退一步：羲之故里临沂晋前有紫金砚。于是，王羲之得到紫金砚就有了两种可能：一是其父王旷由寿春带回者：二是晋“东迁”时由故乡临沂带到建康者（“东迁”后王旷一门未回过故乡，故只有这一机缘）。那么哪一种可能更大呢？

先看第二种可能。西晋末年，王室为延续晋祚而“东迁”，帝室与臣辅于永嘉元年（307年）五月抵建邺（即南京，后改“建康”）。王羲之生于太安二年（303年），出发时四岁左右，那时还未表现出对书法的特殊爱好。至于王旷，行程中既有皇帝要伺奉，又有家小要照顾，大概不会很在意一方“乡石”。那时，河运尚未开掘，水路不通，行程千余里且要渡过淮河长江，老幼，金银细软，还有衣食等生活必需品，风霜雨露中已难搬运，他们是否会把一方厚重的石砚带上？须知：此砚之名贵，是在它成为“右军砚”之后，而右军享大名又是在其身后百余年的唐初。以当时王谢家族之富，他们绝不会看重一方不带人文价值的自然妙石的商品价值，尤其在仓卒“东迁”之际。

然而第一种可能就不同了。王旷在寿春任淮南太守，是在晋元帝坐定建康之后，而他自己也搬家已定，孤身一人到寿春赴任的。此时他的心理已经安闲，一人无事总会找点儿情趣。明朝陶宗仪《书史会要》曾载：王旷“得蔡邕笔法于卫夫人，以授子羲之。”虽未必可信，但宋人陈思《书小史》说他：“善行、隶书。”作为文人，他爱书法好笔砚当是情理中事。此时他乘便谋八公山紫金砚，卸任时带回家，就自然而从容：其一，由寿春回建康比由临沂到建康途程少了一半{其二，卸任还家一行中，他是长官与主子，让随身偏将或仆从带十方紫金砚亦十分轻松；其三，前引《云林石谱》述寿春紫金砚“特轻薄”，则携往建康特方便也。

两相比较，从事理上说：东坡、米芾所爱，亦即王羲之所用之“右军砚”，为寿春紫金砚更具可能。不独此，1973年在元大都遗址曾出土米芾跋铭的紫金砚一枚，色正紫，其行亦如《云林石谱》所述之“风字样”寿春紫金砚。愚以为此即其帖中所谓“新得”之石所镌者——据其帖，“新得”亦是“老年方得”，是年米芾51岁，五年后即殁，再得的可能已是不大了。如此，则米芾帖中所述一砚一石，皆为八公山紫金砚矣！

五、小跋

由于战乱影响，八公山紫金砚宋后几度失传。到清末基本绝迹，因此海内外知者甚少。但也正是因此，其佳妙石、绝妙石应有尽有——这在端、歙、洮诸石被历代开掘而佳石枯竭的情况下，尤其喜人。近几年，淮南市与寿县都恢复了制作，虽也行销日、韩、新诸国与港、台等地区，但仍是名声不搭。1999年国家文物局原局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吕济民先生赴淮考察，对八公山紫金石作出充分肯定，并题日：“质坚、下墨、泽润、三美丰韵天成。”但它是否能当米帖所称“传世之物”、“人间第一品”、“端、歙皆出其下”诸语，是否值得东坡、米芾那般厚爱，当待专家学者、儒商名贾多作考察而后定也。国松也愚，岂敢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