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回失落的文化遗产

抢救和保护那些弥足珍贵、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被认为是“守望精神家园”和“记住回家的路”的民族复兴工程

“过去十多年间，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代价，一些文化遗产的保护被忽视了，有的甚至被毁。但现在，我看到的是中国致力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强烈决心。”5月底在成都召开的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简称“非遗节”）上，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穆尼尔・布什纳基如是说。

事实的确如此。近两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抢救和保护那些弥足珍贵、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被认为是“守望精神家园”和“记住回家的路”的民族复兴工程。

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

截至目前，中国已成功申报了四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和蒙古国联合申报的长调民歌。这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拥有代表作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不仅让世界了解了其灿烂的传统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对其他国家而言，更具有示范性和启示性。”在“非遗节”上，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详述了中国的保护工作：较早加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设立全国性的“文化遗产日”；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体系；建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等。

据了解，在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基础上，2007年，我国将在全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并申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工作：在山西，当地政府拉起“三张大网”抢救民间艺术瑰宝；在，大量采访民间艺人，收集图片、音像资料，发表学术论文和专著；在江苏，仅为保护昆曲，政府每年拨款100万元……许多民间人士也探索将商业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发展之路，成功地保护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

成都此次举办的“非遗节”，开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诸多第一，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首次以展示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高规格国际盛会。

据了解，“非遗节”邀请到24个委员国代表、50名观察员国代表参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特别会议，并首次制定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准入规则。来自非、欧、美、亚的11支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队伍，和来自国内11个省、市、自治区的21支表演队伍，共2000余位民族艺术家们在“非遗节”上激情展现了国内外30余种非物质文化艺术。

为了常态性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省和成都市还斥巨资建设了目前中国唯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目前，这座占地面积约2000亩的公园，已吸引了国内外70多家参展单位，在3万平方米的展区内，进驻了1000余项进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分为国际馆、国家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规划展、全国各省（区、市）展区、四川展区、成都分展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专题展区等7大版块。在展示我国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风情小镇里，集音乐、舞蹈、演唱、诗歌及习俗为一体的新疆木卡姆表演吸引了众多游人的注意，这种原生态、毫无修饰的地方艺术让许多人情不自禁地融入其中。

在专题展区，代表蜀文明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集中展示，有表演变脸吐火绝技的“川剧艺术展”；有世界木偶皮影艺术的佼佼者――“成都皮影戏木偶戏展”；有表现大批消失或濒临消失的四川民俗民风的民间画展；还有传统酿酒技艺展，专门表演泸州老窖、水井坊的酿酒技术。

不少传统文化在漠视中消失

“非遗节”上，许多专家指出，虽然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被幸运地重视和保护起来，但更多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文化却面临着被历史尘封、淘汰的命运。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田青说，对保护工作的淡漠和忽视，或者认识不足，扼杀了无数珍贵的、难以恢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经常激昂地指点着江山：这是新的，那是新的，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言语间满是自豪。对于当前中国最有力的保护或改造者――地方政府官员来说，“发展”是他们脑海中最重要的词汇，“变化”是最好的发展证明。而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敌”。

更大的危险，来自于普通百姓心中厌弃农耕文明遗留、渴望工业文明的思想观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广大农村地区，农民们渴望“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的愿望，正在使一个个美丽的村寨、古老的里巷消逝无踪。

以地方戏曲为例。据调查，20世纪50年代时，我国共有367个传统戏曲剧种，到目前已经消亡了100多种。一些极具特色的小剧种已成为戏曲史料，有的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音像资料。即使是仍然勉强留存的，大多数面临着后继无人、资金短缺、没有剧场、表演技巧消失等困难。

近年来，许多原藏于深山和雅室之中的原生态歌舞、音乐，逐渐撩开神秘面纱走近大众。然而，在赢得越来越多人认知和支持的同时，这些传统文化遗产却在过度的商业包装中逐渐扭曲、变形。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说，这常常让我想到赵丽蓉老师在“春晚”上表演的小品，好好的评剧非要加上流行伴舞和说唱，好像那才算“包装”，结果把原来的民族瑰宝搞得“四不像”。

还有一些现象令人担忧：有的人为了让地方戏曲有市场、有收入，就“大胆创新”，加入小提琴、大提琴、钢琴等；有的传统乐器表演，觉得单一了，就把古筝、古琴、琵琶等一股脑地合在一起，组成民族乐器大合唱；有的觉得传统工艺手工制作太慢了，就搞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最后假货遍地都是，无价之宝变成了10元、20元一个。

“短时间里，人们可能赚了一些钱。可从长远看，我们失掉了民族文化之魂。过度商业化、肆意包装，将无异于‘自掘坟墓’。”田青说。

“申遗”成功后的困惑

即使是已成功“申遗”的文化艺术，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以入选国家名录的蜀绣为例，这项与苏绣、湘绣和粤绣一起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绣”的技艺，因其传承主要依靠口传心授，工艺原始、产品单一，加之市场推广乏力，生存艰难。现在，四川只剩下一家蜀绣厂，而且绣工很少，年龄多在30岁以上，难有新鲜“血液”注入。近年来，四川的整个工艺美术行业普遍境况不佳，一些品种已面临失传或濒临失传的局面，仍旧传承的品种也因产销量小而大幅萎缩，遭遇生存危机。统计显示，四川工艺美术行业从1990年到现在的10余年间，企业数由184家下降到48家，销售收入从2.7亿元下降到3400万元。

当古琴被列为入“非遗”名录后，曾让其重要流派之一的川派古琴爱好者们兴奋了一阵子。但随后他们发现，申报成功后的古琴仍面临成为一种“死文物”的尴尬。“古琴本为雅乐，传播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局限性。即使‘申遗’成功，如果将其束之高阁，仍可能要失传。”成都一所古琴学校的校长说。可是，如果让古琴走出密室，也有很多问题。“我们曾经在成都热闹的三国风情街――锦里搞过一次公演，60多名古琴弟子同时献艺。那天的露天演出，音响效果不好，是我十多年来弹奏古琴艺术生涯中效果最差的一次，真担心把古琴的名声给毁了。”这位校长说。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不胜数，然而，许多地方政府却只对那些能够“申遗”成功的感兴趣。专家们担心，各地方政府在有限财力的情况下，对新一轮到来的“非遗热”，可能会采取“抓大放小”的原则，即保护几个重点项目，放弃无数星光点点的文化遗产。

（摘自《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2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